摘要：中国古代的刑罚，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砍头、凌迟、杖打，啥都有。流放，算是比死刑轻一档的重罚，专门用来对付那些罪不至死，但又得好好教训的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把罪人赶到边远地区的做法，叫“放逐”。到了汉朝，这套制度才算有了模样，史书《汉书》里提到，罪犯常被发配
中国古代的刑罚，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砍头、凌迟、杖打，啥都有。流放，算是比死刑轻一档的重罚，专门用来对付那些罪不至死，但又得好好教训的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把罪人赶到边远地区的做法，叫“放逐”。到了汉朝，这套制度才算有了模样，史书《汉书》里提到，罪犯常被发配到边郡或者更远的荒地，既是惩罚，也顺便让这些人去开荒。
流放地挑得可讲究，原则就是远、偏、苦。远到啥程度？得离京城十万八千里，交通不便，最好翻几座山、过几条河。偏到啥地步？人烟稀少，野兽比人多。苦是啥意思？气候极端，要么冷得冻死人，要么热得喘不上气，再不就瘴气毒虫满地跑。
这样的地方，罪人去了基本没啥翻身的机会。押送的路上，囚犯得戴着沉重的枷锁，靠双腿走，少则几百里，多则几千里。路上吃不饱，睡不好，风吹日晒，很多人还没到地方就倒下了。
为啥要流放？除了惩罚，还有更实际的目的。朝廷想通过流放，把这些“不安分”的人弄得远远的，省得他们在中原闹事。另一方面，流放地多是边疆，地广人稀，朝廷巴不得有人去开荒、种地、修城墙。
汉朝时，西北的敦煌、酒泉，常有流放犯被派去戍边，修长城，挖沟渠。唐朝的岭南，流放犯得砍树开路，建村子。清朝的宁古塔，囚犯被逼着种地、打猎，硬生生把荒地变成了粮仓。这种活儿，累得要命，但对边疆开发确实起了大作用。
流放不光是对个人的惩罚，还连累全家。汉朝的法律明文规定，罪犯家属有时候也得跟着流放，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史记》里，秦始皇把几万罪人流放到岭南修长城，家眷也得跟着受罪。
到了唐朝，流放更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得罪了皇帝或者权臣，动不动就被贬到天涯海角。唐玄宗时，杨贵妃的族人杨国忠掌权，多少官员因为反对他被发配到岭南，路上病死的不计其数。
流放还有个意想不到的作用——传播文化。流放犯里，不少是读书人，带着中原的知识和文化去了边疆。唐朝的岭南，流放的官员建学校、教书，慢慢让当地人学会了汉字和儒家经典。
宋朝的海南，流放的文人抄书、讲学，硬是把荒岛变成了文化传播的角落。清朝的宁古塔，有些囚犯甚至把手抄的诗集留了下来，成了后人研究历史的宝贝。这些文化活动虽然不起眼，但确实让边疆的面貌有了变化。
宁古塔是清朝流放的重头戏，提到它，很多人脑子里就是冰天雪地、苦不堪言的画面。这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宁安市和海林市一带，离哈尔滨不算太远。清朝初年，这里是满洲的边疆，冬天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
夏天也好不到哪儿去，沼泽遍地，蚊虫多得能把人逼疯。清朝的宁古塔，不光是流放地，还是军事要塞，周围驻扎着八旗兵，专门看管这些倒霉蛋。
流放宁古塔的，啥人都有。大臣因为得罪皇帝被发配，官员因为贪污被抓，读书人因为写文章骂朝廷，全都可能被扔到这儿。《清史稿》里记载，康熙年间，吴兆骞因为科场舞弊案被流放宁古塔，差点没冻死。
流放的路程长得吓人，从北京到宁古塔，得走上好几个月。囚犯得戴着脚镣，靠双腿一步步挪，路上风雪交加，粮食不够，很多人倒在半道上。到了地方，生活更惨，朝廷不给啥物资，囚犯得自己种地、打猎，稍有懈怠就被鞭子抽。
