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北，有很多以烈士命名的城市与地标——尚志市、尚志村、尚志街；靖宇县、靖宇村、靖宇街；一曼大街、一曼中学；兆麟村、兆麟街…——每一个小小地名的背后，都是一个个血洒沙场的英雄。

在东北，有很多以烈士命名的城市与地标——尚志市、尚志村、尚志街；靖宇县、靖宇村、靖宇街；一曼大街、一曼中学；兆麟村、兆麟街…——每一个小小地名的背后，都是一个个血洒沙场的英雄。

14年抗战从这里开始、歼灭和牵制日伪军数十万、并称中国革命“三大艰苦”、缔造“一支特种部队”……东北抗联凭什么？14年苦斗是怎样的一部传奇？

接受检阅的“杨靖宇支队”战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主力主动撤入关内。其结果就是，关东军仅用不足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

尽管局势不利，但留守的东北军余部、警察部队与各阶层群众，纷纷组成救国军、大刀会等抗日武装。

这里面规模较大、比较知名的，有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组建的抗日义勇军，前凤城县警察署署长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东北军旅长李杜等人组建的吉林自卫军以及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等。

上述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组织”的意味，所以他们既没有统一的编制与领导，也没有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支援，军费主要以自筹或全国人民的捐款为主。

比如在黑龙江领导抗日的马占山，曾多次致电北平与南京方面，“黑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诸君，迅即决策，果与援助，以解危亡!”

可得到的回电，要么是“静候中央命令！”，要么是“等待国际调停！”，等到了后期，甚至连搪塞都懒得做了。

马占山

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无疑让日本人如坐针毡。因此在进入1932年秋季以后，关东军前后共动用近20万日伪军警，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

鉴于义勇军的领导人物主要以旧军官为主，所率部队成分复杂且纪律相对松弛，再加上后援不足，致使很快被各个击破。

数据显示，义勇军的伤亡人数合计多达14万人，另有4万余人投降或被俘，6万余人脱走。东北的抗日局势，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老照片中的抗日义勇军

就在抗日义勇军陷入沉寂之时，我党派出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一批干部潜伏进东北，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磐石、巴彦、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

遗憾的是，党内的权力斗争，一度让抗联内部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

尤其是在王明、康生领导时期，经常做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指示，比如就地解散了满洲省委，取而代之的是南满、北满、吉东等几个各自为政、各自为政的省委，几大机构相互指责，讨说法、辩对错，内耗极其严重。

接受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via：东北抗联纪念馆）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联领导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和中央取得直接联系，都没有成功。

比如杨靖宇曾多次组织西征，就是想与“据说已经在冀东辽西活动”的八路军接上头，从而取得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周保中、赵尚志等人也多次派人乔装改扮，走不同路线入关或者绕道新疆乃至苏联境内，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早期的东北抗联领导人（via：东北抗联纪念馆）

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后，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工作才被提上日程。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的各路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队，被统一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

12月，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完毕。

资料显示，东北抗联一共被扩编为11个军，鼎盛时期合计多达3万余人，活动范围扩大到70余县。其中：

东北抗联纪念馆中对抗联各路军的介绍

在林海雪原中，东北抗联将士用智慧和胆略，努力将劣势化为优势，与敌周旋。

他们没有重炮，没有空军，没有正规后勤，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灵活多变、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体系。

伏击战是东北抗联部队运用最广、成效最显著的战术之一。将士们往往依托有利地形，在日伪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或待机而动，或诱敌深入。

比如在1937年初，由赵尚志指挥的“通北冰趟子”战斗中，抗联以7人牺牲的代价，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毯、米肉、服装等物资，极大缓解了部队补给压力，成为东北抗联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老照片中身着日军军服的抗联官兵

除此之外，针对敌人的交通线、通信设施、仓库、工程实施精准破坏的破袭战，也是抗联常用的战术之一。据“满洲国”当局哈尔滨市铁路局统计，仅在1934年8月，北满铁路东部线就发生列车颠覆16起、桥梁破坏31起、通讯破坏18起。

依靠这些灵活机动的战术，东北抗联在敌我力量悬殊、装备及其落后的条件下，以伏击战打击敌军，以袭击战摧毁敌军据点，以破袭战迟滞敌军后勤，以突围战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再战，给日伪军以极大的杀伤。

但需要指出的是，抗联的直接对手，是是武装到牙齿的关东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基于巩固战略大后方的需要，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数量从20万猛增至40万。进入1938年以后，关东军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并有“满洲国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

