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晓刚崔灿灿：时代镜像中的读者与作者

摘要：在松美术馆的布展现场，墙面未干，画作未定，艺术家张晓刚和策展人崔灿灿仍在一个个展厅中游走、交谈。空气里有一种熟悉的紧张，那是一种展览前夕特有的、混合了期待与不确定的气氛。而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这是张晓刚五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一次向记忆深处漫

在松美术馆的布展现场，墙面未干，画作未定，艺术家张晓刚和策展人崔灿灿仍在一个个展厅中游走、交谈。空气里有一种熟悉的紧张，那是一种展览前夕特有的、混合了期待与不确定的气氛。而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这是张晓刚五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一次向记忆深处漫溯的回归之旅。

从1975年到2025年，整整五十年。张晓刚始终在场。他像一位沉默的旅人，走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每一个关键路口：八五新潮、八九艺术大展、九十年代蓬勃的前卫艺术、千禧年后的全球视野……很多人中途离场，很多人悄然转向，而他却始终沿着内心那条模糊却坚定的路径，一步一步，画出时间的年轮。

他说，他的生活是他创作本身。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追求”，而是对时间厚重感的塑造。从早期的表现主义，到“手记”、“大家庭”，再到“失忆与记忆”、“里与外”、“舞台”，直至近年的“蜉蝣日记”与“光”系列，他似乎从不恋战，也从不迎合。他只是画，一次又一次，把生命投入画布，像是在完成一场无声的对话，既是对外部的回应，更是对内心的辨认。

这场展览在崔灿灿眼中是一场“挑战”，挑战人们对于张晓刚的固化印象。一提起他，就是拍卖场上的“大家庭”、就是集体记忆、就是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真正走进这些图像背后的心灵世界：那个十一岁得知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那个总是警惕地观察母亲表情的少年，那个因胃出血入院、与生命、死亡面对面的年轻人。

母亲，是这次展览的起点。第一张“大家庭”，是张晓刚与母亲的合影。她从他的生命之初，就带给他一种模糊的不安与敏锐。也正是这种源自家庭的注视，让他后来的画面中的人，总是带着某种沉默的、几乎是忧郁的默契。他们不像是在表达什么，而是在隐藏什么，而那隐藏的部分，恰恰是最真实的部分。

崔灿灿并没有按时间线排列作品，而是以主题为线索，把不同时期的画作并置在同一空间。于是，早期的素描与近年的油画并肩悬挂、彼此呼应。时间被重新编织，过去不再是过去，而成为当下的某种宿命。张晓刚说：“旧作仿佛也成了新作。”这或许就是艺术最神秘的力量：它不被时间带走，而是在时间中不断重生。

展览题为“读者与作者”，源自张晓刚的双重角色。他是时代的读者，阅读现实、历史、艺术、母亲的面容、病房的夜晚；他也是作者，书写自己的故事，成为“中国的作者”，用画笔构建起一个又一个意象的世界。八十年代，他如许多人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哲学与艺术，是一个虔诚的“读者”；而九十年代之后，他逐渐成为真正的“作者”，不只是画出风格，更是画出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现代心灵图景。“蜉蝣日记”系列中，这种双重身份尤为明显。那是他对特殊时期的观察与回应，也是一个创作者在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诘问。他说，好的作品都是在生命意识最饱满的时候出现的,它们不可重复，甚至难以解释。

崔灿灿坦言，这次展览，文章反复修改多次，展陈方案调整超过二十次。他想要剔除所有多余的东西，只留下最准确、核心的线索：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他说，这不是一个回顾展，而更像是一次深潜，一次对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探访。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成功艺术家”的辉煌历程，而是一个人的脆弱、敏感、坚持与蜕变。我们看到他是如何从母亲的目光中出发，如何在与死亡擦肩之后开始思考生命，如何一次又一次在画布上重启对话。

