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以穆斯林为主，他们富甲一方，垄断着丝绸贸易，甚至拥有自己的管理者和司法体系。然而，这场屠杀让多达12万名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丧生，其中大

广州的血与香：一座城的远洋命运

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以穆斯林为主，他们富甲一方，垄断着丝绸贸易，甚至拥有自己的管理者和司法体系。然而，这场屠杀让多达12万名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丧生，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商人。黄巢军不仅屠城，更是大肆砍伐桑树，切断了丝绸贸易的命脉。这一系列打击使得曾经繁华的广州蕃坊衰落萧条，昔日络绎不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中断。

可到底是怎么让一座城市忽然失声？谁在城墙上最后一次吹响号角，谁在暗巷里把孩子按到怀里？更重要的是，风从海上吹来时，那些跨洋而来的人的心里，是不是早有一层寒意在结冰。

说句生活点的，广州这地方，海风一进城，盐味和香味就混在一起。好东西爱往港口挤，这几个字在唐代更明显。从波斯湾一带来的船队，船肚里装着宝石、香料、草药和那些说不上名字的异域货，卸在码头，抬进蕃坊。行人驻足，手指在布匹上捻一捻，问一句“几钱一尺”；而那些远道来的商人，眼睛笑着，心里却有账：今朝卖多少，能不能再换一批更精的沉香。

这些人里有不少后来把中文名写得漂亮的人。有人考了科举，穿上官服，坐在衙门里说话掷地有声。类似李彦升、石处温那样的名字，读起来是地道的汉字，背后却是海风与父辈的航海图。别说“外商”，他们压根是城里人——挣着暴利，也干着读书做官的正经事。

再往内地看，蜀地的故事有点柔情。“土生波斯”的标签，落在某一家人身上：李珣写诗，字里行间有酒有香；他姐妹或兄弟有人做生意，贩着香料，路过成都的桥，就像把一截海路揣在袖口里。听起来像传奇，其实不过是：换个地方谋生活，慢慢就把根扎下去了。

广州的蕃坊那会儿是个小世界。自管自的，有长老管日常，商议事宜不总是拿官府的条文，更多看经文和祖辈的规矩。谁跟谁起了争执，先请同族里懂事的人来劝；过不去的坎，再去找城里的大人。这样一来一往，既笼在一层不打扰别人、也不被人打扰的保护膜里，又跟城里生活紧紧缠在一起。

把镜头往前拉，公元751年的怛罗斯那场仗，打输了，这是事实，可换来的另一层东西，后来人更愿意说：技术、工匠、见识。战场之外走动的人，把织物、纸、手艺带来带去，路反而更宽了。唐朝的一个书记官，杜环，命途多舛被带到“西边”的世界，待了十个年头，回到长安，把见过的风土人情写成一本书。隔着字，我们可以猜：那时的唐人对伊斯兰的想象，不再只是一句“胡人”，而是具体的市井和祈祷时的静默。

钱是最直接的纽带。香料、宝石、草药的利润高得吓人，连街头的打油诗都拿“波斯”来调侃。说起来，笑的是别人的钱多，羡的是自己的口袋浅。听起来像市井小话，恰恰说明：这些海上来的人，已经成了城里人谈天说地的那部分。

广州的穆斯林群体曾拥挤到上万，在海路的节拍里成为最能赚的那一拨。他们做买卖、立清真寺、婚丧嫁娶一应俱全，日子过得扎实。你去西安，去广州，都能看见那种拔地而起的天房，尖顶背对着风，提醒路人：这里的信仰也落了根。

然后，是那一年。起义军的旗帜在城外密密匝匝，鼓声起，城内人心纷乱。广州城里本来就杂，做丝的、卖香的、念经的，穿着不一样，说话调子也不一样。蕃坊的人习惯自管一摊事，遇到大事就硬着头皮往前顶：有人组织守备，有人筹粮，有人往码头打听消息。那点骨气，不夸张地说，是财产和性命捆在一起的求生。

数日鏖战，城终于破。冲进来的队伍不辨谁是谁，衣着成了靶子，皮肤成了标签。刀和火像是要把一座城重写。有人往珠江跑，换来的不是彼岸，是慌乱里的一口水；有人躲进仓房、民居，最后还是被一间间搜出来。说到数字，有人讲是二十万，有人说十二万，冷冰冰的笔底下其实是无数家庭的名字从此没了声音。

杀戮之外，还有一招狠的——桑树成片倒下。养蚕的根断了，丝路的心脏跟着停跳。蕃坊的市集从那天起只剩下破墙和灰烬，码头的货栈烧成一地黑。黄巢的怒火不只是拿城、抢粮那么简单，像是在向某种旧秩序宣战。这话说得重，但当时许多人就是这么感的：几十年里城里谁最富、海上谁说了算，忽然全被抄了底。

幸存者能跑的就跑。有人去暹罗，有人去爪哇，后来马六甲成了新的热闹地。更长的时间河里，连更远的港口也被卷进来——这条线一路延着走，到很后面，人们才把“新加坡”这样的名字贴上去。那是另一个年代的故事了。总之，中国这边的港口，突然少了那些熟悉的面孔。

有些阿拉伯商人开始避开中国，转到日本、朝鲜去做生意。广州这头，官府也不是没努力，出了一堆宽松的举措想把人再请回来。可有过一次血光的人，总会多想几层：船要不要继续往这边开，货要不要压在这座城里？小心是人之常情。

再下一幕，是宋朝。海路重新有了秩序，朝廷设机构专管洋船和关税，规矩比以前明了。广州不再被某一拨商人一家独占，东南亚来的多，倭人、高丽人也进港，他们带着自己的货、自己的路数。阿拉伯来的不绝，但那声势已不是唐时的样子。

元朝对外来的态度偏宽，广州有专门的衙门管蕃坊事务，调解纠纷、维持秩序。新的穆斯林社区也在这片土地上慢慢成形，但更多是和本地的生活彼此渗透，不再是一座“城中之城”的独立态势。

明朝的浪更大，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像被大手重刷了一遍。联络是有的，气派是足的，但贸易的格局与唐人的想象已经完全不同。再到清初的海禁，最后留下一个口岸对外——广州。远洋的对象也换了面孔，欧美的商船占了主舞台。

这一路下来，广州的穆斯林群体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角色。从曾经呼风唤雨的主力，变成众多商贾中的一支，低调、务实、在街巷里安身。走到今天，怀圣寺的塔还立着，某些老街的名字、某些家族的姓氏，都像在低声提示：别忘了，这座城曾经把海上另一端的人当邻居。

历史这东西，讲起来总像长河，其实是无数具体的饭菜、账本和哭笑。黄巢之乱给广州留下的，是血，是灰，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断裂。但城没死。过了若干年，它又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国际化都市，霓虹在水面上晃，机场一天几十个航班起落。人说广州的气质是包容，是开放。是啊，这些话没有错，只是我有时会想起那段史，问一句：一座城的胸怀，是不是也要靠一次次重新练出来？

风还是从海上来，带着盐，也带着陌生人的故事。我们读到那些名字、那些数字，心里总会拧一下。到底该怎么守住彼此的信任，不让一座城再变成统计表里的黑字？也许没有答案。也许答案就藏在某个清真寺的晨光里，藏在码头工人的汗水里，藏在一个外来人和本地人见面时点头那一下。历史不求完满，它更像一条不断回响的航线，走走停停，风浪过后，仍有人把船开向远方。

来源：热情的溪水d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