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这个词,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多少有点像刚买来的洋货,大家都听过,但摸着还是陌生,就算贴上标签——“共和”啊、“三权分立”啊——味道也跟老祖宗留下来的那套“家法”不太搭调。所以你要问清末到民国,权力究竟是怎么转的,谁是真正的“老大”,谁只是幌子,故事里水还真深
民主这个词,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多少有点像刚买来的洋货,大家都听过,但摸着还是陌生,就算贴上标签——“共和”啊、“三权分立”啊——味道也跟老祖宗留下来的那套“家法”不太搭调。所以你要问清末到民国,权力究竟是怎么转的,谁是真正的“老大”,谁只是幌子,故事里水还真深。
1912年2月12日那天,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溥仪,老老实实地递上了《退位诏书》。就像一场家族大戏到了收尾,一辈子的尊荣,精致生活都被一个公文终结了。皇帝变成了普通人,宫门外,多少旧朝臣都在咬牙切齿,有的暗自在屋里哭,有的想找新靠山。封建的老旧大门算是关上了,但新世界,也没能立刻让所有人舒坦起来。
其实,把清朝拉下马的那些人——他们也不是完人。大多数人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心里有理想,也有迷茫。孙中山被叫做“国父”,两岸都认,但你要说他有钢铁般的手腕,未必。他靠的是一阵一阵的激情,聚了一帮热血志士,拼着头破血流闹革命。南京的临时政府,那气氛,像新公司开业,大家还不大懂流程,互相摸索着过。孙中山再理想化,也扛不住实际权力和老官僚的算盘,没过多久,风头就被袁世凯给截了。
袁世凯这个人,咱们都知道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响,嘴上说要做民主总统,手里却牢牢抓着权柄。说到底,袁世凯并不信什么西方式民主。他主持修宪,嘴里是“三权分立”,心里却只认“一言堂”。他甚至连帝制都想捡回来,自己在河南老家建了个皇宫,192个房间,设计得金碧辉煌——皇家范儿十足。临到最后,憋不住了,直接“洪宪称帝”,野心全露。结果倒好,刚称一阵帝,全国一片炸锅,护国军起来闹事,段祺瑞、蔡锷都出手了。袁世凯还想死撑,结果却是三个月帝王梦,落得个“虎死狐悲”。
你说袁世凯死了,天下就太平了吗?想得美。军阀们像是一窝泥鳅,见水就起哄。段祺瑞、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各路人马,谁也不服谁。有人打着“法统”旗号,有人高喊自治,每年折腾一两场,国会、总统换来换去,名义上是民主共和,背地里是权钱交易。曹锟那一场贿选,直接成了全国笑话。大家心里明白,这“官帽子”不是真本事,是谁送钱多,谁就上台。你要问那个年代,北京的权力中心,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圈子文化”?还真挺像。
北伐之后,蒋介石终于成了名义上的老板。你说他是总统,他自己大概更喜欢大家喊他“委座”。至于民主,民主只是外衣。蒋介石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开会时,他坐在椅子上,习惯用手轻敲桌面,别人说话,他只是淡淡点头,该拍板还是他来。国会、法院这些机构,像舞台上的布景,演员永远换不出主角。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那老祖宗的规矩,压在骨头里头。几千年下来,“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不想撑个天?父子纲,君臣纲,连夫妻关系里也讲谁能拍板。你要在这样的文化里推广“总统权受限”,等于让人放弃家里祖宗神位一样难。袁世凯、蒋介石也许想过“民主共和”,但一旦坐到大位上,骨子里那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思路就冒出来了。权力越大,越怕分出去,习惯性地缩在自己手里攥紧。
当然,这里说的“骨子里的专制”,不是在骂谁。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家里长辈拍桌子决定一切,习惯了听话;等到要出来公平竞争,大家第一反应是找关系,托人办事。这种社会气息,带到国家政治里,效果其实一样。哪天换了主人,规矩照旧,只是名字变了,玩法没变。
“民主”本该是什么样呢?西方人说,权力要分了用,互相牵制,不能一家独大。他们的教堂讲“人人平等”,祖宗牌位不大重要。孟德斯鸠一句话——“权力不受限制,一定会腐败。”杂糅到中国历史,却像把西装披在马褂外,怎么都觉得别扭。民国,尤其蒋介石那会儿,地方县市官员权力大得离谱。有时候一百年前的老故事,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现象,还真有点像。
你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了,退守台湾,理由很多。但腐败、官场勾当,足够砸碎一个再强大的系统。其实,每一次变革、每个喊“新政”的人,难免都打着道德大旗,招呼大家过来,等人聚齐了,又回头把权力收回来。到头来,民主只是口头的旗帜,权力才是最踏实的本钱。
我有时候会想到隆裕太后写下那张《退位诏书》的时候,她心里究竟在琢磨什么,是心甘情愿吗?还是想象,几十年后,这座紫禁城会不会又有新的“主人”?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人们一直在重复一种套路——在变革和继承之间反复拉扯。
我们都爱说,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进步的。但仔细想,那些老习惯,流淌在血液里,不是换几套制度就能甩掉。下一次轮到你来决定,要不要把权力分出去,你会怎么选?谁知道呢。
来源:树上悠闲数果子的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