他们不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摧毁抗日救国组织，还严密控制东北民众的日常活动，在农村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将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

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无人区，旨在割断抗联部队与老百姓的联系，断绝抗联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以“集团部落”政策为例，这种被东北老百姓称之为“归大屯”的政策，是日军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粮食物资的供应而实施的暴行政策。

具体做法是，“满洲国”当局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指定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

至于“集团部落”选建的地点，一般在抗联活动频繁，日军易于警戒的地方，部落的周围就成了被隔绝的“无人区”。由于当地生存条件极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有数据统计，当时整个东北受此迫害的人口达500万以上。

老照片中的“集团部落”

而且，我们必须要承认，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关东军是当时我国境内的日军中的最强战力，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在战斗意志上，明显强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反观东北抗联，无论在数量、装备、战斗力还是作战经验上，都不如关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除此之外，基层的乡公所、警察所等管理机构，几乎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抗联一旦在附近活动，总有汉奸去报告。

至于日本人组织的武装殖民开拓团，在不断挤压抗联活动空间的同时，也一直充当着关东军的耳目和帮凶的角色。

因此，进入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领导的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到了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残酷。

准备作战的抗联战士复原（via：东北抗联纪念馆）

在接连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以后，抗联各部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

他们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游击战。

冬季衣着单薄的抗联战士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没膝的大雪，进行了着连续的苦行军。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有时还不能烧火取暖，只能依树休憩。每次的睡眠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截至1938年底，抗联人数已经从巅峰时期的3万余人锐减至不足5000人，到1939年底，已不足1000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东北抗联的残部不得不退入苏联，休养生息。

抗联《露营之歌》

当时的东北抗战，可以简单总结为“三多”：英雄多、烈士多、叛徒多。

这里主要说叛徒。据说在当时，老抗联骂人最狠的是“你个叛徒！”，他们最恨的就是叛徒。实际上，杨靖宇将军的牺牲，就是毁在四个叛徒的手上。

电影《步入辉煌》中的杨靖宇

第一个叛徒叫程斌，原是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也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1938年7月，他率所部115人叛国投敌，日军任命程斌当队长，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部队逼入绝境。

程斌投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举摧毁了70多个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几乎在一夜之间，杨靖宇部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解放后，这个叛徒被枪毙。

电影《步入辉煌》剧照

第二个叛徒叫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警卫排长，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

这个从15岁起就被杨靖宇抚养成人的叛徒，于1940年2月1日携带抗联经费9960块大洋叛变投敌。他的叛变是致命的，杨靖宇的行踪瞬间被暴露。解放后，张秀峰并未得到法律的惩治，原因是“已过追诉期”。

第三个叛徒叫赵廷喜，当时是“满洲国军”某部的排长。

在杨靖宇山穷水尽之时，曾经偶遇过赵廷喜。据说后者还主动劝杨靖宇，“我看你还是去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的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

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马上向李告了密。很快，关东军让赵廷喜带领大批日伪军警宪特去围捕杨靖宇，导致杨靖宇腹背受敌，壮烈牺牲。

1946年，赵廷喜被枪毙。

电影《步入辉煌》剧照

第四个叛徒叫张奚若，是程斌的跟班，据说还是个有名的机枪手。

当日伪军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时任“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

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杨靖宇倒在一棵大树前的雪地上牺牲。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接受人民的审判，让很多幸存的抗联老战士终生耿耿于怀。

1984年，吉林日报社一位记者还采访过他。他阴沉着脸，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

电影《步入辉煌》剧照

在蒙江（今靖宇县）的“庆功宴”上，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都没有喜悦气氛。

据说，张奚若曾恬不知耻地表功炫耀说，“正当老杨抬起腿要跑的一霎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

可话还没说完，就冷了全场。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一墩，沉闷地骂了声：“混蛋！”

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追捕杨靖宇将军的总指挥岸谷隆一郎在毒死自己的妻子儿女后，剖腹自杀。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这样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电影《步入辉煌》剧照

严峻的斗争形势，使得东北抗联的残部不得不退入苏联，驻扎在维亚茨克、乌苏里斯克等地。

值得玩味的是，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苏日两国的关系一直都比较“暧昧”。苏联不仅从未公开声援过中国，甚至一再“刁难”退至本国境内的抗联将士。

比如在1938年1月，赵尚志在应邀赴苏议事时，一度遭到了苏联的恶意关押；被关东军打散后，不得不退至苏联的500多名抗联官兵，在被苏军缴械后，居然全部遣送到了新疆。

