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后我家照样做水泡花，卖水泡花，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只是曹宝昌不在我家住了，平时也很少去，因此我家平静了许多。你说怪不，全桂头上的伤很快也康复了，为了生活，她跟女儿天天站大街，卖水泡花，为了填饱肚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后我家照样做水泡花，卖水泡花，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只是曹宝昌不在我家住了，平时也很少去，因此我家平静了许多。你说怪不，全桂头上的伤很快也康复了，为了生活，她跟女儿天天站大街，卖水泡花，为了填饱肚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说过那位好心的邻居老张太太有个大儿子，叫什么名儿我记不住了，不是个东西，跟他母亲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孝，早已跟老张太太分居另过，他整天不上班，游手好闲，因为他个子小，脑袋大，有个绰号叫张大头。他有一个很俊俏的妻子，也没有工作，听说原来倒腾过服装，卖过水果蔬菜，都不怎么挣钱。他很少到他妈家里去，后来听说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有时候也到我家串个门，知道我家是靠卖水泡花生活的，于是他在水泡花上就打了主意。张大头对全桂说："大嫂，我生活上也挺困难，你能不能帮我一把，让你弟妹也卖水泡花。"因为老张太太对我家非常好，看在老人家的分上全桂就同意了，一开始是他媳妇从我家拿花去卖，结果很顺手，又从我家拿花卖，还是不错，可是我家供不起啊，水泡花需要成本还得费工费时地做，白送给旁人没那个力量啊，因此有时候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张大头得寸进尺，跟全桂说："既然你供不上，就把制造水泡花的方法交给我们得了，我们自己做自己卖。"我们都知道张大头不是个好东西，传给他就好像把一块肉送给了狼，因此被全桂婉言拒绝了。有一次我们正在屋里做水泡花，张大头推门进来了，一眼看见了石膏模子，拿起来就走，说我回家去研究研究，全桂追到门外，往回索要，他说什么也不给，您说这不是无赖是什么？

全桂把这件事跟老张太太说了，把老张太太气得用手直捶炕沿连声骂道："这个畜生，一点儿人事也不会干，他大嫂你等着，我管他要去，他要不还，我就跟他拼老命。"后来模具终于要回来了，可也得罪了张大头，他在四处散风说："咱们南关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还有他妈反革命，瞧我哪天去告他。"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怕得要命，不管他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真好像是一把钢刀扎到我的心上，你说应该怎么对付这样的人呢？

以目前的处境，我家住在南关已是四面楚歌，又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那些日子真是难熬啊，一个是曹宝昌，一个是张大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考虑，是不是离开这个地方，另觅新居，但卖房子买房子又谈何容易，谁敢说换个地方就比这儿强，因此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也是该着出事，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带着全桂去桃园路看望舅妈和刘大一家，先是在老刘家坐了一会儿，然后到二楼舅妈家，因为舅妈也卖水泡花，生活有了很大改观，起码不必天天啃窝头了，舅妈看我们来了挺高兴，赶紧把茶泡上，就提起曹宝昌的事来，老太太骂声不绝，说这样的人最好少答理他，我们坐了不到十分钟，大约是晚上九点，突然听见过道上响起了皮鞋声，而且是直接奔舅母家来的，门一开从外面进来两个警察，都拿着手电，他毫不犹豫地问我："你是叫单田芳吗？"我说："是。"他说："好，那跟我们走吧。"我一听这句话，从头顶上凉到脚底板，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完了，我的身份被彻底暴露了，怕什么来什么，这肯定是官方已经掌握了我的情况，前来逮捕我，否则他不会这么直截了当。"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好跟他们走，王全桂说："请问同志，你们找单田芳有啥事？"那个警察沉着脸问她："你是什么人？"全桂说："我是他爱人，叫王全桂。"警察回答得挺干脆："那你也跟着一块儿走吧。"

