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时距离西夏建国不过短短4年，这个由党项人建立的“蕞尔小国”，正用铁血风格，再次改写着中原王朝对“游 牧 政 权”的认知。

公元 1041 年深秋，北宋都城汴京的金明池畔。

宋仁宗望着校场中演练的禁卫军，手中的《边事奏报》脸色铁青。

这份来自西北前线的战报，再次刷新了记录，宋军在好水川又是惨败。

十万大军折损近半，主将任福战死沙场。

看到这样的消息，他能有好心情？

此时距离西夏建国不过短短4年，这个由党项人建立的“蕞尔小国”，正用铁血风格，再次改写着中原王朝对“游 牧 政 权”的认知。

也许宋朝和游牧民族之间，注定了没有和平相处的机会。

不过一个西夏小国，凭着宋朝的实力，为什么就久久不能拿下，先后还遭遇了三大战役的失败呢？

传统史书，总爱用“人口百万”“地狭民贫”来描述西夏这块土地，这种认知偏差让太多人以为，西夏是一个贫弱小国。

那么我们就从西夏的人口、军力、军备技术等几个方面来看看，大家眼中的夹缝中小国，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敦煌壁画中，有些壁画的内容，是体现当时一种冶炼技术的场景。

就比如当北宋还在使用皮囊鼓风时，西夏的工匠已发明出“竖式双扇风箱”。

你可能会说，一个风箱能改变什么？

这种利用活塞原理连续鼓风的装置，能将炉温提升至 1500℃以上，这就意味着西夏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冶炼技术---冷锻甲技术，并且能使高品质钢铁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这种冷锻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西夏军装备的骑兵部队“铁鹞子”用的就是这种盔甲。

那套由 298 片甲叶组成的铁札甲，其防护性能比宋军普遍装备的皮甲高出三倍。

宋军在作战中就尝识到了这支部队的厉害。

通常在冲锋战中，宋军都抵挡不住他们的冲击。

另外有了这样的冶炼技术，他们的西夏强弩得以加强，他们制作的神臂弓射程能达到120-140米的射击距离！

其中有一些大神臂弩，用来射击战马的，射击距离能达到有效杀伤距离300米！

后来在1975 年宁夏灵武窑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含碳量均匀的铁器，其中西夏“神臂弓”的弩机部件，经检测其硬度竟超过同时期宋军装备。

这种军事技术的优势，直接转化为战场杀伤力，对宋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038 年元昊称帝后，西夏军队已经形成了以“铁鹞子”重装骑兵、“步跋子”山地步兵、“泼喜军”砲兵的多兵种配置。

只要是汉人使用的战术战技他们都会！而且还运用熟巧，就比如“泼喜军”使用投石机，他们照样能和宋军互相伤害。

当汴京的官营作坊，还在为百万禁军的兵器供应发愁时。

西夏已建立起从冶铁、锻造到兵器组装的完整军工体系。

宋朝看似强大富有，技术也是同时期世界领先，可是在僵化的体制下，总是显得那么的笨拙。

这种技术代差在农业领域同样显著：

有人认为，西夏属于游牧民族，他们是靠水草养羊养马过日子。榆林窟第 25 窟的《犁耕图》中，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与中原无异。也就是说，他们从唐朝开始到宋朝这段时间，慢慢的也开始被农耕文明同化。

而宁夏平原的西夏灌区遗址显示，其水利工程技术已能实现“一岁两熟”。

也就是说他们在种植粮食作物方面，进步很大，所以在粮食供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据《西夏书事》记载，鼎盛时期的西夏粮食储备可达 300 万石，足够支撑十万大军三年征战需求。

反观北宋，虽然 GDP 占全球六成，却陷入“积贫积弱”的怪圈。

澶渊之盟后每年输送辽国的 30 万岁币，在西夏战争爆发后辽对宋施压，要求增加“岁赐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

最后岁币银达到20万两，绢30万匹，否则就要南下。

加上每年 1500 万贯的西北军费，相当于全国财 政收入的 40% 被战争消耗。

更要命的是“更戍法”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1041 年好水川之战中，宋军将领韩琦冒险深入，导致了最后的十万大军惨败的局面。

