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学学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学探索

B站影视 2024-12-06 20:40 1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路径。

科学学作为一门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的综合性学科,由于其特殊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科学学无疑应该是我们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视角之一。

为此本文着重阐述了科学学何以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时代科学学等三个问题,力求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的理论智慧。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论述,“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他还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

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代表着生产力的跃迁和质变。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手,其催生的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不仅将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竞争格局重构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质生产力时代的崛起,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迎来一场全面深刻的战略性变革。

当前,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宏伟壮阔的实践已经在各行各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已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等各种视角来研究新质生产力时代背景下的各种问题、经验、规律和对策,但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从科学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而科学学的特殊学科性质,又决定了科学学无疑也应该是最重要的视角之一。

鉴于此,本文拟从科学学视角出发,着重围绕科学学何以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科学学可以如何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代背景下的新时代科学学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谋在深处:科学学何以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能否对另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起到支持作用,本质上显然要看这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是否有它独特的视角,能不能对另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洞见和支持。

对照科学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发现科学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殊优势,有条件为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科学学与新质生产力之间有大量交叉领域存在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来说,目前亟须研究的问题主要有如何准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典型特征、生成逻辑、战略地位,如何准确认识新质生产力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联,如何准确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识别并进一步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与主攻方向,如何科学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何尽快建立起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如何系统化地完善新时代的发展政策体系以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的全面发展等。

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质问题是开展对科技创新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研究。而对于科学学来说,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它在本质上主要研究的也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包括如何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如何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如何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等问题。

钱学森在《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中写道,“什么是科学学?我认为: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3]。

由此可见,科学学与新质生产力这两个领域之间有明显交叉或高度叠加的部分。

不仅如此,因为科学学在本质上研究的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问题,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或者说根本动力也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才催生了当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两者在研究重点、研究目标和研究逻辑等方面也是高度相通、高度一致和高度同质的。

科学学可以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系统方法论

新质生产力虽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它的形成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生产变革过程。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一定要站在一种战略高度来认识,它是一个战略性概念,是一个包含政治概念、学术概念与产业概念“三位一体”的复合概念。[4]

要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个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科学论断,要求我们必须从系统化方法论视角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整体性的分析。

而科学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的交叉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对科学进行整体研究的综合性新兴学科,由此决定了科学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系统性、横断性等特征,具有母体学科和元研究的性质,这种天然又独具的学科性质是其他一般性学科所不具有的。

所以,科学学思想,事实上也就是管理和规划科学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因此它可以很好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系统化的思想武器,而新质生产力在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确实需要这样的思想武器来总结经验、指导实践、规划未来。

我国科学学界的人才与成果储备已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科学学在我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学科门类齐全、老中青结合的人才队伍。

据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秘书处统计,截至2024年8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已有注册会员8000余人,下设6个工作委员会和34个专业委员会。

作为全国一级学会,研究会拥有一大批从事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研究会自1982年6月成立以来,为发展我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工作、推动我国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开展了各项活动,已经产生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举国体制、科技人才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主办或合办的学术期刊有《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新与发展政策》(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5]

显然,这些优势是其他学科很难相比的。换句话说,我国科学学界在对科技创新的研究、政策创新的研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研究、新型基础设施的研究、扩大对外开放的研究、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研究、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机制的研究、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都已有比较好的人才储备和科研成果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科学学界有信心也有能力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自己学科视角的智力支撑。

干在实处:科学学如何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曾指出:“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科学战略学。”他的不朽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科学学的奠基性著作,该书既论述了“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论述了“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包括培训科学家、改组科研工作、进行科学交流、筹措科学经费、发展科学战略、用科学改造社会等。[6]

由此可见,科学学的作用和影响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当然,科学学界要发挥出好的作用,就需要有一种好的组织、规划和落实,包括战略和战术上的。

战略上要开展好有组织的科研:凝聚力量、群策群力

回顾我国科学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我国科学学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不断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自己的学科贡献中赢得自己的学科地位的。

我国科学学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深入研究关乎科技创新进步、科研体制机制、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政策的关键问题,深刻剖析我国科技发展中的政策难点、体制堵点和现实问题,肩负着面向国家发展需求,提供科技战略咨询和指导创新实践的历史使命。

广大科学学研究者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7]

当前我国正进入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时代,国家在《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已经明确了近期的工作重点和要点。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8]