宁古塔的流放犯，对当地的开发贡献不小。他们修路、建房、种粮食，硬是把一片荒地变成了能住人的地方。清朝政府还让流放犯跟当地人通婚，慢慢地，宁古塔从军事据点变成了真正的城镇。今天的宁安市，有名的镜泊湖就在附近，风景美得像画，游客络绎不绝，谁能想到几百年前这儿是流放犯的苦地？
房陵是汉朝的流放重地，今天是湖北省十堰市房县。这地方在秦巴山区，山高林密，路窄得牛车都费劲通过。汉朝时，房陵被叫做“蛮荒”，因为它离中原太远，周围全是山，交通闭塞。夏天湿热，瘴气弥漫，毒虫满地跑，冬天又冷得要命。流放犯到了这，基本就跟与世隔绝差不多。
汉朝的房陵，专用来对付宗室和高级官员。《汉书》里提到，汉武帝时期，宗室谋反的，十有八九被发配到房陵。流放的路上，囚犯得坐破牛车，颠簸在山路上，车轮常被石头卡住。
到了房陵，生活条件差得离谱，住的是草棚，吃的是杂粮，很多人因为瘴气和疾病，没几年就死了。朝廷派来的官吏，根本不管流放犯的死活，只管让他们干活，修路、开荒、建城墙。
房陵的流放犯，也给当地带来了变化。他们开垦荒地，种粮食，建村子，慢慢让这片山区有了人气。汉朝的房陵，后来成了重要的交通节点，商路逐渐发达起来。现在的房县，靠着生态旅游火了一把，武当山就在附近，游客来来往往，房陵的“蛮荒”标签早就被甩掉了。
岭南在古代是个大概念，差不多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甚至还有海南的一部分。唐朝时，岭南是流放的代名词，尤其是潮州、雷州这些地方，离中原远，气候湿热，瘴气毒虫多，中原人去了基本活不长。海上交通靠木船，风浪一大，船翻了人就没了。陆上的路也好不到哪去，丛林密布，土匪野兽随时冒出来。
唐朝的岭南流放，专治各种“不听话”的官员。韩愈因为上书反对皇帝迎佛骨，被贬到潮州，差点没折腾死。《全唐诗》里，韩愈写了不少诗，抱怨潮州的苦日子。
流放犯到了岭南，得干体力活，砍树、开路、修桥，累得半死。朝廷给的物资少得可怜，很多人靠跟当地人换粮食才活下来。押送的官差态度恶劣，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人，根本不管流放犯能不能扛得住。
岭南的流放犯，对当地的开发作用特别大。他们带来了中原的耕作技术，教当地人种水稻、建水利，慢慢地，岭南从荒地变成了粮食产区。韩愈在潮州还办了学校，教当地人读书识字，影响了好几代人。
崖州是宋朝流放的终极目的地，今天是海南省三亚市。这地方四面环海，离中原远得要命，古代去崖州全靠木船，海上风浪大，台风一刮，船毁人亡是常事。到了崖州，生活条件更差，热带气候让人喘不过气，毒蛇蚊虫满地跑，粮食匮乏，流放犯得自己种地、捕鱼。
宋朝的崖州，专用来对付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儋州（崖州的一部分），住了几年，差点没饿死。《宋史》里记载，苏轼在崖州住茅屋，吃不上肉，病了也没药，全靠当地人接济才活下来。流放犯的生活，基本就是自生自灭，朝廷不管，地方官吏也懒得管，很多人没熬过第一年就死了。
崖州的流放犯，硬生生改变了海南的面貌。苏轼在儋州办学校，教当地人读书，传播儒家文化，还教人种地、挖井。现在的三亚，是旅游天堂，沙滩、椰林、酒店，哪儿还有当年的影子？但苏轼的祠堂还在，游客去那儿，总能想起他当年的苦日子。
今天的宁古塔、房陵、岭南、崖州，早没了当年的苦相。宁安的镜泊湖，房县的武当山，广东的珠三角，三亚的沙滩，都是旅游热门地。这些地方，从流放犯的“地狱”，变成了现代人眼里的“天堂”。但历史痕迹还在，宁古塔的遗址，潮州的韩愈祠，三亚的苏轼祠堂，都在提醒人们，这片土地上曾有过多少苦难和奋斗。
流放制度早就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消失了，但它留下的故事，值得人好好琢磨。它不光是惩罚的工具，还推动了边疆的开发和文化的传播。站在今天回看，流放地的变迁，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苦难中走来，靠着一代代人的努力，变成了现在的繁荣模样。
来源：卡比獸pa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