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恶意举报”像幽灵一样在每一个平台游荡。作为自媒体创作人，似乎谁都逃不掉“它”的纠缠。如果你说“它从来就没有走近过我”——那恭喜你：要么你是幸运的，要么你的作品流量还不够“火”，还没有动到别人盘子里的“蛋糕”。

当下，“恶意举报”像幽灵一样在每一个平台游荡。作为自媒体创作人，似乎谁都逃不掉“它”的纠缠。如果你说“它从来就没有走近过我”——那恭喜你：要么你是幸运的，要么你的作品流量还不够“火”，还没有动到别人盘子里的“蛋糕”。

最近，山东某主播因竞争对手雇佣水军恶意举报而被迫停播，其背后五万多元的设备投入、七万的办公场地成本与半年心血付诸东流的遭遇，正是网络空间恶意举报乱象的缩影。这种以举报为武器的不正当竞争，不仅破坏了平台生态，也碾碎了创作者的生存希望，亟须从平台监管与权益保障两个方面寻求破解之道，让受害者心暖，让恶意举报者胆寒。

从媒体披露的案例来看，平台流行的各种恶意举报，早已超越观点争锋、个人恩怨的范畴，已经演变为一种规模化、产业化的网络公害，对平台生态与个体权益带来了双重冲击。

就平台而言，恶意举报最直接的危害是毁掉了审核体系的公信力与效率。当前，一些平台大多采用“AI初筛+人工复核”的审核模式，而网络水军则通过“刷量举报”、同质化的“虚假举报”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制造海量的虚假违规线索，迫使平台的审核资源向“伪问题”倾斜。这种“信号污染”不仅降低了对真实违规内容的甄别效率，更让平台陷入“误判则伤害创作者，轻判则纵容违规”的两难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当举报沦为商业竞争工具，平台的规则公信力将被严重侵蚀——以山东烟台梁女士为例，即便她向平台提交了全套的产品资质证书，但她的申诉仍然被平台驳回——这种结果直接动摇了创作者对平台公平性的信任。

就个体权益而言，恶意举报堪称自媒体的“生存绞杀器”。对普通的创作者而言，账号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其长期投入的心血结晶。梁女士的账号因恶意举报被平台永久关停带货功能，瞬间切断收入来源，她前期积累的粉丝与商业价值随之化为乌有。这种伤害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侵害：物质上，设备、场地、人力等成本无法回收；精神上，创作者的尊严与创作热情遭受毁灭性打击。更令人无奈的是，恶意举报的隐蔽性让梁女士这样的受害者往往陷入“举证难”的困境，维权之路可谓步履维艰。

我是一个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工作数十年；同时也是一个自媒体人，在今日头条和百家号也有个人账号。我与山东烟台梁女士不同的是，我不是以此为谋生的工具，只是凭个人的喜好，凑个热闹。尽管如此，依然没能逃脱恶意举报。也曾向平台申诉，甚至向国家网信办举报，但是都如泥牛入海……因此，当我看到梁女士的遭遇时，对她的求助无门和内心的伤痛是感同身受的。我只想问问平台的监管者们：当你们看到梁女士遭受的伤害时，你的良心会疼吗？

治理恶意举报乱象，既需要平台筑牢技术防线，也需要法律与制度为个体权益保驾护航，形成“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救济”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平台作为规则的执行者与生态维护者，必须提升自身的监管能力以应对恶意举报带来的挑战。可以强化智能识别技术，通过更新算法模型，精准捕捉异常举报特征，如短时间内来自同质化账号的批量举报、缺乏实质证据的模糊举报等，对可疑举报启动自动过滤机制。可以优化审核的流程设计，对涉及账号封禁、功能关停等重大处罚的举报，强制升级审核的层级，引入“交叉复核”与“证据核验”环节，要求审核员对举报内容与被举报方举证进行双向比对，同时杜绝审核员与恶意举报者的私下串通。此外，还可以建立举报者信用机制，将恶意举报行为记入用户信用档案，对多次参与恶意举报的账号采取限流、禁言甚至封号处罚，从源头遏制举报滥用。

个体权益的保护，需要法律威慑与制度救济的双重支撑。近日，山东莱阳警方打掉10个水军团伙、抓获42名涉案人员的案例，彰显了司法机关打击此类行为的决心。

恶意举报的产业化特征决定了治理需多方协同。监管部门应强化网信、公安等多部门信息共享与案件督办机制，对网络水军黑灰产业链实施全链条打击，从源头摧毁恶意举报的供给端。平台与监管部门可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如抖音曾封禁3000余个恶意举报水军账号，通过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此外，创作者也需要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留存直播与运营证据以应对突发状况。

网络举报本是维护公序良俗的“安全阀”，却在恶意滥用下沦为伤害他人的“凶器”。山东主播的遭遇警示我们：平台生态的健康，既需要高效的监管体系，更需要坚实的权利保障。唯有平台筑牢技术防线、法律明晰责任边界、社会凝聚共治共识，才能让举报回归监督本质，让创作者在清朗的网络空间中安心耕耘，实现平台生态与个体权益的良性共赢。（关前）

来源：正能量直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