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要是去阿斯塔纳的旧城问个路，很可能会遇到两种回答：一种是短促的哈语，一种是拖着尾巴的俄语。旁边的老太太会看你一眼，像在判断你到底是“自家人”还是“外乡人”。别看是个路口的小事，背后都是一百多年前的旧账，这笔账一直没结清。
草原上的字母：从沙俄的铁轨到哈萨克的迁都
沙俄在1885年前后，彻底征服了中亚的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包括土库曼地区，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将领土拓宽了400万平方公里。
你要是去阿斯塔纳的旧城问个路，很可能会遇到两种回答：一种是短促的哈语，一种是拖着尾巴的俄语。旁边的老太太会看你一眼，像在判断你到底是“自家人”还是“外乡人”。别看是个路口的小事，背后都是一百多年前的旧账，这笔账一直没结清。
那时候中亚不是空着的。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荒野，随便插一面旗就算占了新地。帐篷、集市、清真寺，马背上的男人和背着水罐的女人，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马蹄声过来，枪火开过去，想让人把名字和语言都换了，这事谁也不肯。反抗一波接一波，血流过一次又一次，很多人被埋在没有碑的土里，剩下的活下来的人，嘴边的祷词还是原来那句，心里的骄傲也没那么快倒下。
沙俄官员试过软的。他们在城里设了俄语学校，教堂也一个一个往外冒，想让人从孩子抓起，慢慢变成“自己的子民”。很长一段时间，教室里有孩子来，也有孩子不来。有人在上午练俄字母，下午又回家跟爷爷学部族的故事。你要说彻底“换脑子”，没那么容易。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它贴着人的故乡和祖先。
到苏联时期，力度更猛。赫鲁晓夫那一套，想让所有民族把俄语放在最前头，最好每个人一开口就是俄式发音。他不喜欢绕弯子，于是干脆把俄语定成必修课，地方语言从课表里退了出去。有人说这样省事，统一管理嘛。可你让孩子们不学自己的母语，家长心里能服吗？我认识一个在阿拉木图教小学的老师萨比特，他那时候每天要先给孩子讲俄文课，午后偷偷带着孩子们读哈语诗，窗外有巡逻的脚步声，他就停一下，笑说“我们在算数学”。像做一件心虚但不得不做的事。
哈萨克斯坦的故事，跟邻居略有不同。早在1847年，哈萨克汗国就彻底被纳入沙俄的盘子里。后来到了苏联，地图上的线又被尺子划了一次，哈萨克斯坦多了几块地，那些地上住的却是俄人多。画线的人考虑很多：边界、铁路、人口。结果就是，这个国家一开始并不“纯粹”，哈萨克人和俄裔在同一屋檐下，数量上差不多势均力敌。
苏联解体那年，我在北方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见过一个俄裔工人阿列克谢。他说：“要不我们也像克里米亚那样，弄个自治，大家各过各的。”这种想法并不少。可哈萨克斯坦没答应，他们不走那条路。自治提案被否了。接着，政府开始鼓励海外的哈萨克回来，给机票、给房子，像喊孩子回家吃饭一样。几年下来，人口结构就变了，即便如此，在这个两千万人上下的国家里，俄裔仍有四百万左右，不算少。
为了让北方听得见首都的声音，哈萨克斯坦做了一个让人意外又不意外的决定：从阿拉木图搬家。那座靠山的城市当年还是清朝的地盘，1864年被沙俄拿走，如今又把首都的牌子交给了阿斯塔纳。搬字不只是把文件箱从A城运到B城，是要把国家的重心，挪到俄裔最多的地方。从那以后，哈萨克人往首都涌，楼房一栋一栋起，学校一座一座开。阿列克谢先是说热闹，后来说有点挤，再后来他去了鄂木斯克找亲戚，走的时候他把家门口的俄式篱笆拆了，说留给新邻居做柴。
政治也是个温度计。刚建国那会儿，下议院里坐着的哈萨克人四十来号，俄族二十来号，看起来谁也压不过谁。到了2007年，哈萨克席位涨到八十多，俄族却剩十七，不用拿秤称也看得出哪边重。行政岗位上同样如此，公务员里俄裔只占十几个点，哈萨克人占八成以上。说句直白的，这个国家越来越由哈萨克人来决定方向。
不过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硬件搬家也好，席位变化也好，没用母语去建自己的日常，它们都像外墙涂色，风一刮就掉。于是哈萨克斯坦下了狠心，用哈语把公共空间占满。电视台换了播音语言，电台没有了俄语档，网站首页一打开就是哈文。萨比特退休那年忽然变得忙起来，因为社区请他每周教两次哈语速成，俄裔邻居也来坐在后排学发音。有人不适应，觉得像突然被关了预设的窗户，但时代有时候不容慢慢适应。
