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军国主义者铺开亚洲大陆的地图，其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路径与三百年前满清铁骑入主中原的蓝图，有着惊人的形似：先据东北（伪“满洲国”对应后金），蓄力而后破关（卢沟桥事变对应清军入关），再图席卷华夏。

日本军国主义者铺开亚洲大陆的地图，其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路径与三百年前满清铁骑入主中原的蓝图，有着惊人的形似：先据东北（伪“满洲国”对应后金），蓄力而后破关（卢沟桥事变对应清军入关），再图席卷华夏。

这仿佛是侵略者精心临摹的完美的战略范本，但是历史的结果却是如此截然不同，满清成功建立了绵延276年的大一统王朝，而日寇的迷梦则在十四载浴血抗争后彻底化为泡影。

这盘棋局的走势是如此的相似，不可否认狼子野心的日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可谓不深，但是结局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呢？

全民抗战

明末与民国初年都呈现出政权更迭间的混乱与分裂，明末内有李自成、张献民等农民起义风暴，外有辽东后金政权的步步紧逼，中央朝廷摇摇欲坠。民国前期，北洋军阀混战，政令不出都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有效控制的区域亦相当有限。

这种“四分五裂”的表象，容易给外部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也是日本试图“复制”满清入主中原路径的逻辑起点。

但是往细了去分析，这两个时期的“分裂”的原因却有着云泥之别。

明末的危机，本质上是传统王朝周期律下的内部矛盾总爆发，是阶级压迫、土地兼并、官僚腐败导致的统治机器失灵。

农民起义的抗争矛头多指向已经腐朽不堪的朱明王朝，满清算了减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便宜，“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清初虽有一定号召力，但更多是士大夫阶层和部分前明残余势力的执念，并未能深入广泛地动员起最基层的百姓，对入关的满清影响并不大。

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以宗法、地域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更多是“忠君”思想下的“天下观”，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

吴三桂等汉族将领引清兵入关，正是这种旧时代价值观的体现，他们将家族利益、个人恩怨凌驾于模糊的“华夷之辨”之上。

反观民国时期，尽管军阀割据，但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已彻底动摇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根基。

“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概念，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倡导与塑造，已然萌芽并深入人心，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一代青年心中，激发了空前的爱国热情。

这意味着，民国时期的中国虽然政治上未能统一，但一个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命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正在阵痛觉醒，而这种觉醒是明末那个旧时代完全不具备的全新因素。

满清入关

日本侵略者最大的误判，就在于低估了这股已然觉醒的民族意识所蕴含的磅礴力量，他们以为占领了东北，控制了华北，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就能像满清那样迫使中国屈服。

但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易姓换代”观念下可能会选择顺从的顺民，而是亿万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国民。

这种觉醒，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之中具象化，它已经完全超越了党派、地域、阶级的界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就算是因为混战而苦大仇深的军阀们，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也能放下成见一致对外。

在正面战场上，尽管国民党政府在战略战术上有诸多失误，但广大爱国官兵在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牺牲精神。

台儿庄大捷，重创日军王牌板垣、矶谷师团，振奋了全国民心；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血战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他们创建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将敌人的后方变成烽火连天的前线，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交通线和据点。

这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得日军即使占领了点与线，也无法有效控制面，始终陷入消耗战的泥潭，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中、华南，牵制和抗击了大量日伪军。

除了军队的奋力抗战，全国人民更是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参与到抗战这一民族大业中。

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以笔为枪，通过文章、戏剧、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工商界人士克服艰难，内迁工厂，支持战时经济；无数普通百姓，或捐钱捐物，或运送物资，或直接参与地方抗日武装。

尤其是广大沦陷区的民众，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日军的殖民统治举步维艰。

这种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的抵抗意志，是任何古代征服战争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景象，更遑论旧时代的明末时期。

卢沟桥事变

与明末清初东亚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不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世界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孤军奋战。

满清入关时，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微乎其微，周边国家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尚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军事干预。

而日本侵华，则是在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既给了日本一定的同盟支持，但也将其侵略行径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苏联早期的援助，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以及盟军在中国战场的配合，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抵抗。

尽管盟国的支持时有起伏，且常基于自身战略利益，但客观上确实增强了中国坚持下去的能力，并最终使日本陷入了两线作战乃至多线作战的绝境。

这与清初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征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企图在20世纪复制17世纪的区域征服模式，全然忽视了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制衡作用。

最本质的一点，还在于日本侵略的性质与目标，与当年的满清截然不同。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其目的在于取代明朝，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他们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尽管存在种种民族歧视和压迫，但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其统治并未企图从根本上灭绝汉族的文化认同。

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远非“入主”那么简单，其推行的是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旨在彻底灭亡中国，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从推行奴化教育到疯狂掠夺资源，其行为充满了种族优越论的色彩和亡我种族的恶意。

这种赤裸裸的种族灭绝和政策，彻底激怒了中华民族，激发了誓死抵抗、绝不妥协的决绝意志，它使得任何形式的“合作”或“妥协”都失去了空间，将抗日战争的性质定义为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

这远非传统的王朝更替战争可比，其反抗的烈度和广度，自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五四运动

日本意欲复制满清入主中原模式的失败，绝非偶然，当古老的中华大地迎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当四万万人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信念，任何试图依靠武力征服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企图，都注定是痴心妄想。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积淀的深厚历史，在近代百年屈辱中锻造出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在对日抗战中展现出的空前团结和牺牲精神，共同铸就了一道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长城。

来源：侃了了论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