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翻开历史地图，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赫然显现：欧洲拥有 45 亿亩耕地，中国仅有 18 亿亩，不到欧洲的一半，然而自秦汉以来，中国人口规模始终远超欧洲。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中国人口已达 6000 万，同期欧洲人口不足 3000 万；即便在明末清初战

当我们翻开历史地图，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赫然显现：欧洲拥有 45 亿亩耕地，中国仅有 18 亿亩，不到欧洲的一半，然而自秦汉以来，中国人口规模始终远超欧洲。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中国人口已达 6000 万，同期欧洲人口不足 3000 万；即便在明末清初战乱时期，中国人口仍维持在 1 亿以上，而欧洲直到 18 世纪中叶才突破这一数字。

中国与欧洲农业的根本分野，始于农作物品种的选择。长江流域培育的水稻与黄河流域改良的粟麦，在能量产出效率上全面超越欧洲的麦类作物。根据历史农业数据推算，中世纪欧洲小麦的平均亩产量仅 40-80 斤，种收比（种子与收成比例）维持在 1:2 至 1:4 的低水平；而同期中国北方小麦产量达 250-300 斤，南方水稻产量更高达 400-500 斤，种收比普遍达到 1:6 至 1:10。产量差距在唐宋之后进一步扩大，江南地区通过占城稻的推广实现一年两熟，单位面积年产量突破 800 斤，是欧洲单季小麦产量的 10 倍以上。

植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的光合效率远超欧洲的小麦、黑麦等作物，每平方米土地每年可固定的能量达 12-15 兆焦耳，而欧洲小麦仅能达到 4-6 兆焦耳。更关键的是水稻的水分利用效率，在灌溉条件下每消耗 1000 升水可生产 1.5 公斤粮食，而欧洲小麦需消耗同样水量才能产出 0.8 公斤。中国农民通过长期选育，培育出适合不同纬度的水稻品种，从海南的三季稻到江南的双季稻，再到东北的单季粳稻，形成了完整的品种体系，最大限度利用了不同区域的光热资源。

尽管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种植小麦，但直到 18 世纪，欧洲主要作物仍是低产的冬小麦和裸麦，且品种改良停滞不前。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技术甚至出现倒退，罗马时期曾经使用的轮作制在许多地区被放弃，改为粗放的二圃制，即一半土地耕种、一半土地休耕，进一步降低了土地利用率。

除主粮外，古代中国农民广泛种植大豆、油菜等油料作物，以及萝卜、白菜等蔬菜，形成了完整的食物供给体系。《齐民要术》记载的作物种类达数十种，而中世纪欧洲庄园的种植结构极为单一，往往只种植小麦和少量燕麦。多样性不仅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更增强了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减少了单一作物歉收带来的饥荒风险，为人口持续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国农民通过耕作制度创新，在有限耕地上实现了远超欧洲的时空利用效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摆脱原始的撂荒耕作制，发展出 “菑、新、畲” 轮作制，土地利用率从原始农业的 30% 提升至 60% 以上。到汉代，北方地区形成麦豆轮作的两年三熟制，南方则出现水稻与冬作物的复种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豆类与谷类作物的轮作经验，通过豆科植物固氮作用维持土壤肥力，避免了欧洲式的休闲耕作需求。

随着曲辕犁等农具的普及和水利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创造出 “稻麦复种”“桑稻间作” 等高效模式，土地全年利用率超过 100%。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苏州一带 “稻一岁再熟，蚕一岁再眠”，单位面积土地的年产出相当于欧洲同面积耕地的 3-4 倍。与此同时，欧洲仍普遍实行三圃制，即把耕地分为三块，每年一块休耕、一块种春麦、一块种冬麦，土地年利用率仅为 67%，且休耕期间完全不产生收益。

中国农民更通过 “向山要地、向水要田” 的土地改造工程，极大拓展了可利用耕地面积。从汉代的陂田到宋代的梯田，从江南的圩田到沿海的埭田，各种土地利用形式层出不穷。南宋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的江西梯田 “层层而上至顶”，将坡度 25 度以上的山地改造为稳产农田；太湖流域的圩田系统则通过筑堤、设闸、挖渠，把数百万亩沼泽湿地转变为 “苏湖熟，天下足” 的鱼米之乡。

