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文部科学省2025年的报告显示，19岁男性平均身高172.06厘米，不仅落后于中国的175.7厘米、韩国的175.5厘米，甚至较本国1994年的峰值已陷入长期停滞。

日本文部科学省2025年的报告显示，19岁男性平均身高172.06厘米，不仅落后于中国的175.7厘米、韩国的175.5厘米，甚至较本国1994年的峰值已陷入长期停滞。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物质富足的发达国家，还流行着对高个女性的特殊标签，170厘米以上被称作怪兽，175 厘米以上则成了“东京塔”。

一边是国民身高的增长瓶颈，一边是对矮的审美执念，日本的身高问题里，藏着远比营养更复杂的答案。

日本社会对女性身高的苛责，早已不是隐秘的潜规则，而是渗透在日常的公开偏见，19岁女性平均身高158.5厘米的数据似乎成了无形的审美红线，越线者便可能遭遇舆论围剿。

超模富永爱在自传中回忆，15岁时身高达到175厘米的她，中学教室对她而言如同敌对阵营，同学的冷嘲热讽从未停歇，甚至让她一度靠抽烟试图抑制身高增长，更曾萌生自杀念头。

即便是国民级女星新垣结衣，169厘米的身高也没能逃脱争议，日本网民坚信她实际身高已过170厘米，仅是刻意迎合大众审美隐瞒数据，美丽怪兽的称呼在论坛与社交平台蔓延。

为平息风波，她只能在综艺节目中脱鞋公开测量，以169厘米的结果佐证自己未越线，这种对身高的敏感甚至蔓延到影视创作中，艺人唐可可170厘米的身高在合照中被刻意压缩比例。

在街头访谈中，不少男性坦言更偏爱155至160厘米的女性，认为小个子更能激发保护欲——当矮个女性流露脆弱时，会显得更需要呵护。

即便发生争执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宽容心态，左藏林、食人里美等女星恰好处于这一身高区间，成为大众追捧的可爱范本，而160至165厘米的女性已属微妙地带，170厘米以上则彻底沦为异类。

这种以矮为美的风气，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历史传统与行业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源头可追溯至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文化，当时武士集团将袁义经的爱妾靳语贤奉为女性表率。

这位 15 岁嫁入、随夫逃亡、最终殉节的女性，塑造了忠诚顺从、小鸟依人的大和抚子模板。

在武士们看来，自身需以高大强壮撑起家庭，理想的妻子则应在身形上形成反差，以凸显男性的保护者角色。

这种观念穿越千年，演变成现代社会对女性身高的隐性要求，尤其让身高自卑的男性在矮个女性身边获得心理平衡。

而将这种审美推向极致的，是日本娱乐圈的行业惯性，1964年，强尼・喜多川创立杰尼斯事务所后，彻底改变了日本演艺界的风向。

在此之前，银幕上多是高仓健、三船敏郎这样的硬汉形象，《追捕》中的杜秋、《罗生门》中的武士，无不散发着阳刚之气，特摄片里的奥特曼与假面骑士更是将高大英武刻入大众认知。

但杰尼斯事务所却主打 小清新男性偶像，强尼・喜多川每年挑选8至15岁的少年培养，推出的团体均以阴柔美为特质。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位掌控行业资源的创始人，长期存在猥亵未成年练习生的劣迹，1999年周刊文春便曝光相关丑闻，2023年BBC纪录片更揭露其强制少年服用雌性药物的恶行。

据前成员爆料，仅冈本一人在15至19岁间就遭性侵5至20次，受害的“小杰尼斯”多达100至200人。

这些占据演艺界核心位置的男性偶像普遍身形偏矮，为保证宣传效果，事务所自然倾向于选择更矮的女演员搭配，避免出现女高男矮的尴尬。

久而久之，高个女演员遭遇隐形歧视，影视作品持续强化矮即美的认知，最终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审美体系中。

如果说对女性身高的偏见是主观选择，那国民身高的长期停滞，则暴露了日本在客观条件上的短板。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数据显示，17岁男性平均身高自1994年达到170.9厘米后，便稳定在170.5厘米左右，偶有下跌，2024年的170.8厘米与前一年持平，增长动力早已消失。

这一现象的根源，或许要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寻找，日本国立成域医疗研究中心的森吉太岁团队研究发现，1980年后出生的日本人平均身高明显下降。

与低体重新生儿（2.5千克以下）数量增加直接相关，多方研究证实，低体重新生儿成年后身高普遍偏矮。

而低体重新生儿的增多，与日本社会的孕期观念密不可分：1980年前后，一篇主张限制孕妇体重可预防妊娠中毒症的论文引发广泛关注。

1999年日本妇产科学会更提出，BMI在18至24之间的孕妇，孕期体重仅需增加7至10千克，这一标准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限重有益的风潮与医生指导下，孕妇营养摄入不足，直接影响了胎儿的生长基础，森吉太岁团队测算，2014年出生者较1980年出生者，男性成年身高矮1.5厘米，女性矮0.6厘米。

孕期营养的亏欠，还得不到后天饮食的充分弥补，2024年8月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2023-2024财年日本按热量计算的粮食自给率仅38%，与去年持平，远未达到2030年45%的目标。

虽然大米自给率接近100%，但小麦仅15%、大豆仅6%，作为优质蛋白重要来源的鱼贝类自给率也仅50%左右。

反映在肉类消费上，2022年日本人均肉类消费量51.5千克，不仅低于中国的69.5千克、韩国的62.3千克，即便在本国肉类消费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仍未能满足生长需求。

对比明治维新后吃肉潮带来的身高飞跃，1955年至1994年，17岁男性身高从163.4厘米升至170.9厘米，不难发现，当餐桌失去充足的蛋白质支撑，身高增长便成了无源之水。

拨开审美与营养的表层原因，日本的身高困局，更藏着一层自我矮化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与近代以来的东方主义影响密不可分。

在欧美中心的视角下，亚洲人被贴上身材矮小的刻板标签，而二战后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的合影被广泛传播。

1.58米的裕仁站在1.8米的麦克阿瑟身边，强化了战胜者高大、战败者矮小的认知。

这种观念渗透到西方文艺创作中，日本角色多被塑造成身材矮小的忍者、武士或花魁，要么是传统原始的符号，要么是赛博朋克里的边缘人，几乎没有高大形象的话语权。

更遗憾的是，这种外部偏见逐渐内化为社会共识，当矮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之一，部分人非但没有反抗，反而主动迎合。

女性为避免被贴上怪兽标签刻意节食，母亲为符合孕期限重标准牺牲胎儿营养，整个社会陷入越迎合越矮小，越矮小越迎合的循环。

这种自我设限，比营养不足更难打破，就像森吉太岁团队指出的，若能减少低体重新生儿数量，身高仍有回升可能，但改变根深蒂固的审美与文化偏见，远比调整饮食结构更漫长。

从身高数据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营养与基因的博弈，更是社会观念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日本的例子恰恰说明，一个民族的高度，从来不是单一的生理指标。

它需要充足的物质供给做基础，需要健康的审美文化做支撑，更需要摆脱偏见、接纳多元的精神格局。

当社会不再以身高定义美，当个体不必为迎合他人而压抑生长，所谓的身高天花板，或许自然会被打破。

毕竟比起厘米数的长短，一个社会能否让每个个体都活得舒展、自信，才是真正的高度所在。

来源：沧海冒险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