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沙老城的那条主街上，191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气温不高也不冷。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长沙老城的那条主街上，191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气温不高也不冷。

天刚亮，谭府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不是来看热闹的，是来看一口灵柩——准确说，是看这口灵柩到底能不能从正门抬出去。

族老们站在门边，脸色都不好看。

有人低声说：“她不过是个妾，怎能走这道门？”

可站在灵柩前的谭延闿，一句话没说，脱了官服，披着白麻，眼圈发红。

他把身子往灵柩上一靠，说得不高，但句句清楚：“若我母亲不能走正门，我便随她一起走。”

这不是威胁，是他那个脾气。

谁熟悉他都知道，他认下的事，谁也拦不住。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头说起。

李氏是湖南人，小时候家里穷，十三岁就被卖进了谭家。

当时谭家是长沙一带的大户，家族里出过不少举人和官员。

她进府时还只是个跑腿的小丫头，伺候衣食起居那种活儿。

那年是1870年代末，正是清廷内外交困的时候，湘军余威尚在，但朝廷的根基已经松动。

李氏没文化，识不得几个字。

但人勤快，嘴也甜，不久就被调去主母房里当了贴身丫鬟。

再后来，被谭钟麟“看中”，成了通房丫头。

那时候的通房，说好听点是“半妾”，实际上没有名分也没有地位。

主母陈夫人对这事心里有数，表面不说，背地里却处处打压。

李氏很少争。

府里人说她“认命”，但她私下跟另一个丫鬟说过一句话：“我也想过好日子，可我没那个命，那就赌下一代吧。”

她唯一的筹码，就是那个孩子。1880年冬天，李氏在偏院生下了个男孩，起名叫延闿。

那时候正值大雪封门，她一个人咬牙挺过来，剪脐带、烧热水，全是自己动手。

屋外有人听见婴儿哭声，才过来瞧了眼，走时随口一句：“又是个贱妾生的。”

从那以后，李氏的日子更难了。

她不敢多言，也不敢去争什么，只是一门心思地带孩子。

谭延闿从小聪明，记性特别好，八九岁就能背《左传》。

李氏不识字，但她懂得孩子念书的重要，她常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能改咱这命。”

她攒钱买书，哪怕自己穿破衣服，也不让儿子缺纸笔。

别人吃剩的饭，她拿回来加热再给孩子吃。

有人笑话她“疯了吧”，她不理。

她知道，只有孩子争光，她才有一口气活着。

谭延闿十三岁那年考中秀才，府里人这才正眼看他。

可李氏的地位依旧不变。

饭桌上，她只能站着伺候，别人吃完才能去灶房捡剩饭。

一次家宴上，延闿跪下求父亲：“让母亲上桌吧。”结果被主母一声呵斥：“她算什么东西？”

李氏拉住儿子，低声说：“莫求，娘不在乎。

你只要读好书，比啥都强。”

那顿饭她没吃，回房抱着衣服哭了一夜。

第二天照常起早做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1904年，延闿参加乡试，得了第一。

消息传来那天，李氏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听见下人喊了一句“老爷喜得状元”，她手里的衣服一下掉进水盆里。

她没哭，也没笑，只是坐在门槛上，呆坐了一下午。

那年，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

延闿，是最后几位状元之一。

谭家大宴宾客，谭钟麟亲自主持。

李氏站在一旁，还是老规矩。

延闿再一次跪下，父亲这次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李氏坐上了主桌。

她没吃几口饭，倒是眼泪止不住。

那会儿，所有人都觉得她翻身了。

可李氏自己知道，这只是借了儿子的光。

她从不炫耀，也不多说什么。

别人来探望，她总是笑着说：“我没啥功劳，都是他自己争气。”

后来几年，李氏身体渐差。

延闿劝她去城里看大夫，她摇头：“我这身子，撑到你成家就够了。”

1916年，李氏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延闿赶回家，亲手为母亲换上寿衣。

族中准备按“庶妾”礼仪出殡，从侧门出。

延闿不同意。

他说：“我母亲一生清白，教子有方，凭什么不能走正门？”

族老说：“这是规矩。”

他不再争，直接躺在灵柩上：“若不改，我便随她去。”

没人敢再拦。

那天，灵柩从谭府正门抬出。

街坊邻居都出来看。

有人脱帽，有人站立默哀。

没有鞭炮，没有锣鼓，只有沉沉的脚步声。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在谭府叫她“那妾”。

参考资料：

谭延闿，《谭延闿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通志·人物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黄兴、谭延闿家族文献整理组，《晚清湘人家书与家规选辑》，岳麓书社，2009年。

王开玺，《清末民初湖南士绅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来源：森林里住了一只大龙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