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的父亲给毛泽东“开小灶”，临死还在奋力托举女婿

摘要：1936年的陕北夏天，毛泽东在窑洞里点着油灯，夹着纸烟，和来自远方的美国人斯诺聊起了往事。斯诺问得很直接，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慢慢地说起了一段家事。他第一次敞开心扉，提到了杨昌济，这位把人生与家国交缠在一起的教员。在毛的认知里，他不是讲课刻板也不是满口经纶的老师

1936年的陕北夏天，毛泽东在窑洞里点着油灯，夹着纸烟，和来自远方的美国人斯诺聊起了往事。斯诺问得很直接，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慢慢地说起了一段家事。他第一次敞开心扉，提到了杨昌济，这位把人生与家国交缠在一起的教员。在毛的认知里，他不是讲课刻板也不是满口经纶的老师，而是那个“影响最深，德行最高”的人。毛甚至用了“道德高尚”这个词。旁人不太信，哪里会有学生真把伦理学老师放进心里？

可杨昌济就是个特例。湖南长沙板仓冲，那地方的祖辈念书考功名眼里冒光，结果传到杨昌济这代，父亲没考出来，成了私塾先生，一家子守着诗书过日子。母亲也是书香出身，祖母和外祖母竟然是亲姐妹，一家人亲上加亲，这种复杂亲情在现在讲出来就怪绕嘴。当时年纪还小的杨昌济，眼看着不到8岁母亲就去世，14岁父亲也跟着走了，不得不说命实在苦。长大点儿，在外婆家混日子的他，和表姐向振熙不知怎么就成了投缘的伙伴，家里人看着也顺理成章，俩人就这样结了婚，成了杨向两家的第二回联姻。看着风平浪静的人生，在后来的日子里却都是波折。

考功名多次不顺，考场像个无底洞，一头掉进去就出不来。他学问是有的，可日子说不出滋味。后来生了三娃，大女儿走得早，最小的杨开慧慢慢长大了。再后来局势一乱，杨昌济心里发愁——老这样也不是办法。他想更大点的世界，在朋友鼓励下丢下家小，去了日本，后来改名“怀中”，用来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国。当年他在外呆了十年，日本、英国、德国都走了个遍，折腾一圈儿才回来。那时候他心气很高，谈不上满足，但也从不抱怨。

1913年，回国那会正是风雨如晦，湖南教育界想请他做高官，谭延闿专门挖他去当教育司长。杨昌济不乐意，说教书好，就回了一句话。别人以为他清高，其实只是觉得当官腻人。他不爱权术，只想做教书匠。踏踏实实教了几年，长沙的各处学校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当时湖南刚刚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杨昌济在那里带课，毛泽东赶巧也考了进来。两人第一次碰面，互相欣赏。毛出身农村，一身泥土气，特别爱琢磨问题，成绩也好，杨昌济一下子认出来苗子，就是土里刨食也能拱出来的好种。毛对老师也好感，越学越尊敬。

五年时间，一师成了毛泽东的“世界观实验室”，杨昌济成了那盏最牢靠的灯。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晚上讨论哲学，杨先生自己动手开小灶。哲学小组的名字简单粗暴，就是哲学小组。里面有黎锦熙、蔡和森、毛泽东、萧三，周末聚在先生家，聊刚读过的书，天南地北也没个主题。几个学生里，假期还在校的那几个都是好苗子，杨昌济、黎锦熙带着指导，轮流发言，谈天说地，一点架子都没有。

这关系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师生。杨昌济的日记里，专门写过毛泽东：湘潭湘乡交界，有山隔着，语言都不一样。毛家是农民，父兄都下地干活，连外祖家也耕田。老师说农家最出英才，曾涤生、梁启超都是榜样，总拿这些事激励学生。毛泽东还是干过农活的学生，也当过兵，经历丰富——你说这样的人能不成事？

校内风波不断，比如那次省里突然规定学杂费必须交10元，学生们全炸了锅，以为校长张干专权，直接闹罢课，毛泽东写《驱张宣言》，呼啦啦带头抗争。校长一气之下把毛泽东等一批人点名要开除。最后杨昌济、王季范轮流找校长说情，事情才算压下去。不过后劲还在，杨昌济干脆辞职，一整年不再去一师教书，有点闹心。几十年以后，毛泽东还主动请张干、罗元鲲等师友去北京参加国庆，饭桌上向老校长主动道歉，承认过去错误，不容易。以前那场风波，很多年后其实也没多大事。