就这样两个警察把我们带下了楼，一直带到桃园路派出所，派出所除了几个值班的警察，空无一人。那两名警察把我们带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屋里边有两张床，让我们俩在这儿等信儿，等什么信儿不知道，安顿好之后，警察转身就奔门口的办公室去了，我们双方的距离有十米左右，中间隔着好几间办公室，我一看门虽然关着，但没有上锁，屋里就只有我和全桂两人，那时的全桂跟木头人差不多少，面无表情，呆若木鸡，我利用这个机会小声对她说："坏了，问题肯定来自杜大，或者是鞍山曲艺团，绝对不是小事。"

正在这时，我听见办公室响起电话铃声，我仔细地听着，就听见带我们的警察说："喂，我是桃园路派出所，我是小张，哦，人已经带来了，就在我们所里，你们得派辆车啊，什么？没车，那得等多长时间？我们这儿也没车，好吧，那我们就等着。"再往后说什么我就听不清了，从这简短的谈话当中，我分析，好像是派出所给公安局打了电话，叫公安局派辆车把我们拉走，公安局现在没有车，让派出所等一会儿。

我的心更沉重了，看来此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也许我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外逃亡了一年多，也至此结束了，我赶忙抓紧时间对王全桂说："一会儿肯定来车把咱俩接走，看样子不是市局就是分局，到那儿肯定要对咱进行审讯，审讯的时候咱俩肯定不在一起，有人审我有人审你，你切记绝对不能承认咱们是从杜大逃出来的，一口咬定是长春曲艺团下放到农村去的，不管他怎么问，咱也要久供不离原词。"全桂说："那他们要打电话跟杜大或鞍山联系怎么办？"我说："他爱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到时候再说，只要杜大大队的人不露面，或者鞍山曲艺团那些打手们不露面，咱就不能说实话。"我看王全桂面无表情，怕她听不懂，赶忙抓紧时间重复了两遍，我还问她："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她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我不说话了，心中在思考怎么犯的案呢？是谁暗中使的坏，是曹宝昌吗？不像，我们的事情已经了断了，而且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会暗下绊子，也有可能是张大头，或者是还有其他人，左思右想找不出根源来，但看警察的态度，那么坚决果断，肯定是大有来头。到了派出所之后，他们一没审讯二没问话，把我们往这儿一放就回办公室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举报我们的人在市局或分局？我心里乱作一团，但又非常冷静，人到了这步也就豁出去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就没什么侥幸可言了。我和全桂沉默无语，相对无言，就等着厄运的降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听见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还是那个警察接的电话，我就听他说："咋搞的？等了这么半天还没有车？"又说："好吧，那我就送一趟。"接着电话挂断了，那个警察放下电话，来到我们待的房间说："走吧走吧。"

我和全桂跟着他往外走，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看了一眼派出所办公室的挂钟，已经十一点多了，那个警察把门外的自行车锁打开，对我们俩说，你俩在前面走。我问他："上哪儿去？"他说："不用问，我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按着他的指令，我和全桂走在前面，警察推着自行车在我们身后，相距不到两米，我们走出桃园路，拐向奔南关的大道，时间不大，过了南关大桥，还照直往前走，我家就住在南关大桥附近，我往家里看了一眼，因为两个孩子还在家，我心里一阵酸楚，近在咫尺却不能见上一面，我心说："孩子，你们可知道父母与你们已经擦肩而过了，再想见到你爸爸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因为我迟愣了一下，后边的警察说："走啊，你愣什么？"我没言语，跟全桂并肩往前走，为了拖延时间我心生一计，回头对警察说："同志，我老伴儿有肺气肿和气管炎，身体虚弱得很，她实在走不动了，你看怎么办？"我老伴儿也不傻，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于是蹲在马路上呼呼喘了起来，那个警察想了一会儿，对我说："这么办吧，你推着自行车，你老伴儿坐到后座上，这不就解决问题了。"我只好按着他的话办，让我老伴儿坐到后座上，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前走，警察在后边背着手跟着。