敦煌壁画就像一部立体的史书，在宗教故事的表象下，暗藏着西夏文明的痕迹。

在西夏统 治敦煌190年期间，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将《锻铁图》《犁耕图》与《商旅图》《酿酒图》拼接组合，一个农牧工商协同发展的帝国轮廓逐渐清晰。

有人说敦煌壁画，主题是宗教。

可是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表面是宗教内在确实西夏王室记录的西夏政 权历史。

党项人早就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早在隋唐时期他们就在青海河湟地区发展出半农半牧的一种生存形态。

西夏建国后元昊推行“分土别族”政策。

他将党项八部迁至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地区，利用汉地移民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在贺兰山麓开垦出百万亩良田。

这种垦种加牧养的模式，结合了两者的精髓，让他们在荒凉的西北也能立足。

榆林窟《踏碓图》中展现的粮食加工技术，与 1983 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木耧车相互印证。

证明其农业生产率已接近北宋的关中地区。

这种复合型经济带来的潜力远超想象，特别是能在战乱时期，起到绝对的稳定作用。

比如在1093 年西夏遭遇百年一遇的旱灾，他们却能通过“西市城粮仓”，调拨 50 万石粮食赈济灾民。

这得益于其“十里一堡、百里一仓”的仓储体系。

可见他们随时都在为危机做准备，可能这跟他们一直处在夹缝中生存有关。

反观北宋，1073 年的旱灾，就导致西北军粮供应中断，迫使神宗皇帝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西夏的进攻。

当年北宋为了让商人往西北运送钱粮，就设计出来了“盐引”制度，为的就是让商人用粮食换食盐。很多商人看到其中的商机，才帮助北宋输送粮食。

在莫高窟第 409 窟的《回鹘王礼佛图》中，头戴桃形冠的回鹘商人与西夏官员并肩而立，暗示着西夏对丝绸之路的实际控制。

要知道，西域贸易路线，从西汉开始就形成了，一直都是汉人王朝贸易的主要通道，可此时却被西夏控制？

比如西夏设立“通远军榷场”“兰州榷场”，垄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每年仅茶马贸易就能获利百万贯。

可见其利非常的可观！

这些钱财被西夏用于购买中亚的良马、阿拉伯的香料，更重要的是换取制造火药的硝石以及制造兵器的生铁。

尽管史书记载火药源自中原，但西夏工匠却率先将其用于军事领域，发明了“震天雷”这种东西。

与此同时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先进的手工业。要知道西夏的统 治范围要想养活一百多万人，可不是一件容易得事情。

他们除了农耕和畜牧，还必须要有手工业和贸易。

武威出土的西夏钱币“天盛元宝”，其铸造工艺不比北宋铜钱差；

宁夏贺兰县发现的西夏瓷窑，生产的“灵武窑剔花瓷”甚至也能远销至波斯。

这种多元经济结构，使西夏在面对北宋的经济封锁时，仍能通过国际贸易维持战时的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一直存在并且战力强悍的主要原因。

贺兰山与黄河构成的“山河屏障”，成为西夏抵御宋军的天然防线。

而北宋在西北战场的屡屡受挫，本质上是两种文明生产方式在地理空间上的激 烈碰撞。

纵观北宋的地图边缘，你会发现，它和西夏的接壤区域很是广阔。

甚至都超过了辽宋之间的边界长度。

这种格局下，他要想打败西夏，除非兵力绝对的充足，否则是很困难的。

西夏占据的河西走廊，本来是中原王朝传统的战马产地。从战国时期秦一步步壮大起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块地方，一直都是战马的养殖地。

元昊建立的“群牧司”，培育出来了耐力极强的“党项马”。

西夏骑兵具备“日行三百里”的机动能力就是因为有这种马。

在 1040 年的三川口之战中，西夏骑兵利用暴雨天气，在泥泞的黄土高原上演“斩首行动”，全歼宋军精锐万余人。

这都得益于他们的机动能力极强，宋军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他们打机动战。

更让宋军头疼的是西夏的“步跋子”部队，这些从小在贺兰山麓长大的步兵，擅长在复杂地形中快速机动。

宋军在贺兰山中，经常被带的团团转。

1052 年的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通过“断水战术”围困宋军，随后利用山地优势分割歼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这种“骑兵突袭 + 步兵绞杀”的战术组合，让依赖步兵集团作战的宋军苦不堪言。

