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想到《朱启钤年谱长编》这么厚！其篇幅较之《蠖公纪事》，不啻数倍。稍加翻看，便发现除了利用公藏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上海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公藏单位的档案资料外，书中收录了一批朱氏家藏、长沙瞿氏旧藏的家书、信札及手稿，前所未见，弥足珍贵。

朱启钤（1872-1964）。

没想到《朱启钤年谱长编》这么厚！其篇幅较之《蠖公纪事》，不啻数倍。稍加翻看，便发现除了利用公藏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上海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公藏单位的档案资料外，书中收录了一批朱氏家藏、长沙瞿氏旧藏的家书、信札及手稿，前所未见，弥足珍贵。

提起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就会让人想起岐阳王李氏家族文物、存素堂的丝绣珍藏、贵州文献专藏及碑传集，还有著名的中国营造学社。提起中国营造学社，一般都会联想到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反而对朱启钤有些隔膜，这不免让人气短，毕竟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是朱启钤。不过，读了《朱启钤年谱长编》，才知他的一生经历竟如此传奇，办中国营造学社只是一个插曲。

一、代笔人瞿宣颖

为何说朱启钤的一生是传奇？他的籍贯是贵州开州，却出生在河南信阳，而且似乎一辈子都没回过故乡，仍对贵州的感情深厚、很不一般，他大半生都在搜集贵州文献，最终因缘际会，这些文献辗转真回到了贵州。刘宗汉《朱启钤先生的贵州情结》一文，对此记述颇详。与之相类似，关于他和北京城、北京中山公园、北戴河等的关系，他在保存和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成就，以及门类繁多且珍贵异常的收藏品，于今都有现成的书籍与文章可参看，《年谱长编》花了番功夫，为我们逐一加以勾稽、系年，查阅起来并不困难。在此，仅选取《年谱长编》中一两点，略作申发。

他的表弟瞿宣颖（1892-1973）是晚清名臣瞿鸿禨（1850-1918）三子，中年以后生活困窘，朱启钤时常施以援手，设法周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瞿家父子与朱启钤的深厚渊源，要从他幼年说起。朱启钤四岁时，由于父亲朱庆镛在贵州清溪门背滩覆舟遇难，他只能跟着母亲依外祖父傅寿彤生活。七岁时，外祖父辞官归田，因姨父瞿鸿禨的缘故，他遂跟着家人陪伴姨母去到湖南长沙，并将祖母刘氏、父亲朱庆镛的灵柩都安葬在善化的圭塘，湖南俨然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在瞿鸿禨的悉心培养下，朱启钤成家立业，步入仕途，年轻时的他抱有维新思想，与革命志士唐才常（1867-1900）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辛亥革命后，因政见不同，瞿鸿禨对朱启钤颇为失望，表示分道扬镳，不再见面。1918年4月，瞿鸿禨去世，朱启钤仍专程赶往上海吊唁，为完成瞿氏卜葬西湖的遗愿，又亲赴杭州寻定墓地，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瞿宣颖毕业照。

身为世家子弟的瞿宣颖文笔优长，一度为朱启钤的代笔，代撰诗文，偶尔也料理写件。1920年12月，徐世昌派朱启钤代表他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瞿宣颖代为起草巴黎大学演讲稿；1921年朱氏贺何星联六十寿诗，亦是瞿宣颖代作；1939年署名朱启钤的《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序文，由瞿宣颖代为起草；1945年，瞿宣颖又代朱氏作赠邵章《重游泮水诗》四绝句，类似例子颇多，不再一一列举。

2024年冬，首都博物馆举办“千载流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大运河主题书画展”中，展出一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乾隆件画家江萱的《潞河督运图》，卷后有1953年朱启钤八十岁时题的长跋。《年谱长编》据瞿氏手稿系录，并称“《潞河督运图》卷上有瞿氏为先生代书《潞河督运图记》”，并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丛书·绘画卷》称此卷系1954年顾颉刚自江南访购，1955年1月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审视《潞河督运图》跋可以发现，不仅文字是瞿宣颖代书，连内容也出于瞿氏之手。《年谱长编》引朱氏后人所藏甲午（1954）新春三日瞿氏致朱启钤书札云：

近晤吴君谏斋，出示家藏《督运图》卷，云昔年曾持请鉴定，而未及着墨。吴君亦竟家有连城而不自知，弟一见之下，即断为桐乡冯星实鸿胪应榴之物，灼然可考。斯图关系漕运掌故，珍贵非常，爰徇吴君之请，代公撰一跋，以了宿缘。录稿乞鉴，如无不妥，即拟缮于卷尾。恐有妨颐摄，不赐复亦可，稿更可不掷还。吴君近况甚窘，意欲得善价归诸政府，窃意此物亦诚宜实册府之藏，京中或多能欣赏者，能与叶遐公一谈否？

吴谏斋即吴庆坻次子、吴士鉴弟吴士鐈（1902-1982），彼时住在上海良友公寓，失业在家，曾托顾颉刚介绍工作，后入顾廷龙主持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任职。据顾颉刚说，其夫人善相面。瞿宣颖与吴士鐈有姻亲关系，特此向表兄朱启钤推荐，希望出售长卷，以解吴氏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并且似乎不等朱氏同意，就先斩后奏，以朱启钤的名义在图后题写长跋，以增加其价值。从《潞河督运图》本身看，长卷由引首、画心、题跋三段组成，其中，瞿宣颖代撰并书、署名朱启钤的题跋虽然在最后，但时间上要早于1954年孟春高时丰（存道）题的篆书引首。从时序推测，此图卷的定名，以及历史价值的揭示，均源自朱氏题跋。顾颉刚见到此卷的时间更迟，其评价难免受到题跋的影响。

