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盐铁专卖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制度，其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其一，盐铁专卖始于西周末年，周厉王被认为是推行这一制度的先驱，旨在抑制庶家经济，全面垄断盐铁等山泽之利；其二，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行的 “官山海” 政策，被视为古代
盐铁专卖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制度，其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其一，盐铁专卖始于西周末年，周厉王被认为是推行这一制度的先驱，旨在抑制庶家经济，全面垄断盐铁等山泽之利；其二，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行的 “官山海” 政策，被视为古代盐铁专卖制度的雏形；其三，部分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盐铁专卖制度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 。
在这三种观点中，关于西周末年即存在盐铁专卖制度的说法，依据略显不足。从 “青州厥贡盐” 的记载来看，彼时盐更可能是作为地方特产以贡品形式上交，国家尚未对盐的生产进行垄断，此时谈论盐铁专卖制度为时尚早。而后两种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官府对盐铁的干预程度究竟是直接介入生产与销售，还是仅进行管理与征税。
在笔者看来，管仲的 “官山海” 政策，才是盐铁专卖制度的真正起源。民国盐务专家林振翰先生曾指出 “中国之盐法滥觞于管子”。《管子・轻重甲》记载：“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范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地。’” 这表明，管子已意识到国家掌控山林川泽资源的重要性，为 “官山海” 政策埋下伏笔。
管仲是重农抑商的倡导者，他认为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官山海” 正是他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海王》中，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桓公曰：‘然则吾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为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这里的 “官” 字，不仅有管理之意，更蕴含垄断、经营的含义。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的辩论中提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显然，这里的 “管” 指的是富商大贾对盐铁经营的垄断。因此，“官山海” 涵盖了国家对盐铁生产的管理以及对产销的垄断。
史料记载，当时官府不仅加强了对盐铁生产的管理，还直接介入了产销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盐铁专卖。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支持者也提到，他所推行的盐铁专卖是 “修太公、桓管之术”，并非首创。考虑到汉朝与春秋战国时期时间相近，他们对政策来源的认知应更为准确。由此可见，将中国古代盐铁专卖制度的起源追溯至管仲的 “官山海” 政策，是更为可信的 。
管仲的 “官山海” 政策对齐国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齐国，这一政策使国家迅速积累了财富，为齐桓公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据《管子》记载，仅食盐专卖一项，通过巧妙的价格调控，齐国每月便可获得巨额收入，远超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益，且这种寓税于价的方式，不易引起民众反感，达到了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的效果。在生产环节，齐国设置盐铁官，对盐铁的开采、生产进行规范管理，确保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稳定供应；在销售环节，实行官营，掌控盐铁的流通渠道，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市场。
“官山海” 政策也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秦汉时期，虽然对盐铁政策有所调整，但总体上延续了国家对盐铁的管控思路。汉武帝时期，面对财政困境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威胁，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全面推行盐铁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无疑是对 “官山海” 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民生凋敝，呈现出一片衰败之象。《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国家经济的窘迫，连天子都难以配备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驾车，将相只能乘坐牛车，普通百姓更是家无余财 。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了 “与民休息” 的政策，试图恢复社会经济。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汉朝政府实行轻徭薄赋，将田租降至 “十五税一”，后又减为 “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政府还放松了对山林川泽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开采盐铁等资源，“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为民间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在这样的政策扶持下，西汉的经济逐渐复苏，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尤其是盐铁行业，成为了富商大贾们积聚财富的重要领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许多因经营盐铁而发家致富的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蜀地的卓氏、程郑，南阳的孔氏，也都因 “大鼓铸”“通商贾之利”，富甲一方，资产累至巨万 。这些富商大贾不仅掌控了巨额财富，还通过经营盐铁，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富商大贾们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他们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干预地方政务，甚至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例如，吴王刘濞就凭借其封地内丰富的盐铁资源，“专山泽之饶”，势力迅速膨胀，最终发动了 “七国之乱”，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 。
汉武帝时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在外部，匈奴频繁侵扰边境，汉武帝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国家财政负担急剧加重。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战争导致军费开支浩繁，“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
在内部，富商大贾们虽然坐拥巨额财富，但却不愿为国家的财政困境提供支持，“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他们不仅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还大量兼并土地，致使众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流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
面对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双重压力，汉武帝急需寻找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充实国库，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盐铁专卖制度应运而生，成为了汉武帝应对经济难题的重要举措 。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汉武帝于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在御史大夫张汤 “承上旨” 的建议下，决心对盐铁实行专卖，以解国家财政的燃眉之急 。这一决策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随后，他起用盐铁大商出身的孔仅、东郭咸阳以及洛阳大商人之子桑弘羊等人，全力推进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 。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正式颁布盐铁专卖令，开启了这一制度在西汉的全面推行。对于盐的专卖，采用了 “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的模式。在产盐区，官府招募平民煮盐，并为他们提供煮盐的重要工具 “牢盆”。煮盐户按照官府的要求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盐全部由官府统一收购。之后，官府负责将盐运往各地进行销售，完全掌控了盐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 。
