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吗？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既定事实。周恩来总理用他的一生向世人证明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如果时间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他去往法国留学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说他当时信仰别的什么主义，而是说此时的周恩来还没有形成
生离与永别：周恩来在法兰西的转弯处
周恩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吗？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既定事实。周恩来总理用他的一生向世人证明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如果时间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他去往法国留学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说他当时信仰别的什么主义，而是说此时的周恩来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信仰。
可事就常常怪在“没有固定”上：脚下路多到眼花，三岔五岔，年轻人难免犹豫。法兰西的咖啡馆里，人声鼎沸，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内更乱，军阀闹剧一轮接一轮。周恩来那时做的多是“先把火头压住”的实事：组织、游行、写文、演讲，救急，真心救命，但问到“最后要靠哪一条路救这个国家”，他也在找答案。
转折来得很具体，不是书本上的“灵光乍现”。1922年，远在巴黎的他给国内觉悟社写了一封信，话不多，但意味很决绝：他告诉同伴，自己已经认定了要追随的那条道路，不再摇摆，而且愿为之奔走鼓呼。信里还附了首诗，题名很直白，叫《生离死别》。读诗的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黄爱。
黄爱这个人，和“传奇”恰恰相反。他不是一出场就自带光环的人物：湖南常德的小城子弟，家境一般，年轻时也干过学徒活，油灯下握过算盘。后来读到工业学校，脑子灵，也勤，毕业后在电灯公司当技术工。听起来挺平常吧？但他心里的那团火，专指向工厂的汽笛声——他觉得国家要强，终究要靠机器轰鸣，靠工人的手。这种执拗，既朴素又倔强。
他北上天津求学时，正碰上那股新潮之风。报馆里纸墨味很重，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做编辑，纸堆里就遇到了周恩来。两个年轻人，一边写，一边跑，一边挨抓。周恩来拉起觉悟社，黄爱也进了社——朋友从此成了“同志”，这个词在他们身上不抽象，是肩并肩挤在狭窄的屋子里，商量今晚去哪张贴标语的那种具体。
后来，黄爱被北洋当局关了三十八天。出来时，等着他的竟是“开除学籍”。有时历史的荒诞就这么直接：你去说话，他们就把你从课堂里推出来。但也正因为这“推”，他被李大钊看见了——北方那位温厚又坚硬的先生，把他介绍给陈独秀，叫他去《新青年》帮忙。从那以后，他读到的文章更激烈，思想也更锋利。
再往后，他回了湖南，干一件他觉得更“正面”的事：组织工人。长沙那会儿，活路不多，工资更低，工人累得像被拧干的抹布。黄爱带头成立“劳工会”，简单说，就是教大家如何抱团，如何争口气。他初信的是无政府主义——那种对权力天生的怀疑，对自由的近乎虔诚的渴望。所以他第一次领着工人反对“纱厂公办”，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这逻辑有点“别扭”，但在那个时刻，他的想法是：别让新的权力把人再压一遍。
罢工失败了，他被捕。监里冷，他以绝食抗议。社会舆论帮他顶住一阵子，终于放了。人总要在一次“撞墙”后停下来想想：问题出在哪？这时候，毛泽东出现。他俩在长沙碰了头，谈了很久。毛劝他：光在工资上争，杯水车薪；要把工人的组织变成一股政治力量。从那之后，“劳工会”从大家漫天议事改成书记统筹，路子变了，步子大了——也更危险了。
危险来得像雷劈。1922年初，第一纱厂又一次罢工，场面更大。军警开枪，当场躺下好几个。黄爱和庞人铨冲到现场。他那天说的话，不见得辞藻华丽，大意却是：要是这点血能换来明天的自由，那就流吧。到了午夜，他们被抓，第二天清晨在城门外被剁杀。行刑前，黄爱仍强撑着喊话，那种声音，即使传到很远的巴黎，也足够把一个人推上心里真正的选择。
于是便有了那首寄自法兰西的《生离死别》。诗里写“生离”的酸楚，也写“永别”的决绝，写播种、写血滴在土地上，悲怆又清醒。周恩来把悼念写成了誓言：从此不再退回模糊地带。他终于把“救国”与“哪种路子能救国”扣上了扣。