俄乌战争一开打，哈萨克斯坦显出态度的变化。过去说话还带着“亲近”，后来逐渐站在制裁一边。你说这是政治算计也好，是情感表达也好，反正它和那套去俄化的组合拳在一条逻辑线上：把自己拉开，越拉越开，拉到看见自己。
同样的戏换到乌兹别克斯坦，味道有点不一样。那边俄裔较少，连三成都不到，甚至不足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属于乌兹别克人自己说了算的地方。建国后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乌语放到最高位，官方文件、学校课堂，全用自己的话说。旧的俄文刊物下发了一纸清点，很多被封存，很多被销毁。黑板上的字母也换了，从西里尔变成拉丁，老师们抠着粉笔头，耐心地教孩子画新线条。有人笑说“写法跟英文差不多”，这话只对一半，另一半是心理上的“我变了”。
我在塔什干旧城看过一个让人心里空一下的场景。施工队整齐地站着，把苏联时期留下的纪念建筑逐块拆解，吊车往上一拎，穹顶就离了地。旁边是档案馆的扎伊纳布，她把一摞摞旧册子装进箱子，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秒说：“留一些吧，总要有人知道曾经是什么样。”但官方的路子很明确：俄式的视觉符号越少越好，免得人一眼望去，心里又拐回旧路。
权力结构也动了。没有了苏联护着，俄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台阶几乎看不见向上的方向。以前靠近中心的岗位如今离得远了，接近权力的人换了姓氏和语言。你可以说这是现实的选择。每个国家在重塑自己时，都会把老的杠杆拔出来，再插上一根匹配新身份的。
更大的刀在历史上落下。苏联时代读过的那些章节，被翻了个面。曾经说“我们走进了一个宏大的共同体”，后来改口说那是一段被强迫进门的时间，门的把手还冷着。节日也跟着掉头，某些纪念日被取消，新的节日填上位置。历史并不会因为重写就变成另一个世界，但它会让孩子在升旗时心里想的词变了，这格外重要。
说到乌克兰，这难题比前两家复杂。这个国家很早就和俄国合并，1654年那会儿的握手，变成了几百年的同居生活。街名、教科书、音乐、亲戚，都有俄的影子。你让他一下子转身，对东部的人可能是撕裂，对西部的人是解脱。战事爆发后，法条一路出，语言、标识、公共空间里俄的存在被一点点削掉。利沃夫的一个志愿者伊琳娜告诉我，她每天带人去把老街牌子上的俄字换下来，有人骂她，也有人帮她拿梯子。她说：“改一块就少一块。”这就是时间表，不大漂亮，但很直接。
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把俄元素一点点从生活里拿掉？说句不热闹的大实话，是为了往前走得更稳。他们的祖辈很多是沙俄时代的被征服者，身上有伤口。只要还能看见俄的影子，就像把那块疤翻起来看一眼，心里不舒服。再加上现在的俄罗斯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拉不动别人，甚至可能拖你后腿。这一算账，去掉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是理性的选择。
当然也有感情不舍。阿列克谢走前跟我说，他也喜欢草原，也会跳哈萨克舞。他只是觉得“我在哪儿都是外人”。这是去俄化过程里最沉闷的一角：不是每个俄裔都在历史里扮演坏人，但他们要付出迁徙或者重新适应的代价。你说公平吗？很难有一个公式算出公平，只能说时代换路，人得跟着路走，或者另找岔道。
沙俄那道铁轨铺进来，带了枪炮和学校。后来苏联把语言放到课表的最上面。再后来，哈萨克斯坦迁都、乌兹别克斯坦换字母、乌克兰换街名。事情看起来像一条线，其实每一段都有人的犹疑、争吵和妥协。我们说“去俄化”，用四个字就把复杂的人的命运盖过去了。故事里的每个主角，都在自己的厨房里做选择，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以后你就这么学”。
我们常说历史是从地图上看，是从文献里读。但有时候，它更像北风过草的声音。你看见一群人搬家、把牌子换掉、把语言拧回母语，就知道这片地正在把过去切分，重新长出自己的骨头。等到哪一天，他们能在集市上互相调侃，用哈语、乌语或乌克兰语把事儿都说清楚，而不再需要借外来的句子，那时大概才是真正把“旧账”算明白了吧。至于有没有人会怀念以前的混合口音？我想会有。可怀念不等于要回去。历史这道路，往前走，总比站在原地纠结更接近答案。
来源：神秘天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