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距这番对话不到三个月，叶飞已经坐在交通部那张旧木桌后。对海港运输，他的确“门儿清”不多，然而复出的第一纸任命昭示了中央的急切——内河堵、海港乱，工厂原料进不来、成品出不去，全国物流像被一只无形手攥住咽喉。统计处那摞报表冰冷地写着：一年压船压港时间累计超两百万小

“1975年春天，你真要去天津动那摊浑水？”王震推开窗，话音压得极低。叶飞只答了仨字：“非去不可。”

距这番对话不到三个月，叶飞已经坐在交通部那张旧木桌后。对海港运输，他的确“门儿清”不多，然而复出的第一纸任命昭示了中央的急切——内河堵、海港乱，工厂原料进不来、成品出不去，全国物流像被一只无形手攥住咽喉。统计处那摞报表冰冷地写着：一年压船压港时间累计超两百万小时，内河货运量跌回十年前水平。局面再拖，经济复苏便是空谈。

叶飞翻完材料，吐了口气，操起作战图惯用的方式给自己列了四条“战役目标”：买船、扩港、援外、落实政策。但他清楚，枪林弹雨的阵地能靠冲锋，港务系统却绕不开体制里的派性。1970年代初形成的“造反派班底”占着码头，船来船走都得看他们脸色，规章制度形同废纸。要想让航道畅通，必须先让港口“去火气”。

试点选哪儿？上海硬碰硬代价太高，南方几个中型港口又缺示范效应。叶飞把指尖落在海河入海口——天津港。这是华北最大的出海口，也是北京工业北上的生命线，距离中央最近，成效成败中央看得见。选天津，既是棋高一着，也是给自己上紧箍。

到港第一天，叶飞没开动员会，而是登上“海河一号”拖轮，挨个码头看。靠岸的化肥船刚卸完，作业面上白茫茫一片。工作人员抱着扫帚，化肥颗粒像沙子一样从跳板缝流进海里。53000吨货物，跑冒滴漏370吨，损失及污染谁来买单？有人回一句：“老规矩，算自然损耗。”一句话，道尽多年陋习。

叶飞并未发火，他让工人继续干活，自己却回到港务局翻查值班记录。卸货不按规程、吊机超负荷、夜班无灯照，这些问题在厚厚几本日记里明晃晃。问题找到了，人却不好动——派性头头多是码头骨干，一撤就可能引发停港。叶飞抬眼对身边的安全科干部说：“先定三件事：谁不改规程，谁不戴袖标，谁阻工，立刻停职学习。”

整顿刚起步，阻力就来了。天津市里部分负责人担心“刮风下雨”波及地方稳定，电话一通接一通。有的甚至委婉暗示：“港务系统问题复杂，缓一缓。”叶飞握着话筒一句不让，末了丢下一句：“我是管港口，不是管政治，港口塌了政治也得跟着塌。”

很快，阻力升级。港内几个大队长串联工人夜间停工，前台理由是“设备维护”，实际意在拖垮整顿节奏。叶飞将情况写成专报，亲自上楼敲开王震办公室门。王震眼睛眯成一线：“你知道那边谁在撑腰？江青点过名的。”叶飞点头：“我懂，所以更不能退。”

中央随后下发13号文件，重申九号文件精神，明确“凡以派性干扰生产，一律先停后议”。文件像一记闷棍，港内“造反派班底”接连表态“愿意接受组织安排”。叶飞趁热打铁，调来外地一支海军工程分队协助装卸，重新划定劳动定额，增设安全督导岗。两个月后，天津港平均靠港待泊时间缩短三分之一，货损率则从千分之七降到千分之一点五。

天津港一稳定，青岛、大连、连云三座港口整顿方案紧接着铺开。模式几乎复制：先派调查组入场，抓安全漏洞，再拆派性“山头”，最后用制度锁死流程。1976年上半年，全国港口卸载效率较1974年提高了近40%。一纸不起眼的统计公报，成为交通部交出的第一份像样答卷。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整顿并非简单的“清查+换人”。叶飞借机推动了三项制度创新：一是港口、外运、船代三方信息联网，当时还没有计算机，只能用“快速电报+人工对账”，却硬是做到了船舶到港信息即时共享；二是把安全生产与工资挂钩，工人每月领到的绩效表上，违规次数清清楚楚；三是启动“七海计划”，挑选技术能手去新船厂盯建万吨级远洋货轮，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的早期骨干。

1977年，叶飞转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到福州临行前，他再次踏上天津码头。海风裹着咸味，一排排新焊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堆到天际线。老工人围过来，递上一包盐汽水糖，憨声说：“叶部长，当年您说码头塌了政治得跟着塌，现在好了，桩子都打牢了。”叶飞没多话，只拍拍他们肩膀，转身上车。车轮碾过新铺的柏油，留下深深胎印，却再也不见当年的乱象。

整顿天津港，看似“太岁头上动土”，实则是一次精准的体制手术。压船压港的症结不只在铁锈斑斑的吊机，更在混乱的管理和无序的派系。叶飞敢硬碰硬，不靠空喊口号，而是用调查结果说话，用制度固化成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港口一通畅，沿海工业带活力倍增，华北粮棉与化肥、钢材的运输再未出现大面积积压。对于那个正处在过渡期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剂及时、有效且不含掺水成分的强心针。

来源：小妹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