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的队伍为了配合抗日，要进行改编。在1937年9月，蒋介石根本未等中共方面就南方游击队改编方案表态，便听从陈诚建议，抢先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陈诚早年和叶挺从保定军校以来关系便一直不错）

1. 蒋介石听从陈诚命令，抢先任命——“非共”身份正中其下怀

红军的队伍为了配合抗日，要进行改编。在1937年9月，蒋介石根本未等中共方面就南方游击队改编方案表态，便听从陈诚建议，抢先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陈诚早年和叶挺从保定军校以来关系便一直不错）

在老蒋看来，叶挺虽曾是中共党员，但广州起义失败后其实际上已然脱党流亡十多年，其对于“红军架构”是非常熟悉，但其身份又特殊，却“不是共产党员”，老蒋用意深刻，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借用这样的特殊处理方式，借“他人之手”把南方红军游击队“调虎离山”，各个击破。

2. 延安最终接受——“统战符号”与军事需要

我们最开始是想派叶剑英或陈毅去掌控新四军的，但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周恩来在上海刚刚和归国的叶挺会面后，认为叶挺：

• 曾是北伐名将，国内外声望高，能震慑国民党中下级军官；

• 叶挺也曾是共产党员，只是后来跟张国焘等人有了矛盾，才流亡国外一度脱党，现在叶挺选择抗日归国，并“一切听党指挥”，可接受党委领导（虽暂时无党籍）；

• 能有效整合八省游击队，避免被各个击破。

于是延安同意了周恩来的想法。

“先由叶挺挂帅，内部再以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张云逸等共产党人参与集体领导”的折中方案。

3. 叶挺个人“唯一性”——国共都绕不过去的桥：可以说只有叶挺才有这个特殊性。

• 国民党角度：叶挺是孙中山、蒋介石的昔日部下，又是曾经北伐“铁军”团长，蒋对北伐有着天然的认可，叶挺也曾是自己的旧部，多少有着感情，认为叶挺可以拉拢，被自己所用。

• 共产党角度：他是北伐名将，是独立团团长，创建过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在红军游击队中有天然号召力；

• 中间派与舆论：叶挺十年流亡，早就远离了国内的政治纷争，其形象相对“超脱”，容易被社会各界视为“纯粹抗日”的象征。

可以说，在当时国共互不信任、又必须合作的微妙氛围里，只有叶挺同时具备这三重“通行证”。

历史就这样把叶挺推到了多方“唯一可接受的交集”上——于是这位“刚刚归国、尚无党籍”的北伐名将，成为新四军首任军长。

叶挺，这位北伐名将、人民军队的奠基者之一，在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三年零四个月里，走过了一条比任何战役都更崎岖的心路。

1.临危受命：从“局外人”到“总指挥”的忐忑

1937 年 9 月 28 日，蒋介石一纸委任，抢先把他推上新四军军长宝座。对国共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枚“理想结果”：国民党认定他十年脱党，可借此控住南方游击队；中共则苦于部队必须“合法化”，需要一位既懂军事、又能被南京政府接受的“中间人”。

周恩来在上海霞飞路跟归国不久的叶挺匆匆一晤，含蓄示意：“希夷，你出来，部队就有希望。”

那一夜，叶挺在日记里写道：“我如过江之卒，只能向前。”——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既非党员，又非嫡系，是“夹缝里的军长”。

2.整顿与创痛：把“游击队”锻成“铁军”的 400 天

军部初设汉口，部队散居八省，名册上1 万人，实际能集合的不到 6000，枪少弹缺，更缺正规条令。叶挺把北伐时“独立团”的血性带回来：

- 亲赴岩寺、云岭，按黄埔操典整训；

- 颁布“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十项注意”，把“不扰民”写进死刑条款；

- 自筹相机办《抗敌报》，每期必登“官兵同灶”照片，让士兵监督军长。

1938 年 6 月韦岗首战，击毙日军土井少佐，南京伪报惊呼“叶挺旧部幽灵再现”。短短两年，部队从 46 个连队扩编为 4 个支队、1 个特务团，兵力逾 3 万，被日军文件称为“长江下游第一强军”。

3.皖南七昼夜：以“谈判”换“生存”的绝望抉择

1941 年 1 月 12 日，茂林石井坑，弹尽粮绝，身边只剩 2000 余人。叶挺把最后的手枪子弹留给机要员，自己下山谈判。被扣前，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最后一电：“部队突围无望，挺愿以一身换数千战士性命。”

五年零两个月的囚笼生活由此开始：上饶李村、桂林七星岩、恩施防空洞、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轮番囚禁。

蒋介石三次许以战区副司令，他回敬三封《囚歌》手稿：“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囚窗之上，他刻下四行小字：“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那是他对自己新四军生涯最锋利的注脚。

4.迟到的回归：从“重新入党”到“黑茶山火球”

1946 年 3 月 4 日，政治协商会议压力之下，蒋介石释放叶挺。

出狱次日，他致电毛泽东、朱德：“我决心以残余之年，重新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3 月 7 日，中共中央回电批准，称他为“民族英雄，人民战士”。

4 月 8 日，他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幼子阿九，与秦邦宪、邓发、王若飞同机赴延安，山西兴县黑茶山撞雾爆炸，全员殉难。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内衣口袋发现一张尚未寄出的纸条：“愿以血与火，为后来者照亮黎明。”

他奋斗——把一盘散沙的游击队练成十万铁师；历史没有给他一方安稳的棋盘，他却以血肉为子，下完了最壮烈的一局。

今天，我们重读《囚歌》，仍能听见那副铁骨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的铿锵回声——那是一位将军在绝境里，为自己、也为后来者，写下的最高自我鉴定：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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