当时我的心似乎是空的，脑袋里非常冷静，但凡一个人要豁出去，也就没有什么恐惧可言了，我抬头看了看天，但见蓝天如洗，星光闪闪，看来明天又是个好天气，我对全桂说："你看看天，多好啊，你身体不好，往后应该多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注意身子，俩孩子全都依靠你了。"王全桂默默地点点头，似乎在琢磨着我说话的意思，跟在身后的警察也没阻拦我们，好像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就这样沉默了好一阵，我发现空旷的大道上，路边有一座二层楼，门前有一盏红灯，突然我认出来了，这是吉林派出所，我们所住的地方就归这儿管辖，我心里在想，送我们的警察是桃园路派出所的，怎么又把我们送到吉林派出所来了，看来犯案还是在张大头身上，正想着，已经来到吉林派出所门前，有一个警察站在灯下，边抽烟边向我们来的方向眺望，一看我们到近前了，他跟那个送我们的警察说："小张，你受累了。"押送我们的那个警察姓张，他说："那怎么办？所里没人，只有我一个人送了。"吉林派出所的警察说："都这么晚了，你就别回去了。"小张说："不行，今天晚上我回去还要值夜班，把这俩人就交给你了。"吉林派出所的警察说："那你回去吧。"小张跨上自行车走了。

吉林派出所的警察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办公桌后头还坐着一个警察，那警察看了我们两个一眼，于是两个警察一个审问我，一个审问全桂，把我们俩分开了。我坐在那个警察的面前，中间是办公桌，全桂被带到里边去了，我偷着看了那警察一眼，见他不紧不慢，好像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除他之外，办公室里再没旁人了。我心里猜测，看来证人不在场，我说的证人指的是鞍山的人和杜大的人，只要他们不在场，我就一概否认。沉默了片刻之后，那警察拿出纸笔，低着头问我："年龄、民族、职业、住处。"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一边听着，一边做笔录，这些例行的官话问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看了我一眼，提高了声音说："说吧，你都干了哪些坏事？"我一副委屈的样子，回答说："警察同志，我没干过坏事。"他听罢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站起来。"又说："你没做坏事，我们把你带来干什么？怎么不带旁人呢？"我说："警察同志，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他指着桌上一个大纸夹子，里边夹着很多信纸，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了。"说着拍了拍那个纸夹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好。"我说："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你叫我说什么？"那警察愣了一会儿，用手一指凳子："你坐下吧。"

审问进行了不到一分钟，通过我俩简单的对话，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底，看来他们把我抓来跟杜大的事跟鞍山曲艺团的事没什么关系。警察接着又说："既然你是长春曲艺团下放的，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农村工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为什么跑回来？这不是坏事是什么？"我一听这话，心里有了底，果然被我猜中了，我被他们带来与逃亡的事毫无关系，因此我解释道："警察同志，不知道你到农村去过没有，我们下放的地方叫一间铺，那生活简直太苦了，我自幼在长春长大，从来没有干过庄稼活儿，真有点儿受不了，我和我老伴儿带着孩子是回城上访的，信访办叫我们等消息，左推右推，没有结果，我只好住在朋友家里，在这儿听信儿。"他又说："人家别人都受得了，你咋就受不了？你一点儿也不老实，你还带着孩子、老婆卖什么花，走资本主义道路，扰乱市场经济，这不是坏事是什么？"

我听到这儿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那颗心落地了，看来他们抓我还是跟水泡花有关系，只要他们不知道我逃亡的事，这点小问题触及不到法律，我如释重负，对那警察说："警察同志，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是每天都得吃饭，我得生活啊，我一不偷二不抢，做买卖没本钱，只好依靠卖水泡花每天挣个块八角好蝴口，要不你说咋办？"那警察翻了翻眼睛，想了一会儿说："那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我连忙说："是是是，我错了我错了。"审讯到此，告一段落，那警察点了一支烟不说话了，我猜测他是等那个警察审讯全桂的结果，我的心又紧张起来，心里说："老天保佑，全桂啊，你可千万不能说走板儿的话，我把这儿一切都摆平了，要从你身上出了岔子，那可就麻烦了。"

