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在年少时，总觉得天总会变蓝，路总会有拐弯。只不过，有的人拐的路太陡了，连喘息都紧张。王涛刚好就是那种人——生在山东沂源南流泉，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你要说要出大人物，谁也不信。可1929年这孩子才14，鲜衣怒马，心气比谁都高，沂水西北埠前村的小学里，跟着共产党

人在年少时，总觉得天总会变蓝，路总会有拐弯。只不过，有的人拐的路太陡了，连喘息都紧张。王涛刚好就是那种人——生在山东沂源南流泉，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你要说要出大人物，谁也不信。可1929年这孩子才14，鲜衣怒马，心气比谁都高，沂水西北埠前村的小学里，跟着共产党员李鸿宝和陈兰芬跑，稀里糊涂就进了共产党。可别以为这是一拍脑袋的事，那个年月，沂蒙的风比刀还硬，小伙子们想护住家门都够呛，哪有谁敢“入伙”，就为个理想昏头呢？

那几年的沂水，说白了就是个烧不灭的火堆。一会儿城里闹事，一会儿乡下喊口号。王涛到了瑞麟小学——这学校还算有点意思。校长邵德孚训训话，训育主任谢梅村带着学生读书，书可不是课本，是人家偷偷摸摸传的“红色进步书籍”。王涛不声不响，干的却是“印东西”的活儿，学着师傅把《支部生活》翻印出来，藏在书包里，塞给一脸稚气的小党员。翻印的还有些歌，小学同学聚一起，咬牙唱《国际歌》，哪怕窗外都是警探和地主的眼睛。别看都孩童模样，有个小布章，写着“共赴国难”，那是心里的一点光，一点倔强。

你要是问，那个年代搞革命的人是不是都想着高大上的事业？也真未必。王涛其实更像个家里蹲，还时常给村里的小孩讲故事。1932年，谢梅村做了县委书记后，瑞麟小学成了大本营，人人都传话、传书。王涛扛着印刷的小册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往外跑。聚起来一起读苏联的故事，也有点少年气的浪漫——总觉得日子能慢慢好，国家能慢慢挺过去。

但是，也不是每天都热血。比如临朐蒋峪那一带，不时传说有一股土匪，人说他们信共产主义，却又不敢打红旗。首领叫刘景良，参谋长叫刘伯然。县委一合计，就派王涛和田锡仁去摸摸底。本来还有点怕，怕土匪刀子快，可一见面，这刘景良倒满是热情，说愿意让他们训练自己的队伍。一番话不如一把酒管用，他们仨在村头一块结了干兄弟，还拉了三十多个做兄弟。不久，马德隆也来了“搭伙”。这些土匪人义气是有，打仗也不要命，只是干起事来，不是什么“阶级觉醒”，反倒是抢抢杀杀。王涛田锡仁住了一阵，心里其实明白，大伙儿嘴上共产党，骨子里还是要自个儿捞好处。

后头没法，王涛和田锡仁就转去地方上发展党员。晃荡了大半年，回来时，沂水县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苏村一带、垛庄、埠前村，党员已经有四百。王涛这时候在苏村教书，偶尔给小学生讲讲“站起来”的故事。有趣的是，做小教员反比做革命青年自在些，命也敢赌，心也安宁。

这个阶段的沂水革命，就像村头的大刀会，天生带点江湖味。谁家觉得日子不顺，凑一堆人，举着木棍就成立了小会——什么黄旗会、白旗会，各种神神鬼鬼。说真话，加入大刀会那回，王涛是受了组织的指使，可也对“大刀如天神附体”那套说法暗暗啼笑不已。后来，他和几位党员进去，一边装神弄鬼，一边找机会宣传破除迷信。其实也不算“破”，有时候是“混”，那是生活。

有一次省委搞了个文件，五倍子水写在柳条布上，这种传递方式让人哭笑不得。文件叫大家别再说北方穷，别总觉得北方革命搞不起来。王涛接过这块布，绕了好几个村，看着天气、看着路况，都得提防谁家路口盯人的土匪和地主。

后来还发生了件怪事——省委派了个叫张北华的巡视员，说是到埠前卖书的。王涛他们凭经验一看，觉得不对劲，把人“收拾”起来了，结果查出黑矾，差点怀疑是特务。还是校长写的介绍信救了张北华一命。那个年月，人都能疑神疑鬼，活着最怕被自己人当成了敌人。

那阵子可不太平，马德隆等十三人被捕，不是说他们懒惰不小心，是因为旗会活动太多，地主看着心里不安，就举报。乡亲们口头上说“保家”，真要遇上麻烦还是得靠身边的朋友。后来县委开了个大会，有人觉得该硬着头皮干一把，比如攻打沂水城。谢梅村、王涛拍着桌子说试试，李鸿宝、陈兰芬却觉得风险太高。最后一合计，还是拿定主意冲上去。约好了地点，口令都安排了，没想到那天老天也不同情，大雨倾盆，沂河水涨，半数人压根渡不过去。你以为战斗生死关，总是哪句口号喊出来。其实，有时候败阵就是一场雨。

雨停了，过了几天，又聚起人马打了沙沟村。分了民团头子的东西，王涛没参与。接着冲高桥，打了一天没打下来，会长中伤，士气也掉了半截。那几年，革命是头脑一热，也是一次次的往回撤。

省委看着局势不顺，又派宋鸣时来沂水指导。开会时，王涛被推选进了县委，也不觉自己有啥本事，就是能熬。沙沟、高桥两场下来，有的同志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待下去。于是整顿队伍，王涛和谢梅村带着几十号人进了沂山里，打游击去了。

伊来好是那边的土匪头儿，人不坏，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三个月没有一天不打仗，最凶的是黑山一仗，二百号人，打完都跑光了，只剩王涛、谢梅村和陈善。伊来好还挺讲情义，把三人藏到瓦泉村地主家，藏了半个月，才分头行动。王涛回到沂水，才知道党组织已被破坏——邵德孚、韩文卿，包括县里的几位负责人都给抓起来了。宋鸣时竟然反水，亲自带人去逮捕那些同志。

这消息往全县传，人人自危。有人尝试联合土匪搞营救，却没得手。只把宋鸣时抓了一回，可他很快逃脱了。白色恐怖蔓延，王涛不敢再回埠前村，只能在西沟找到陈善，两人一起南下安东。直到一年多后，风声稍缓，他才敢回到沂水。

你说王涛命苦也没错，1929年入党，小学教员，后来拉帮打仗、游击、还看着一批批朋友失踪、被捕。1937年去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回来，派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干民运部的事。之后，又是地委书记、区委副书记，直到建国后一路做到部长、校长。外头看着风光，可翻翻这些年，他经历的全是风刀霜剑。戏里唱“革命英雄”，村里长大的孩子却遍体鳞伤，学会了认栽，也学会了认命。

那晚在安东，有乡亲在悄声问王涛：“还回沂水么？”他一时没出声。那种被追着跑、又要嘴硬撑着革命的日子，不是谁都能熬下来。人有事不敢说，有苦不敢露。后来王涛偶尔讲：“有时候觉着，熬不过去就想走，可一回头，总有个什么牵着我。”

或许，风雨停的时候，人就活成了一棵老松——不一定最直，也不一定最高，但皮糙、根深，能熬，也能撑场面。那些年沂水的故事，王涛只是其中一个。关于他，酒桌上还有闲谈，也有叹息。谁又说得清，这一路到底失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没人晓得答案。

来源：草原逐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