这决意，不止靠感情，更靠论战。巴黎那几年，他和一群同伴做了个听上去稚气却锋利的决定——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会在布伦森林，风穿过树梢，吹得人直打哆嗦。他们没有钱却有纸笔，有一份小刊物，先叫《少年》，再叫《赤光》。白天有人在工厂打零工，晚上挤到编辑部抄稿排版。周恩来几乎“脱产”，一天十来个小时泡在字里行间。纸面上打的是谁？一头是无政府主义，一头是国家主义。
先说前者。那时的巴黎，有个大人物掌校务，叫吴稚晖。早年爱国、提倡文字改革、骂汉奸骂得挺痛快，这些都是真的。可当留法勤工俭学的新学生跨过万里海，满心以为能进里昂中法大学读书时，他翻脸比翻书快：他嫌人家“没本事”“不勤勉”，把门关得死死的，另招的却多是权贵子弟。这一刀下去，把一群年轻人的心凉透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也跟着无政府主义的风，办起《工余》，写互助写自由。可经历了里昂那一出，“互助”的外衣被撕开，露出的是“门户”和“势利”。兄弟俩的心思，悄悄往别处去了。
周恩来的方式，不是上来吵翻天，他更像一个耐心的伙计：读你写的每一篇文章，抓住你每一次犹豫，写信聊天，摆事实——“别先争概念，先看中国眼前的路。”他喜欢“嬉笑怒骂”的语气，拿中国的实际去“抻”那些漂亮话的边。慢慢地，二陈走了过来。加入“少共”之后，他们回到“工余社”里讲马克思，讲组织，没多久，《工余》歇刊。那不是某种残酷的“清场”，更像一块地换了季节，旧的种子在土里发不出芽了。
再看另一边的对手——国家主义。这个派别文人气很足，说话也好听。他们主张的核心一句话：不怪外侮，不怪军阀，不怪无耻议员，最大的问题在国民没有“国家自觉”。这话一听就让人犯嘀咕：把责任全压到老百姓头上，图个什么？他们在巴黎拉起一个“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组织松散，骨干却不乏来头。论文章，曾琦、李璜写得云山雾罩，但真碰上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这批人，纸面上很快落了下风。落了下风怎么办？有的就动到了法警的脑筋，打算用“制服人”的办法去对付“说服人”。招数不体面，却没有用太久。不到一年，他们败退回国。
回到国内，这个党倒是“活”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脉根在中国。很快，靠了军阀当靠山，靠了报纸做喉舌，组织开枝散叶。后来风雨又急，他们中有的干脆投向日本人，有的搂住蒋介石的大腿。曾琦的一生，就像在找不同的“义父”。有人说他“识时务”，可这“识”里缺了骨头。
写到这里，不免要岔一句：那一代人，真正难的不是“聪明”，是“定”。理想在嘴上容易挂，换了三五个语境也能自圆其说；难的是在风里雨里扛得住，拣准了方向不回头。周恩来在巴黎的那几年，忙着写、忙着辩、忙着组织，还忙着在心里搭起一座桥——从“想立刻改变世界”到“如何改变世界”。他开始更明确地说出几条要紧的话。
比如：救中国，不能绕开共产主义这条路。不是喊口号，是他在纸上反复推演出来的。他觉得这不是“时髦”，是趋势。再比如：敌人是谁，朋友是谁。军阀，帝国主义，这是当下横在面前的两堵墙；而工人，是最可靠的力气。还有一个要害：没有自己的军队，政治就是纸糊的。他在旅欧少年共产党里设了“军事部”，后来去黄埔，又把政治工作植进部队，让枪和思想绑在一起。这些当年看着“新鲜”的试验，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了能救命的制度。
序列也理得清：先做国民革命，打碎封建的壳；再谈社会主义，去接那更高的台阶。这种“先后”的判断，说起来像常识，做起来却要极大的克制与清醒。
1924年，风向变了。国内要做一件大事，国共第一次试着拉起手来。留在巴黎那拨年轻人，有的回国，有的转赴苏联。那场“勤工俭学”的浪潮也渐渐退去。周恩来踏上回程，后来在黄埔军校做政治教官，面孔瘦了不少，眼神却比从前更亮。
讲到这里，故事其实还远没完。黄爱在长沙城外倒下时，才二十五岁；几年后，陈延年、陈乔年也先后殉难。很多我们记得住的名字，慢慢变成碑上的字。可碑下的故事，并不全是肃杀。也有人间的暖：宿舍里挂着晒不干的衣服，灯下压着没吃完的法棍，讲稿上沾着咖啡渍；争吵之后端来的热水，长夜之后挤在一碗面前分吃的默契。信仰不是天上忽然降落的光，它是在生活缝隙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有时会想，1922年的那个夜里，巴黎风很冷，周恩来提笔写《生离死别》，他是不是也想起了在天津的街角、在长沙的河风、在朋友临行前握得很紧的一次手？人到某一刻，会明白“生离”和“死别”不过是一体两面。参透了，才走得稳。
我们常说选择重要。年轻时的周恩来，把“选择”这两个字写成了路：先去看清世界，再决定站在哪里；看清了，就不转弯。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刀光火影、沉浮反复，不必在此多说。只留一句话，给今天的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主义”涌来时，别忙着喊，先问一问，哪一条能真正落到人身上，能让一个工人、一个学生、一个眼下正在为生活奔波的人，过得更体面一点。然后，再去决定你要站在哪一边。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