这好比是吹响了集结号、冲锋号,我国的各行各业也都在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实践中。

就我国科学学界或者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来说,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动员和凝聚各个专业委员会、各个学科研究方向的力量,群策群力开展好有组织的科研,其主要任务就是及时跟踪、梳理和发现新质生产力研究中的发展重点、主要问题和挑战,然后对照学会下设的各有其长的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学所属的各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优势,对其进行有目标有组织的科研攻关。

笔者构建的有组织科研战略框架示意图见图1。其中外圈层代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下设的各个专业委员会力量,中间层代表的是科学学所属各主要研究方向力量,中心代表的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各种相关研究需求。

图1 科学学界有组织科研战略框架示意图

战术上要完成好每一项高质量的科研:专业视角、科学献策

宏观战略框架明确以后,还需要战术上的具体落实。对于科学学领域的每一个专业委员会和每一个研究方向来说,其主要责任则是要发挥出各自的研究优势,开展对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研究。

举例来说,比如对于技术预见专委会、技术创新专委会、生态环境与绿色创新专委会等来说,可以在聚焦关键技术领域,研究技术变化趋势,规划未来技术目标,制定具有先导性、战略性、前瞻性、引领性的技术路线图,助力新质生产力时代识别技术趋势、研判技术机会、制定研发计划、决定技术投资优先级,为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指引方面发挥作用。

科技人力资源专委会、科研组织管理专委会等可在研究分析科技人才队伍的总体分布、结构变化和群体特征,绘制科技人才分布、人才结构、人才缺口等组图,建设相关领域科技人才数据库,为制定科技人才发展战略,识别培养战略性人才、前置锁定尖端人才、精准吸纳海外人才奠定基础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企业创新与产业政策专委会、科技成果产业化专委会等则可在聚焦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通过分析产业基础、发展状况和创新趋势,结合国家政策、上下游产业链分布和相关企业发展等条件,研判产业发展方向、创新制高点和实现路径,及时提出产业发展政策建议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由于科学学涵盖的研究方向众多,各专业委员会的侧重点和特色也丰富多样,下面以科学学中的科学计量学方向为例,阐述科学学如何为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智慧。

科学计量学是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方法计量科学研究成果、描述科学体系结构、分析科学活动的时空特征和运行机制、探索科学活动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科学计量学更擅长在跟踪分析和评估新质生产力的成果分布、人员(作者)分布、领域(机构)分布、合作方式、主题演进、知识来源等方面作出贡献。

图2~图4是笔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2023年9月—2024年7月期间发表的论文数据后所绘制的一组知识图谱(数据检索时间:2024年7月20日)。不言而喻,这些由科学计量学视角出发绘制的有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谱系式版图,可以为我们深刻洞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结构、发展过程和发展逻辑提供认知地图,有利于我们对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高产作者的合作网络、新质生产力研究在行业领域的扩散进展情况等问题形成一个比较系统、客观的认识,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分析。

图2 新质生产力研究主题图谱

图3 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高产作者合作网络

图4 新质生产力研究主题的扩散进程(按月份绘制)

显然,如果我们再从其他科学学视角出发进行更多类似的研究,也都同样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发现和启示,从而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更多的智慧力量。

勇立潮头: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时代科学学

中国科学学发展的起点是钱学森1977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著名论文,文章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时,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9]

时光荏苒,科学技术的进展相比于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有天壤之别,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已经拉开序幕的新时代,无疑要求科学学研究作出合格的回应。因为,对于科学学来说,这既是使命与责任,也是开拓和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按照我国科学计量学创始人赵红州的口头禅:“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现在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向新的目标进发,即发展新时代的科学学,开创新质生产力时代我国科学学的新局面。

坚持科学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

对于科学学的学科定位,不少专家学者都有论述。比如钱学森1980年在《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为创刊而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科学学是一门社会科学”。[3]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逐渐来临的新环境下,当前科学学研究也呈现出了高度推崇数据驱动的发展态势,以致有的将这种数据驱动的科学学认为是一门新兴学科。

对此不少学者近期也专门作出了回应。

比如,陈悦提出,科学学是以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为目的的,其创生是基于马克思的“科学与社会是统一的”这一基本观点。中国科学学具有突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一门涉及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10]潜伟认为,中国科学学研究发展的道路,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不同于现在部分美国学者提出的数据驱动的“科学学”,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科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一定历史、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社会和学术制度,轻视这些因素只会带来严重后果。[11]