我知道派出所不大，房间也不那么多，我似乎听见王全桂的咳嗽声，离着我所待的地方也不超过十米远，所以我跟警察说："警察同志，我想方便方便。"他瞪了我一眼，用手往过道上一指，往左拐，第二个房间就是厕所，我十分轻松地到了厕所，其实我一无大便二无小便，我是想听一听王全桂那屋的动静，结果我光能听见王全桂的咳嗽声，却听不清她的说话声，我又不能久留，怕引起警察的怀疑，我假装系裤子洗手，又回到审问我的那间办公室，我刚坐到凳子上，负责审问全桂的那个警察和全桂俩人也进了办公室，那个警察把审问我的警察叫到外边两人嘀咕了一阵，然后又回到办公室，审问我的那个警察说："你们俩听好了，没有户口，是不准回城居住的，给你们七十二小时，离开我们辖区，不价我们就给你家封门，从哪儿来你还回到哪儿去，听见没有？"我这才知道全桂果然按我的话行事，一点儿娄子也没出，于是我彻底放松了，我说："行行行，三天之内我肯定走。"那警察把手一挥："走吧。"

我和全桂离开了吉林派出所，那两个警察站在派出所门口边抽烟边闲谈，我和全桂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着，开始时怕警察怀疑，我们走得很轻松很慢，好像若无其事，当我确信离开警察的视线时，我拉着全桂加快了速度，看看无人盯梢，我这才焦急地问她："你说走嘴没？"王全桂摇摇头："没有。"我又问："他都问你啥了？"王全桂说："就是那套呗，走资本主义了，不该返城了，做小买卖了，就这些事。"我说："可以断言这是张大头耍的坏，看来南关咱们是住不下去了，夜长了梦多，那张大头还不定出什么鬼点子，曹宝昌咱也惹不起，我决定离开长春。"王全桂忙问："那上哪儿去？"我说："回沈阳。"她说："回沈阳上哪儿落脚啊？"我说："我二妹妹家，先上林华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再想下一步。"这时我俩走到离我家不远的路口，我说："这个家我不能回了，你跟孩子留下来处理后事，我连夜上火车赶奔沈阳，你们娘仨没有问题，只要我不在什么都好办。"她想了一下，同意了，问我："你身上带着钱没有？"我说："带了几块，够路费的。"这时已经过了午夜，王全桂跟我分道扬镳，她回了南关那个家，我头也没回大步流星直奔长春火车站走去。

我半夜赶到长春火车站，正好有一趟通往沈阳方向的快车，于是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迅速地上了火车，不到十分钟车就开动了。我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把心里这些乱如麻团的事情梳理了一遍，多么不平静的一年啊，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啊，接触了多少好人和歹人，度过了多少艰辛的日子，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我真是饱经沧桑，活得太累了！此次回沈阳，我上什么地方去落脚呢，他们娘儿仨怎么办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宗仁叔家，就是教我做水泡花的那位，可是我觉着不妥，因为这中间我们两家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那是我们全家住在桃园路我舅妈家的时候，宗叔从沈阳赶到长春，名义上是看望我们，实际上是打探市场信息以及我们在长春的底细。因为慧莉上他那儿批货，他知道长春的市场要比沈阳好得多，因此他才到桃园路找我们。因为老人家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对宗叔倍加尊重，可以说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我们尽其所能孝敬他老人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家并不自重，一张口就是要算算账，比如在他那儿批了多少货，他应该分多少钱，三算两算我们亏欠他三百多块，天哪！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要想拿出三百块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又不能不答应他的要求，我们从朋友手中东挪西借，把钱给了他，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长春。