艺术行业太容易给艺术家贴标签，把艺术家符号化。但张晓刚拒绝被简单归类。他一直在画，画那些“不快乐”的东西：关于记忆、失忆、死亡、孤独，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存在而又不迷失自我。他的画里没有喧闹的色彩，没有轻浮的笔触，只有一层又一层的沉默与深度。正如崔灿灿所说，这次展览像是一次“环形逻辑”的旅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回归的主题与追问。而我们作为观众，也仿佛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读者”，阅读张晓刚，也阅读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五十年，半个世纪。张晓刚依然在画。他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他只是诚实地面向画布，而画面从不辜负人。五十年一瞬，艺术留下。不是因为它有多美，而是因为它真正地、诚恳地、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那些至关重要的瞬间。

而我们，在他的画前，也终于安静下来，成为另一批读者，另一群作者。

芭莎男士：这次展览方式有什么不同？

张晓刚：崔灿灿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他没按套路出牌，没有按时间顺序摆作品，而是用主题来串联。所以每个展厅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风格，新旧作品都混在一起。比如，那个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展厅，就有我最近刚画完的两幅作品，其中一幅是前几天才完工的。我还特别为这次展览画了一幅新画，是我之前一直想画的，这次终于画出来了。在以物品为主题的展厅里，也有一些新作品，有去年的，也有前年的，这些作品之前都没展示过。所以，这里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旧作品也好像变成了新的。

芭莎男士：每年至少一次美术馆级别大展，您还保持高强度工作量，现阶段有什么艺术追求？

张晓刚：艺术的追求，艺术是靠追求来得来的吗？前两年，先是龙美术馆的新作亮相，然后是昆明当代美术馆的回顾，最后是复星美术馆的回归，就像回家汇报一样。本来计划松美术馆的展览是在明年，挪到今年，结果没想到工作量特别大，现在我真是累得够呛。

我和灿灿合作得挺顺的，交流也很深入，为了这次展览，我们私下聊了十几次，每次都聊六七个小时。艺术家做展览，就是要展示最鲜活的那部分自己。好作品也不仅仅是技术活。

芭莎男士：在不同阶段面对一张画布，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变化？

张晓刚：画画不只是简单的手艺活儿，也不只是个工作。我们在画画的时候，经常要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对我来说，画布上的创作肯定是有不同阶段的，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会变。另外，怎么把你的想法准确又完整地表达出来，呈现给大家，这个过程也是技术活儿。

比如我最近一批新作品，就用了我不太熟悉的技术，所以我得学习，还得试验。这些新作品的进度比较慢，我得慢慢适应。每次画画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每次的创作也都是新的体验。不过总的来说，画画对我来说就像是生活里不能缺的那部分一样。

芭莎男士：晓刚老师的新作是为这次展览特意准备的吗？

崔灿灿：晓刚老师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创作，一直到现在，他形成了一条独立的艺术线索，他不同阶段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总是在一个主题上不断深入，在个人、时代、艺术之间反复的拉远、趋近，给出各种不同的答案。始于80年代的主题，现在还能在他的作品里看到。所以，我觉得他的展览就像是一种禹步，不断进二退一的感觉。他的作品总是围绕着那些本质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始终关切的，比如生活的方向、存在的意义、现代性和哲学上的烦恼，还有人的诗意、记忆与失忆，心灵与外部世界、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展览里，就没有区分新旧、内外那么一说。他的艺术创作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或是谜团，是个环形的逻辑，而不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次展览里，新作只占了1/8，它被编入“一次旅行”的主题，和1992年那次旅行进行串联。“旅行”对于张晓刚有着独特的含义，它意味着时间、地点与现实的改变，也意味一位作者如何一次次的重返读者的状态，进而将旅行内化为新的作者结构。

芭莎男士：为什么是“读者与作者”？

崔灿灿：它仅从字面来看便显得异常简洁，这是张晓刚的双重身份，他既身为读者，又作为作者。何为读者？那便是对时代的洞察。他是艺术史的读者也是见证者，是他母亲的倾听者，也是他生活体验的感知者，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名作者。