东北抗联主题绘作

直到进入1939年之后，苏联对抗联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在4月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首次提到了“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同志常常向我们提出对中国同志提供各种援助”的话题。

一个月后，赵尚志被释放，并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联总司令”。7月，他亲率100余名抗联官兵返回东北，进行游击活动。

遗憾的是，小部队不得不在三个月后重返苏联。

赵尚志雕像

1939年9月，北满省委常委兼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首先越境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不久，应苏联远东军区的邀请，吉东省委书记兼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于11月28日来到伯力。

在伯力期间，周保中、冯仲云与赵尚志等人共同召开了首次“伯力会议”。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对接下来的根本任务、斗争策略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人

1940年3月，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与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情报部长王新林（“瓦西里”的异译）以及伯力和双城子（乌苏里斯克）驻军负责人，举行了多次会谈。

在会谈期间，苏联代表率先提出了“将抗联从中共组织中分离出来”的建议。对此，周保中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最终商定，“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和边防军司令部，与东北抗联最终结为工作指导与援助的双重关系“。

3月24日，周保中和冯仲云二人请求苏联方面转达“致中共中央的联名信”。

在信中，二人坦言，“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东北党组织四年来同中央断绝了联系的苦痛。因此，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

右一为冯仲云，右二为周保中

1940年9月底，苏方联络官“王新林”电邀抗联各部负责人前往伯力，参加“有中共中央代表出席”的重要会议。

不过，等到12月16日参会人员全部到齐后，“王新林”不仅宣布“中共中央代表没有到会”，还提出了“将抗联各部队改编为分属苏军远东边防军各军区的侦察部队”以及“不再保留自己的组织系统”的“建议”。

对此，周保中等人再次提出了强烈抗议。

一个多月后，周保中亲自致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申明了立场。不久，二人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周保中意见的支持和肯定。

斯大林（左）和季米特洛夫

1941年3月，第二次“伯力会议”召开。

会议不仅确定了“以小部队活动、群众工作、组织建设和壮大实力为主”的作战策略，苏联代表也在会议中做出承诺，“协助抗联各部将士搭建活动基地”。

1941年冬，在伯力东北75公里黑龙江畔的雅斯克村，抗联官兵们搭建了北野营（又称A野营）；在双城子与海参崴之间一个小车站附近，搭建了南野营（又称B野营）。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在各地的抗联官兵们，陆续转移至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这便是抗联“教导旅”的雏形。

老照片中的抗联战士

苏德战争（1941）爆发后，东北的关东军从40万猛增到76万，抗联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根据苏军档案记载，“在最有利的战机，（抗联部队）只能集中百人左右，做短促的阻击行动，随即须分散....否则极易遭受歼灭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关东军“到处在树上张挂淫秽的画片和妇女的装束，还留酒食和亲恳书”，诱降抗联将士们主动“投诚”。

1941年9月，苏联情报局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抗联的斗争情况，“在中国东北，游击队人数在1500至2000人以内。他们处在低潮，在东北本身没有领导机构”。截至12月底，北满抗联的主力均转移到了苏联境内“整训学习”。

老照片中是抗联战士

1942年7月7日，周保中在A野营的“抗战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光复东北的另有一种可能性”，即“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必与苏联红军抗日作战结合起来，并在苏联红军救助之下，从日寇铁蹄践踏下获得解放胜利”。

8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留守在伯力的抗联部队被正式整编为“教导旅”，又称“国际旅”或“苏联远东军独立88旅”，对外番号为“8461步兵特种旅”。

教导旅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内部仍保持独立的组织系统。

周保中担任旅长，李兆麟担任政治委员（政治副旅长），沙马尔钦克（杨林）和崔石泉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冯仲云担任政治部情报科科长。

教导旅官兵合影，中间者为周保中

据统计，全旅总人数约1000余人。其中，苏联籍官兵约300人，原抗联各部官兵合计约600—700人。每个营设“中国连”和“苏联连”各一个，“无线电营”由中苏双方指战员组成。

教导旅下辖四个营，依次由原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以及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人员为基干组成。其中：

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第三营营长许亨植（许亨植牺牲后，由王明贵继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营长柴世荣，政治副营长季清。

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成立了以崔石泉担任书记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同时撤销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

苏军与教导旅指战员，左四为周保中，右三为李兆麟

教导旅成立后，军事训练包括了队列训练、刺杀训练、投弹训练、跳伞训练以及实弹射击、武装泅渡、滑雪拉练等科目，部分女兵还要学习无线电通讯等专业课程。

在训练基地内部，分别设有放映室、图书室和广播室，方便官兵们举行集会、观看电影等日常活动。另外，各连队有壁报，各排有战斗快报，内容主要涉及军人教育、道德教育、军政训练准备或总结等内容，供大家学习。