对此,笔者也非常赞同科学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而不仅仅是数据驱动的科学学

不言而喻,随着新质生产力时代的逐渐来临,数据和技术无疑都将源源不断地加速产生,这固然有利于科学学界利用强大的新工具和新技术来分析和理解激增的科学大数据并得出更精细化的结论,但这仍然不是科学学的全部。

笔者认为,科学学本质上仍然归属于社会科学,与数学、统计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密切相连,其学科知识基础包括管理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数学、统计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知识等。

因此,在新质生产力新时代,中国科学学在未来发展中,在追求数据化、精细化的同时仍然必须要坚守综合、交叉的社会科学特质,这是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也是科学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鲜明特征。

坚持始终不渝地精进技术

有学者认为,1977年科学学作为一门考察科学研究活动并总结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学科在中国被正式提出,之后的近半个世纪,贝尔纳范式下的中国科学学研究经历了从定性思辨到数理统计、再到科学知识图谱的演变路径,钱学森、赵红州和刘则渊是其发展各阶段中的三个不容忘却的代表性贡献者。[12]

笔者基本认同这个说法,但认为第三阶段的代表性贡献者中最好能加上信息可视化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陈超美——的名字,因为正是他开发了CiteSpace系列应用软件,从而使国内的科学学界能够快速进入到知识图谱可视化时代,也为未来科学学家应该始终不渝地精进技术作出了示范。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研究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科学学,需要以新质生产力武装自己的科学学家来研究,对于未来科学学家的培养和筛选来说,我们要特别重视那些掌握了大数据、机器学习、数学建模、人工智能等最先进技术的科学学人才,他们未来的目标是开发出能够高效承担新质生产力时代海量数据处理的不知疲倦的科学学家,我将他们称为“机器科学学家”或“人型智能科学学家”,这些机器科学学家能够高度自动化地检索、阅读、计算、分析某一领域的文献,并能够筛选出具有独特价值的数据供人类科学学家进一步筛选使用,从而进入人-数据-机器协同的智能化知识服务新时代。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科学学领域的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贡献者应该属于开发出这类“机器科学学家”的科学学家。他打造出了新时代科学学的金刚钻,发展出新时代科学学的尖端武器和学科重器,更加捍卫和巩固了新时代科学学作为高阶学科的学科地位和学科荣耀,所以他也才可以成为第四阶段科学学的代表性贡献者,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学家能早日出现。

坚持开放包容和交叉集成

从学科发展路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开放包容和交叉集成策略一直就是科学学的灵魂,科学学区别于其他一般学科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它一直吸收整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并大量使用数据,它的本身是受益于自然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涌入和合作的。[13]

在新质生产力时代,科学学界显然要继续继承这种传统,通过集聚新质生产力时代的各学科优势,继续不断拓宽学科发展空间。

展开来说,即要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需要,高度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先进技术发展,主动适应新技术变革,加强新技术应用,推动新时代科学学研究的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不断拓展学科外延,集聚各学科力量,促进学科交叉,促进知识、数据、信息、情报、技术、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协调发展,既服务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同时也服务好行业实践需求。

作为科学学研究者自身来说,则要在跨学科视野的培养上、信息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上、国际国内两个学术场域的学术交流上全面努力,以交叉集成之策,不断推动新时代科学学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1).

[2]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3] 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为《科研管理》创刊而作[J]. 科研管理,1980(1):3-8.

[4] 曾宪聚,曾凯.新质生产力:复合概念、发展基础与系统创新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5-15.

[5]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简介. http://www.casssp.org.cn/

[6] 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潘教峰.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3,41(01):1-2.

[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9]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N].人民日报,1977-12-9.

[10] 陈悦,王智琦.数据迷雾下渐行渐近的科学学[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10):70-81.

[11] 潜伟.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2,40(01):1-3.

[12] 王国燕,徐飞.中国科学学研究的范式演变[J].科学学研究,2021,39 (03):385-392.

[13] Fortunato S,Bergstrom C T,Börner K,et al. 2018.Science of science[J].Science,359(6379).

-本文选自《世界科学》杂志11月刊“科学学探索”栏目。文章作者汤建民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教授,浙江省社科发展研究和评价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学、评价学-

来源:世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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