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这次没住在桃园路，却住在七马路那个朝鲜族人老金家里，也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因为他从全桂嘴中知道姓金的朝鲜族人是我家的亲戚，他就顺藤摸瓜跟老金家接上了头。上文我说过，老金头就爱喝酒，宗叔投其所好，送上几瓶好白酒，老金头大喜，把他留在家中住宿，这还不说，宗叔还把两个女儿带到老金家，准备长期安营扎寨，这些事情事先我们并不知道，有一天慧莉去四马路一百货商店门前卖水泡花，无意间看到了宗叔的二姑娘，而且还站在慧莉卖花时常站的地方，销路很好，慧莉却喝了西北风，您别忘了，同行是冤家，老宗家做的水泡花质量要比我们强得多，自然就占了上风，慧莉仅卖了一块多钱就回到家里，不高兴地问我们："怎么宗爷他女儿也来了，把我的地方也占了，这可好，我站了一大天才卖了一块多钱。"

我们这才知道，宗仁又回到了长春。我告诉慧莉："尽量离着人家远点儿，因为咱们比不过人家。"慧莉第二天就转移到五商店门前去卖，因为五商店也是一块热地，慧莉到那儿一看傻眼了，宗仁的三女儿也站在慧莉常卖花的那个地方，周围围了不少人，慧莉只好躲到一边，一天下来，卖了还不到一块钱。慧莉回家之后，哭着对我们说："全怪你们，把底细都告诉老宗家了，结果人家把好地方都占领了，挤对得咱连花都卖不出去，这不是坑人吗？"我听了之后心里也很不痛快，但我告诫慧莉："咱们是从人家学来的做水泡花，不能忘本，再说那块地儿谁都可以占，这么大的长春你再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全桂一听火了："这宗叔也太不讲情义了，听我说完了之后，他就住在我们亲戚家里，顺着杆往上爬，连个招呼也不打，现在两块儿热地都被他占了，这不是掐咱的脖子吗？明天我找他讲讲理去。"

结果第二天全桂找到七马路老金家，与宗仁大吵了一顿，宗叔是火爆子脾气，全桂也不是个善茬，宗仁骂我们忘恩负义，全桂骂他欺行霸市，双方弄得极不愉快，老金头虽然不懂汉语，也知道双方争吵是为了卖水泡花的事，于是请宗叔搬出去不敢留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家得罪了宗叔，他一赌气带着俩女儿回沈阳了。

基于上述原因，我岂能再回宗叔家去呢？可不上他家又上谁家去呢？后来我想到我二妹妹林华，因为怕他们受我的株连，我一直没去，这次没办法了，只好到虎石台二井去落脚了，于是我在虎石台下了火车，徒步走了十八里，来到我二妹家里。林华一见我大吃一惊："哥，你这是从哪儿来？"我长叹一声："一言难尽啊。"进屋之后，我发现二妹夫不在，林华说："他出差去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我先看望了多日未见的老祖母，老太太身子骨还好，看见我之后，先是愣了一下，又往我身后看了看，问我："全桂咋没来？俩孩子在哪儿呢？"因为她年事已高，有时糊涂，我也不便多说，敷衍了几句就进了屋，二妹看我一脸的疲倦，惊问道："哥，出啥事了？你咋从农村出来了？"因为我的事从来没跟她说过，经她一问我就像讲评书似的把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她介绍了一遍，二妹林华边听边掉泪，到底是血浓于水啊，后来她问我："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说："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来打扰你们，你们都是在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因为我再受了牵连。"二妹说："没关系，住几天还是可以的。"我说："你嫂子和俩孩子的事我还不清楚，我在你这儿顶多住几天，跟他们联系上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林华满口答应了，两天之后，林华收到慧莉的来信，慧莉在信上问她二姑："我爸在你那儿没有？如果在你家，请你转告他，我们在长春一切平安，我妈把房子卖了，赔的钱不多，现在我们就要回沈阳，上哪儿找你去，请回信。"林华把信转给我，我一喜一忧，喜的是长春没有什么变化，她们娘儿仨也没受什么刁难，忧的是长春已经没有落脚地了，她们三口来沈阳找我住在啥地方呢？