中世纪欧洲农业以 “三圃制 + 敞田制” 为主要形式，农民在领主分配的条形地块上分散耕作，缺乏统一规划和改良动力。尽管拥有广阔平原，却很少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灌溉设施远不如中国的都江堰、郑国渠系统。直到 18 世纪之前，欧洲农业用地中永久草地和牧场占比高达 30% 以上，大量土地用于畜牧业而非粮食生产，进一步降低了人口承载潜力。

自秦代开始，中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水利管理体系，汉代设立 “水衡都尉” 专司水利工程，唐代形成 “渠堰使” 制度，宋代则制定了世界最早的《农田水利法》。这种国家主导的水利建设模式，使中国古代灌溉工程的规模和技术远超欧洲。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 300 万亩农田实现自流灌溉，郑国渠灌溉的关中平原亩产达 “一钟”，而同期欧洲最大的灌溉系统只能灌溉数万公顷土地。

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 “尽地力之教”，汉代实行 “休养生息” 政策，唐代推行 “均田制”，明清时期 “摊丁入亩” 改革，一系列政策始终将农业生产放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位置。政府不仅编纂农书推广技术，还建立常平仓制度应对粮价波动，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成本，激励了农民的生产投入。

中世纪欧洲分裂为数百个封建领地，各领主设立关卡、征收赋税，阻碍了技术传播和资源流动。水利建设多由修道院或庄园自行组织，缺乏统一规划，导致莱茵河、易北河流域的灌溉设施零散分布。这种政治分裂状态直到 15 世纪民族国家形成后才有所改变，但已错过数百年的农业发展机遇。黑死病期间，欧洲缺乏有效的社会救济体系，人口锐减 30%-50%，而同期中国在元末战乱后通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仅用半个世纪就恢复了人口规模。

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秦汉以来的郡县制使中央政令能够直达乡村，元代建立的 “村社” 制度要求各村推选 “社长” 负责农业生产指导，这种组织体系使代田法、区田法等先进技术能快速普及。而欧洲的庄园制下，农奴缺乏生产自主权和技术创新动力，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直到 18 世纪农业革命前，耕作方式与罗马时期相比没有本质变化。

中国农业形成的 “粮 - 畜 - 肥” 循环系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农民通过种植豆类作物增加蛋白质供给，同时利用秸秆、菜叶饲养猪、鸡等家畜，将无法直接食用的农业废弃物转化为肉类蛋白，而畜禽粪便又作为肥料返回农田，形成闭环生态系统。

中世纪欧洲实行 “三圃制 + 敞放畜牧” 的生产方式，耕地与牧场严格分离，农作物秸秆和粮食主要用于人类消费，畜牧业依赖天然草地，无法形成循环利用。这种模式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更导致土壤肥力难以维系，不得不通过休耕恢复地力。直到 18 世纪诺福克轮作制推广后，欧洲才开始种植三叶草等豆科牧草改良土壤，但此时中国的农业系统已领先发展了近两千年。

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模式，能量转化效率远高于欧洲的肉食为主模式。生产 1 公斤肉类需要消耗 6-8 公斤粮食，而直接食用粮食则可避免这部分能量损耗。尽管欧洲畜牧业发达，但大量粮食被用于饲养牲畜，实际供养的人口反而少于中国。明代后期中国农民人均年消耗粮食约 300 公斤，而欧洲农民虽有肉类补充，人均粮食消耗量却高达 450 公斤，这种差异使中国在同等粮食产量下能够养活更多人口。

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作物在中国快速推广，填补了传统粮食作物的空白，尤其是在山地、丘陵等边际土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到 19 世纪初，这些新作物已贡献中国粮食总产量的 20%，支撑人口突破 4 亿大关。而欧洲对新作物的接受相对缓慢，马铃薯直到 19 世纪才成为主要粮食，且更多作为饲料使用，未能充分发挥其人口支撑作用。

来源：地球窗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