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会儿他还不算名角儿，刚调到中国京剧院四团，连队里的固定角色都还没排上。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谁也没想到，原定演出前一天出了意外。

主演手伤，剧目临演，后台一阵慌乱。

地点是北京吉祥剧院，演的是《伐子都》。

这出戏不好演，全是硬桥硬马的武戏，又凶又猛。

那时候肯接这类戏的年轻人不多，因为怕出差错，怕扛不住。

可偏偏有一个人站了出来——钱浩梁。

那会儿他还不算名角儿，刚调到中国京剧院四团，连队里的固定角色都还没排上。

他没多说什么，听说需要人顶，就点头应下了。

老演员李殿华当时一句话：“他以前演过，底子也行，试试吧。”就这么定了。

后台有人嘀咕：“一晚上排得过来吗？”钱浩梁没吭声，直接去化妆间找服装去了。

演出那晚灯一亮，他从侧幕一亮相，台下就静了。

动作干净利落，身段到位，翻打跌扑一点也不含糊。

尤其是最后一场“惊惧而死”，他把那个角色的心理变化演得极细，疯癫里透着怯，观众看得连连叫好。

没人想到，一个救场的年轻人，能把这出戏翻出新味儿。

这事儿传回团里，前辈们开始注意他了。

有人说，这小伙子不简单，不光有功底，脑子也灵。

可这只是个开始。

钱浩梁真正被推上风口浪尖，是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

那年《红灯记》被选为重点剧目，导演阿甲一锤定音，要把它打造成“样板戏”。

那时候，李少春是李玉和的第一人选，钱浩梁是B角。

但李少春身体不好，排练时断断续续。

钱浩梁的上场机会就多了。

他知道自己只是替补，可每次排练都没敢松劲。

动作、唱腔、身段，他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了不知道多少次。

阿甲对他有印象，但也挑剔得很。

有一次排“痛说革命家史”，排到一半，他突然喊停：“你这是在演武松？李玉和怎么会这么亮相？少来那些花架子。”

钱浩梁愣住了。

阿甲继续说：“李玉和是铁路工人，不是武行出身。

他的身段里，是有劲儿，但不是耍帅，是骨子里的。”

这话不重，但砸在心上。

他那天回去都没吃饭，就在宿舍反复琢磨那场戏。

第二天一早，还没开排，他就站在排练厅门口了。

后来阿甲干脆带他下去体验生活。

去哪儿？东北铁路工地。

真扳道岔、真擦机车、真住工棚。

他们观察工人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吃饭，甚至怎么拿筷子——阿甲说：“这些才是真东西。”

回来之后，钱浩梁变了。

动作收了，眼神沉了，唱腔也少了些京腔里的花哨，多了点沉稳。

再排那场“赴宴斗鸠山”，他眼神一抬，连阿甲都点头了。

他没说话，只是低头整理道具。

那时候他还年轻，但做事就特别稳。

李少春看在眼里。

有一次排练完，拉着他说了句：“你现在演得，比我那时候还准。”

这话他谁也没说过，可被在场的副导演听到了，后来传出去，就成了那句：“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确实比李少春还要好。”

那时候正是样板戏最火的年代。

钱浩梁的剧照登上了《戏剧报》，南方巡演场场爆满。

广播电台滚动播出他的唱段，连中小学课堂上都在教《红灯记》的台词。

可这风头来得快，去得也快。

1976年以后，样板戏逐步淡出舞台，很多曾经的“红人”都被调岗、下放，或者干脆回家。

钱浩梁也没例外。

那几年，他一度没戏演，干脆主动申请去教书。

1983年春天，他提着行李，站在河北艺术学校门口。

风大，柳絮飘得满天都是。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走进大门。

学校不大，设备也旧。

他自己动手做教具，帮学生改戏服。

有学生记得，他讲《红灯记》讲到一半，眼神突然飘了出去，好像又回到当年那个灯光刺眼的排练厅。

可是很快，他又收回神来，继续一板一眼地教唱腔，改动作。

他很少提过去的事。

即使学生问，他也说：“那都是过去了，现在该你们上台了。”

他一直住在学校宿舍，屋里简单得很。

每次演出前，他都还会到练功房转一圈，看看学生准备得怎么样。

食堂的阿姨给他多盛一勺红烧肉，说：“钱老师爱吃这个。”看门的大爷也总给他留门，说：“他又备课到半夜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样板戏演员”。

参考资料：

王安忆主编，《中国样板戏艺术档案》，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

阿甲口述、王蕾整理，《样板戏年代：导演阿甲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孙玉明，《红灯记的舞台记忆：样板戏演员访谈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中国戏曲学院校史编辑组，《中国戏曲学院校史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戏曲学院出版社，1990

来源：北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