铁的专卖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国家垄断形式。由于铁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更是铸造兵器的关键原料，其战略意义重大。一旦铁的生产和销售落入豪民手中，极有可能被用于制造武器，威胁中央政权的安全。因此，汉武帝将铁的生产、销售大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禁止民间私自经营 。
在生产环节，官府在铁矿产地设立铁官，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这些铁官负责管理铁矿的开采、冶炼以及铁器的铸造，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销售环节，铁官将生产出来的铁器统一调配，运往全国各地的销售点进行销售 。
为了确保盐铁专卖制度的有效实施，汉武帝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他派遣孔仅和东郭咸阳前往全国各地的盐铁产区，精心挑选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富商担任盐官或铁官。这些富商熟悉盐铁行业的运作，能够更好地管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 27 郡设有盐官 35 处，在 38 郡设有铁官 46 处 。
全国各地的盐铁官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大农令（后更名为大司农），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统一管理的盐铁专卖体系。大农令作为盐铁专卖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政策、调配资源、监督生产和销售等各项工作，确保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得以顺利进行 。
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卖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在西汉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消极的隐患 。
从积极影响来看，盐铁专卖制度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成效显著。在汉武帝时期，这一制度犹如一场及时雨，为面临财政困境的西汉政权带来了转机。通过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国家将这两个利润丰厚的行业纳入掌控之中，使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盐铁专卖实施后，“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这些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充实了国库，还为国家的各项事务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充足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抗击匈奴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的胜负往往与经济实力息息相关。盐铁专卖制度所带来的财富，使得汉武帝能够大规模地扩充军队，购置先进的武器装备，为将士们提供充足的粮草和物资 。卫青、霍去病等将领能够多次出征匈奴，深入漠北，给予匈奴沉重打击，背后离不开盐铁专卖制度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正是凭借着雄厚的财力，汉武帝才能够在对匈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巩固国家的边防，保障了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盐铁专卖制度还对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关键作用。汉初，“驰山泽之禁”，使得地方豪强有机会 “专山泽之饶”，势力不断膨胀，如吴王刘濞就凭借盐铁之利，实力大增，最终发动了 “七国之乱”，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后，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大权收归中央，断绝了豪强大贾对盐铁的专擅，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撑，地方豪强再也无力与中央政权抗衡，中央集权得到了显著加强，西汉王朝的统治也因此更加稳固 。
盐铁专卖制度也存在着诸多弊端，给社会经济和民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生产与销售环节，由于盐铁由官府垄断经营，缺乏市场竞争，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官府生产的铁器往往 “苦恶”，即质量差、不耐用，而且价格昂贵，“价贵，或强令民买之”，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据《盐铁论》记载，“县官作铁器苦恶，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这使得农民在购买和使用铁器时面临诸多困难，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
在社会民生方面，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盐作为生活必需品，铁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其价格的上涨直接增加了百姓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投入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原本就生活艰难，如今又要承受高昂的盐铁价格，生活更加困苦 。再加上官府在销售盐铁时，还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
在西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盐铁专卖制度虽历经变迁，但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东汉时期，盐铁专卖制度有所调整，在部分时期实行征税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盐铁的直接垄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盐铁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国家依然通过税收等方式，掌控着盐铁行业带来的经济利益 。
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盐铁作为战略物资和重要财源，其经营管理仍备受重视。各政权根据自身情况，对盐铁专卖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推行与调整。有的政权加强了对盐铁的专营，以充实财政，增强军事实力；有的则在专卖与征税之间寻求平衡，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 。
隋唐时期，盐铁专卖制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财政陷入困境，盐专卖再次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刘晏推行的 “榷盐法”，将盐业管理从政府专营转变为官商合作，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推动了盐业的发展，还对后世的盐政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官商合作，政府既能够掌控盐业的关键环节，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又能借助商人的力量，提高盐业的运营效率，促进市场流通 。
到了宋代，盐铁专卖制度继续演变。政府对盐铁的管理更加细致，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法规，规范盐铁的生产、销售和税收。盐课收入在宋代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幅提高，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宋代还推行了 “茶盐折博” 等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盐商的控制与利用，使盐商逐渐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 。
元明清时期，盐铁专卖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元朝实行盐引制度，通过控制盐引的发放，实现对盐业的有效管理；明朝初期的 “开中法”，利用盐商逐利的动机，确保食盐在全国的流通，既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又减少了朝廷的财政负担；清朝则在盐政管理上更加严格，对盐商的监管和税收征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盐铁专卖制度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还在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一制度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如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加重百姓负担、滋生官场腐败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盐铁专卖制度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的发展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重要的线索 。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