在生活方面，官兵们一直追求“自力更生”。他们不仅开垦荒地，种植土豆、大豆和蔬菜等农作物，还打猎捕鱼，有效解决了粮食不足的困难，并改善了生活质量。

抗联教导旅纪念馆中我军使用是武器

截至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之前，教导旅先后派遣了十几支“游击小队”返回东北，进行抗日斗争。

他们或主动偷袭敌人据点，或破坏关东军的军事与交通设施，或在地下宣传群众抗日，或协助苏军侦察和搜集关东军的情报。

不过，鉴于苏联一直将教导旅视为“独自指挥”的武装力量。因此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教导旅一直都没能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抗联教导旅纪念馆中的斯大林嘉奖令照片

1945年5月，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正式向教导旅发布了“预定在最近几个月内将有一场苏联对日本的战争，88旅（教导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进入东北境内后，88旅将沿松花江西进，参加解放佳木斯的战役”的指示。

6月，在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导下，教导旅制定了“反攻东北”的五条方针。

7月末，中共东北党委会实行改组，周保中担任书记，李兆麟、冯仲云等12人担任委员，同时决定“将原有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反攻朝鲜，一部分反攻东北”。

普尔卡耶夫大将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随后，教导旅部分官兵被编入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空降敌后战斗队”，空降至牡丹江西北的海林与林口地区，执行先遣作战任务。

10日，周保中在全军动员大会上发出了“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总动员。11日，他一度打算亲自率部从富锦（佳木斯）登陆，进入佳木斯。

不过，就在教导旅官兵整装待发之际，周保中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斯大林让他们“原地待命”？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

在斯大林看来，“抗联的每个战士都是将在解放自己祖国、建设新国家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独当一面的宝贵的人才，决不能让他们遭受任何损失”。

解放哈尔滨的苏联红军

在接到电报后，周保中等人不得不重新拟定了“教导旅随苏军进驻57座战略重镇”的新作战方案。

26日，教导旅接到了远东军总司令部下达的指示，“要求他们跟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司令部的任命”。

28日下午，教导旅内部召开军事会议。

除了部署相关准备工作之外，还宣布了新的人事调动命令。其中，朝鲜族官兵统一接受金日成的指挥，跟随远东第一方面军一起挺进朝鲜，“光复祖国”。

东北抗联的将领们，中者为金日成

9月6日，由李兆麟带队的第一批教导旅支队，与远东第二方面军一起飞抵哈尔滨、吉林、延吉等地；9月7日，彭施鲁率第二批部队飞抵佳木斯；9月8日，周保中亲率第三批飞赴长春和沈阳；9月9日，王明贵等人率第四批飞抵长春，后分别前往齐齐哈尔和大连。

返回东北的教导旅官兵们，与苏联红军以及其他地方兄弟部队互相配合，先后控制了长春、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沈阳、大连等11个地区以及其他57个大中城市。

截至10月15日，教导旅共收缴日伪军步枪6万余支，机枪一千余挺，掷弹筒五百余个，迫击炮二十余门，山炮野炮五门，子弹一千二百余万发。

截至10月20日，教导旅合计扩军为11个团、一个大队和两个骑兵连，总人数超过了四万人。

东北抗联教导旅成员合影

9月20日晚，周保中和冯仲云二人，分别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协同苏军接管的57个城市的基本情况。政治局指示他们“利用苏军身份的便利条件控制铁路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

10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与此同时，周保中将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一并移交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抗联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其中，林彪担任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肖劲光三人，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

11月2日，中央批准了东北局提出的“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我们提议他为第三副司令”的建议。

电影《远东特遣队》中的教导旅官兵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

12月，苏联向周保中通报了苏军的撤军时间表。在拿到时间表后，周保中马上要求教导旅全体官兵“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保证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苏军撤退时，立即接管其驻地”，并在第一时间宣布“与苏军脱离关系”。

伴随着相关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到了1946年4月下旬，教导旅彻底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可以说，教导旅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之所以能与中共中央保持紧密联系，与以周保中为首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要肯定苏联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支持，东北抗联才得以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最后想说的是，这片黑土地，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长，也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地区。在漫长的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和关东军一直在殊死奋战，坚持着一场不平衡的战争。

最终，我们获得了胜利。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