一个人在何种情境下才能称之为作者？他须拥有自己的故事与创作手法，他要将读者的目光内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目光与表情。因此，读者与作者的概念在张晓刚的作品中不断重现。80年代，张晓刚作为时代的求知者，那个年代人人皆是读者，西方哲学、艺术、文学、音乐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众人皆为读者。而到了90年代，“大家庭”的出现，一种独特的肖像的心理视角和语言，才使得张晓刚真正成为一名作者。

这也标志着一位艺术家的成熟，一种新的叙事性绘画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作者的成熟。中国当代艺术真正与世界产生了深刻联系。在疫情期间，张晓刚创作的浮蝣日记，他自然是一位时代的观察者，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呢？所以，关于读者与作者，我们不断进行深入的探讨。

芭莎男士：您觉得这次展览不同之处在哪里？

崔灿灿：这次展览想要探讨的，是在那些大历史故事中，张晓刚的艺术与私人世界的关系，而不是被大历史定义的那个集体中的一员。此次展览涵盖了从1975年至今近五十年的跨度，紧扣张晓刚个人与时代的交织关系，以及他与艺术史的紧密联系。此外，首次集中展示了如此众多的“大家庭”作品。

本次展览还首次公开展出张晓刚80年代的众多作品，并整理出两个独特的单元：“病的梦魇”和“物的辞典”，以及鲜少露面的关于其母亲的画作。

这些作品构成了展览的几个重要焦点：首先是作品的数量上的丰富，叙事上的新旧交叠，不断回溯、串联的展览结构。其次是与其他展览相比，我们更注重张晓刚的心理世界、情感纽带和人生故事，呈现了半传记、半研究的特质。

跟以前的展览不太一样，这次展览特别注重故事和情感的深层探索。说到大家庭这个概念，它以前被看作是某个时代的集体象征，但这次展览给它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重点讲述大家庭和母亲、中国肖像照、1992年的那次旅行之间的关系，以及是什么样的传播途径使得“大家庭”如此的经典。张晓刚第一次把大家庭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肖像自身的情感羁绊联系起来。他以一种“简明”的图像，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深入描绘了中国人内心的忧郁和沉默，个人与集体，光明与阴影，期盼与创伤，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展览的核心是探讨心理结构，比如1984年张晓刚因为胃出血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在医院里，他离死亡很近，之后他创作了黑白幽灵系列，这个系列为他的后续作品奠定了基础，他的画作总是透露出忧郁、灰暗和对世界的担忧。也是从这时起，关于人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话题开始了一个环形的往复，形成了他贯穿至今的“作者观”：艺术不是知识的修辞，也不是观念的游戏，它要有严肃的初衷，才能抵达严肃的结果；自述性和个人主义成为他的核心视角，他开始主观的去体验和表达，用经验去替代材料，用情感去替代道德；孤独、死亡和悲剧，有时是内容，有时是光影，成为他反复描绘的主题。

芭莎男士：这次的合作，有什么不同以往的工作方法？

崔灿灿：这个展览想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讲述私人世界和集体的故事。我们不断地修改展览结构和文章，想表达得像诗歌一般的准确，把那些多余的词句都去掉，只留下跟这次主题相关的内容，和与之相关的精神意象。展览方案至少调整了20次，一次又一次地重构、链接、锤炼，这个过程跟我以前的经历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次展览真的是个需要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大工程。

和许多艺术家不通，张晓刚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差不多近五十年的发展，他一直在场。张晓刚一直在深入探索一个主题，他的作品，不管早期的还是最近的，对他来说都同等重要，只是大家传播的时候给了它们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就像我们一提到梵高就会想到向日葵，但是等你真正去参观了梵高的展览，你才会意识到他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独特的含义。

我们希望这次展览能为人们理解张晓刚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展览的目的就是给我们认识这位艺术家提供更多线索和可能性。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展览能够揭示一些以前被忽略，但很重要的隐线，这些“隐线”对于我们理解张晓刚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