于是我跟二妹商量，是否暂时可以住在她家里，由于我二妹和全桂的关系处得不好，过去两个人就经常口角，所以我二妹说："你和孩子住在我这儿可以，王全桂不行。"我一听这话犯了愁肠，现在我们一家四口生死相守在一处，岂能分开？

第二天我从虎石台又到了沈阳，边走边想，找个落脚的地方，后来我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我三姨，是我三叔单永槐的妻子，家住沈阳皇姑区，我打算找找她，看看可以不可以。这位三姨是我三叔的续妻，因为三婶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习惯地管她叫三姨。平时很少有来往，她住的具体地点我不知道，偌大的皇姑区到哪里去找呢？后来我想起一个办法，到派出所去找，工夫不负有心人，果然从派出所打听到我三姨的住址。

于是我买了些礼物找到三姨家中。我这位三姨是比较开朗的人，当初也是一位唱大鼓的艺人，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因为此时我三叔已经过世了，她又交了一位新朋友，尚未办理结婚手续，就领着我的堂弟堂妹们在一起生活。相见之后，三姨对我非常热情，我把经过也向她介绍了一遍，三姨对我说人在难处拉一把，何况你又是我侄，你们家要实在没有地方去就暂时住在我这儿好了，现在我西屋还闲着，你们收拾收拾就可以住进来。我听后大喜过望，马上跟全桂和慧莉进行联系，没几天她们三口人高高兴兴到了沈阳我三姨家，按原来计划，把西屋收拾好了，我们这才住了下来，真应了古人那句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了不给三姨家找麻烦，我们暂时放弃了卖水泡花，因为那东西做起来太费工时，干什么呢？经三姨点拨，全桂和慧莉又开始卖毛克，每天都到沈阳南站一带，收入比水泡花也少不了多少。

有一天我三姨突然发现我们屋里摆着个木头盒子，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父亲的骨灰盒子。"三姨听了非常害怕，她说："这可不好，哪有活人屋里摆骨灰盒的？"我说："现在我们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只好随身携带。"三姨说："不好不好，死人讲的是入土为安，你们这样东一头西一头，再带着骨灰盒，实在是不吉利。"我听完之后就动了脑筋，三姨说的不无道理，可是天地虽大，这骨灰盒安葬到哪里比较合适呢？突然我想到北陵，因为我三姨住的地方与北陵相距不远，要找块地方下葬并不困难，于是在我堂弟八斤的帮助下，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带着锹镐和骨灰盒天不亮就出发了。那时北陵空无一人，我们转到北陵的后面，周围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我们就选了一处宫墙的后面，找了颗很粗的大树，就在这树下挖了个坑，深有一米左右，把我父亲的骨灰盒用几层塑料布包好，埋在了树下，我心说父亲你安息吧，将来你儿子一旦有了落脚地，一定买块坟地把您接过去。祈祷完毕我和八斤又详细地把埋骨灰盒的地点认清了，恐怕将来找不着，这下去掉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减轻了很大负担。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数年后我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特为赶到沈阳来起我爸爸的骨灰盒，结果到北陵一看就傻眼了，因为当年的小树都变成了大树，那些树几乎长得一个模样，再想找原来那棵树，无异于海底捞针，至今也未找到，我心说这样也好，让我父亲陪着皇太极就在北陵安息吧。

还有一件事，在1975年的冬天，有人告诉我你母亲在哈尔滨故去了。我听罢之后，心情非常沉重，听说要举办追悼会，可我又不能参加，为什么不能参加？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怕别人认出来，躲都来不及，哪敢在人前露面？我儿子老铁自告奋勇，代表我们一家赶到哈尔滨参加了我母亲的追悼会。现在回忆起来，我是个最不孝顺的儿子，我的几位亲人亡故我都不在他们身边，我父亲我母亲我祖母无一例外，所以每当想到这些事，我心如刀绞，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