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楚剧艺人(1926年之前用过汉剧、黄陂花鼓戏、黄孝花鼓戏)唱响上海 1923年6月26日至10月3日《申报(上海版)》上海小世界汉剧场特聘武汉著名玉壶春全班合演。1931年6月13日和7月5日,湖北福顺班汉剧(含楚剧艺人)在上海神仙世界剧场公演《蔡明凤》《
结合历史文献与现存资料,湖北楚剧在剧目传播、上海演出及唱片录制等方面确实展现出比安徽黄梅戏更早的轨迹,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
一、楚剧上海演出与唱片录制的先发优势
1. 早期上海公演记录
早期楚剧艺人小官宝(李百川)、小桂芬(章炳炎)等
湖北楚剧艺人(1926年之前用过汉剧、黄陂花鼓戏、黄孝花鼓戏)唱响上海 1923年6月26日至10月3日《申报(上海版)》上海小世界汉剧场特聘武汉著名玉壶春全班合演。1931年6月13日和7月5日,湖北福顺班汉剧(含楚剧艺人)在上海神仙世界剧场公演《蔡明凤》《天仙配》等剧目,这一记录明确刊载于《申报》上海版。而黄梅戏首次进入上海是在1935年1月,由丁永泉、琚光华等人组成的戏班在九亩地茶楼演出《罗帕记》,较楚剧晚了四年。更早的1929年,楚剧已通过高亭公司录制了《蔡明凤》(《蔡鸣凤辞店》)唱片(编号Teb463-466),由筱春芳(张玉魂)、筱叫天(高月楼)合作完成,而黄梅戏的上海录音首见于1954年的《天仙配》电影原声带 。
2. 上海唱片工业的深度介入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唱片业中心,对楚剧的系统性录制始于1929年。除高亭公司外,百代公司于1934年、1936年两次为楚剧灌制唱片,其中1934年版《蔡鸣凤》(《蔡鸣凤辞店》编号A1974-1977)由张桂芳、章炳炎演唱,成为楚剧声腔艺术的重要历史标本。反观黄梅戏,其早期唱片多集中于1950年代后的电影或舞台录音,如1955年石挥执导的电影《天仙配》原声唱片 ,在时间跨度上明显滞后。
二、剧目源流与文本记录的实证对比
1. 《天仙配》的楚剧先行文本
湖北汉口出版的《楚剧指南》第七集(1933年前)已完整收录《天仙配》剧目,其中《路遇》场次的唱词与现代黄梅戏版本高度相似,如七仙女唱词“相公此言差矣,自古道大道朝天,各有半边”。而黄梅戏《天仙配》的定型始于1953年陆洪非根据老艺人胡玉庭口述改编的版本,较楚剧文本晚了二十年。这种文本传承关系表明,楚剧对董永传说的戏曲化呈现早于黄梅戏。
2. 《蔡鸣凤辞店》的地域文化标识
楚剧《蔡鸣凤辞店》的唱词具有鲜明的湖北地域特征,如蔡鸣凤自报家门“家住湖北浠水县”,而黄梅戏、庐剧等版本的同类剧目多将籍贯改为“安庆”或“桐城”。这种差异反映出楚剧对地方题材的原生性处理,而黄梅戏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地域文化的调适。此外,楚剧《蔡鸣凤辞店》在1929年、1934年两次录音中保留了“哦呵腔”向“丝弦腔”过渡的特征,为研究楚剧音乐史提供了活态证据。
三、艺术传播与文化辐射的历史脉络
1. 楚剧的都市化进程与海派影响
楚剧在1926年进入武汉后迅速完成从乡野小戏到都市戏曲的转型,并于1930年代通过上海唱片公司的技术赋能实现跨地域传播。例如,百代公司1934年录制的《蔡鸣凤辞店》在配乐中融入少量江南丝竹元素,体现了海派艺术对地方戏曲的改造。而黄梅戏的全国性传播始于1950年代,依托电影《天仙配》的广泛放映和严凤英等演员的艺术影响力 ,在时间节点上与楚剧形成代际差。
2. 上海作为戏曲改良的枢纽作用
上海不仅是楚剧录音的技术输出地,更是其艺术革新的试验场。1923年玉壶春全班在上海演出时,已开始尝试将楚剧与汉剧的表演程式融合,这种跨剧种的探索为楚剧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观黄梅戏,其在上海的早期演出仍以传统“三打七唱”形式为主,直到1950年代才在上海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引入西洋乐器伴奏 ,在艺术现代化进程上稍显滞后。
四、现存文献与学术研究的佐证
1. 权威文献的交叉印证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北卷》明确记载,楚剧《蔡鸣凤辞店》的上海录音版本是研究楚剧“迓腔”体系的关键资料。而黄梅戏《天仙配》的源流研究中,学者普遍承认其对青阳腔《织锦记》的继承关系,未提及与楚剧的直接关联。这种学术定位从侧面反映出楚剧在剧目发展上的独立性。
2. 民间收藏与数字化成果
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楚剧经典剧目》系列CD,收录了1984年武汉楚剧演员张家农等人从上海复制的旧唱片音频,其中包括筱春芳、张桂芳的《蔡鸣凤辞店》唱段。而黄梅戏的早期上海录音多依赖电影或舞台录像保存,如1954年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天仙配》实况录像 ,在文献形态上以影像为主,与楚剧的唱片文献形成互补。
结语
从1929年的上海录音到1931年的剧场公演,从《楚剧指南》的文本记录到《天仙配》的声腔溯源,湖北楚剧在剧目传播、艺术革新和文化辐射等方面均展现出对安徽黄梅戏的时间优势。这种差异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自然演进,更是近代中国戏曲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缩影。楚剧通过上海唱片工业实现的“声像留痕”,为其艺术传承提供了比黄梅戏更早、更系统的历史物证,也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地域视角。
来源:家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