除了讲课，杨昌济还喜欢在学生面前推《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有时自己出钱帮学生订杂志——对这些家里并不宽裕的毛泽东、蔡和森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毛后来写《心之力》得了杨昌济的满分，还有篇《体育之研究》经杨推荐发到了《新青年》，第一次公开见报，轰动了长沙学界。

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陈昌几个志同道合的家伙弄了个“新民学会”，口号响亮，气氛也怪热闹。会员全是湖南本地青年，后来不光是共产党员出了不少，有三十多个娃投身教育和科研，死在革命路上的，像郭亮、向警予、夏曦，都已经不多了。有人说杨昌济是他们共同的引路人，这话倒不是吹牛，“新民学会”早年的领导和会员大多都是杨教过的学生。

杨昌济读书、游历、搞体育，啥都不落下。在国外那么多年养成了喜欢运动的习惯，游泳、登山样样行，三句不离健身。他爱冷水浴、主张静坐，说一套做一套。他觉得国人总不能一直是“东亚病夫”，必须强身健体，否则国家就没希望。他说学校害孩子身体，课太多，包袱太重。毛泽东把老师理论内化为自己观念，天天户外锻炼，文章也写得响，“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话到今天还有人在讲。

杨昌济走后，新民学会继续壮大，共产党成立，长沙出来的这批人都进了历史。“导师”这两个字，有时候是学生给老师贴的，有时候是老师自己不觉察间成为那个谁都望尘莫及的人。实际呢？杨昌济在北大教伦理学，蔡元培请他去，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教得有多不一样，反而时时惦念在湖南的学生。看到法国正在中国招募劳工，他赶紧写信叫毛泽东来北京，给他谋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职位，一个月八块钱。就这点工资解决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毛泽东跟着师长，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帮文化运动领袖，扩展了眼界，接触马克思主义，从南普通话到北方的学术圈，沟通障碍压根没拦住他。那个时候他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感情上的事，也没有什么波澜壮阔。毛泽东经常出入杨家，杨昌济十分看重他，女儿杨开慧悄悄喜欢上毛泽东没用多大劲。第二次进京后，两人恋情公开，杨昌济知道了。这场师生兼亲家的关系，倒也和谐。

1919年底，杨昌济生病住院。毛泽东多次往医院跑，操心这个恩师是否能挺过来。命运又一次不讲情面。1920年1月杨昌济去世于北京德国医院。毛泽东和杨开慧兄妹一同护送灵柩南归。那场送行，学生之外，毛泽东多了份亲人的责任感。

临终那会，杨昌济还没忘推举毛泽东、蔡和森。给章士钊写信，说这俩学生未来不一般。看似普通的举荐，后来成为毛与“诤友”章士钊相重交往的根源。

杨昌济死了，留下一屋子手稿、一堆被学生视为圣经的课程笔记，还有一大堆带着理想激情的弟子。有人成了烈士，有人成了政要，有人默默无闻死去。蔡和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构想，三十几岁为国捐躯，杨开慧29岁牺牲。毛泽东走得更远，用极大的代价砸碎旧世界，缔造新中国，这些都不稀奇。但杨昌济在他们身上投下的影子，始终拧不开。

杨昌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是学院派，清高而谨慎；也有人说他其实有一股“侠气”，在学生和国家之间犹豫过，但最后总是站在学生一边。难说明白，或者说，根本说不清。朋友说：“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而他未必真是这种自命为“大木”的人。他只是按自己的理想过日子，做他觉得对的事。

做师者，有的成了庸常中的一块石头，无人在意。有的像杨昌济那样，倔强、执着，甚至一生没想过要登上什么巅峰，结果却用一己心力点亮别人的路。临终写信给故人、推举就是最后的托举。他教出来的学生各自选择了前路，无论成功失败，终归都是历史中的微光。有些事明明做到了最好，但杨昌济自己大概从没觉得自己成功过。人活一世，有局限，有妥协，有热血，也难免沮丧。杨昌济死了，可他种下的树已经高过屋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