但是宋军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只能被动进攻。

面对西夏的机动优势，北宋范仲淹就曾经提出的“堡寨推进”战略，在边境修建了 200 余座堡寨。

但这种战术陷入了“囚徒困境”：

每座堡寨需驻军数千，导致兵力分散；

而西夏骑兵却能集中优势兵力，以“围点打援”消耗宋军有生力量。

就如在1092 年的洪德堡之战，西夏 30 万大军围攻宋军堡寨，虽遭重创却成功摧毁宋军后勤补给线。

可见西夏在战术上，也跟中原王朝学了不少东西。

纵观全局，后勤问题始终是北宋的软肋。

从汴京或者中原各地到西夏前线，仅仅粮食运输需要经过千里黄土高原。

有人算过“运一斗米至前线需耗三斗”的成本，让北宋财 政不堪重负。

而西夏却能依托河西走廊的屯田体系，实现“就地补给”。

其“十里一烽、五里一堡”的预警系统，更让宋军的偷袭战术也屡屡失效。

当我们将视角从战场转向北宋的朝堂，会发现宋夏战争的胶着，本质上是两种体 制的优劣比拼。

西夏的“蕃汉联合政权”展现出惊人的制度灵活性，而北宋的“祖宗之法”却成为变革的枷锁。

北宋的经济实力确实厉害，可是在军事上，却总感觉有那么一种欠缺，可能这种欠缺，不是来自宋军，而是来自北宋的朝堂。

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权，创造性地实行了“蕃官与汉官并行”制度。

既保留党项部落的游牧、胡射传统，又吸收北宋的农耕文化、科举制度。

就比如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既有用蕃文书写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也有用汉文翻译的《孙子兵法》。

这种“二元制”制度结构，使西夏能够高效动员境内的党项、汉、回鹘等民族。

其“全民皆兵”制度可征集30- 50 万的大军，兵力动员率高达 15%-30%。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就是西夏的情报网络。

西夏通过在北宋境内设立“榷场间谍”，西夏能及时掌握宋军的动向。

1042 年的定川寨之战前，西夏间谍就曾故意泄露假情报，诱使宋军主帅葛怀敏脱离堡寨最终陷入包围圈之中。

相比之下北宋的“重文抑武”政策导致军事人才欠缺，哪怕是有一些有才能的人，最后都落的凄惨的下场。

狄青、种谔等名将的崛起，始终伴随着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掣肘。

1057 年狄青之死，成为北宋武将悲剧的缩影，再后来南宋的岳飞，一样重复这宋朝的悲剧。

“台谏制度”的过度发达导致前线指挥权频繁更迭 ，在1081 年的“五路伐夏”战役中，竟因谏官弹劾而临时更换主帅，最终在灵州城下因后勤断了导致惨败。

再后来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在西北实施时变味了，最终导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想沦为“官 府敛 财”的工具，同时也激化了民间矛盾。

就比如1099 年的平夏城之战，虽然宋军暂时占据上风，结果却因后方民变不断而被迫撤军。

这是一种让宋军前线无奈的结果，他们想为北宋解决边关危机，可奈何朝堂一次次的拖后腿。

当蒙古铁骑在 13 世纪，踏破兴庆府的城墙，西夏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宋夏战争留下的启示却跨越时空。

敦煌壁画中的锻铁炉与犁铧，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是中原王朝在面对一个西北小国的那种无可奈何。

在历史的长河中，决定一个政 权命运的，从来不是表面的疆域与人口，而是其内在的创新能力、制度弹性与对核心技术的掌控。

蒙古草原的部队，面对西夏军就没有那么多的累赘！

他们的做法就简单除暴，直接有效，那就是破城，杀敌！

所以西夏，最后被蒙古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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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中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