瞿兑之手迹。

此卷从上海到北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经过，顾颉刚的日记可作补充。《顾颉刚日记》第一次出现此图的记录是1954年3月15日“吴谏斋来，看《潞河漕运图》”，再次出现已是同年10月顾颉刚迁居北京之后，他曾先后将《潞河督运图》给历史所同仁、吴宜俊等观看，且此时他本人并没买下此图。何以见得？1955年1月11日，顾颉刚先访容肇祖，再一同去沈从文处，《日记》称“为吴谏斋出售图卷事”。沈从文当时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曾参与文物收购事，因此，颇怀疑此卷入藏或由沈氏经手。沈从文晚年曾手批朱启钤《丝绣笔记》，近年始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

回到代笔的话题，除了瞿宣颖长期为朱氏捉刀外，另有阚铎（1875-1934）、梁启雄（1900-1965）也曾协助朱启钤从事撰述，可能二者关系没有瞿宣颖那般亲密，代笔、润饰之事，仅偶一为之。据《年谱长编》载，1925年朱启钤为撰写《营造法式后序》，曾专程约阚铎到天津当面商量。同年，朱启钤又与阚铎、瞿宣颖一起搜集营造散佚书史，编辑《哲匠录》。此外，阚铎所作《髹饰录》笺证，及校正朱氏《丝绣笔记》，均出于朱启钤之命。自营造学社成立之初，阚铎就任常务编纂兼日文译述，1931年7月，又短暂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组主任，三个月后辞职，改由朱启钤本人兼任。待到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其承担的工作，与阚铎类似。正因如此，朱启钤部分著作上，留有梁氏的名字，足见他处事坦荡，并不掠人之美。

二、从《营造法式》到营造学社

从1912年到1919年前后八年，是朱启钤浮沉宦海的八年，六百多页的篇幅，占了《年谱长编》一半多，记录了他由津浦北段总办，升任交通总长，再任内务总长，见证了洪宪帝制从产生到破灭的全过程。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朱氏退居天津租界，改任中兴煤矿公司代理董事长、董事长等职，1918年底一度出山，担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南下议和。《年谱长编》中摘录往来电稿、议事录等颇为详明，俗话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何况国之大事，议论纷纭，势难有成，结果也印证了这句话。

在《年谱长编》1919年纪事中，有一条内容夹在密集的公文电函缝隙中，显得格外突兀，那就是1919年2月朱启钤参观清凉山的江南图书馆，见到丁丙八千卷楼旧藏《营造法式》旧抄本。回过头来看，这显然的不协调，正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从同年3月他为南京方面的《营造法式》石印本作序推测，朱启钤寻觅这部宋代建筑学的名著或已很久，故在发现此本后，立即请江苏省长齐耀琳“缩付石印，以广其传”，并亲自写下长篇序文，为之张目。正因这篇序文，刘尚恒在《朱氏存素堂藏书、著书和校印书》一文中，将之定为1919年朱氏石印影宋抄本，并列入“存素堂校印书”，事实却不尽然。《年谱长编》于同年9月据《许宝蘅日记》（闰七月廿一日）载此事——“江苏省长齐耀琳应先生所请，将江南图书馆藏丁氏抄本《营造法式》缩付石印成书”，从表述来看，无疑更为准确。说句题外话，齐耀琳、齐耀珊兄弟好藏书，他们的收藏漂洋过海，于1945年入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而今通常将之统称为“二齐旧藏”。

《营造法式》石印本。

从《年谱长编》看，丁氏旧藏《营造法式》抄本的发现与影印，可视作朱启钤与营造学社因缘的起点。1919年，《营造法式》石印本的出版，只是一个开端，这个缩小版的抄本并不精良，朱启钤随后和大藏书家陶湘合作，重新校勘《营造法式》，并雕版刷印，经过四五年的努力，于1925年5月宣告完成。陶氏涉园刻本《营造法式》校印之精，至今仍被视作民国刻本的佼佼者。

然而，仅仅隔了一年多，1926年陶湘就有意将《营造法式》版片转让，经傅增湘介绍给张元济，1927年初商务印书馆以六千元的价格买下，运沪后储于涵芬楼。据王世襄回忆，约略同时，《髹饰录》的版片也一并寄存在涵芬楼。但是很不幸，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著名的东方图书馆被日机轰炸，遭受了灭顶之灾，大火吞噬了涵芬楼的珍藏，这两部书的版片同付劫灰，令人惋惜。

1927年，陶湘将出售《营造法式》版权的六千元捐出，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未成立前供给研究及绘图之用”。据《年谱长编》引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朱氏《组织营造学会日记》手稿记载，1929年1月，周诒春、任鸿隽、丁文江来拜访朱启钤，询问续编《营造法式》一事。其中，周诒春（1883-1958）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西迁后，一度代替朱启钤行社长之权，十一年后，梁思成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一职，也出于周氏推荐。

1929年3月24日，朱启钤起草了《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从行文内容看，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若将之与朱氏所撰两篇《营造法式》序文并几参看，不难发现它们有前后相承的痕迹。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团体正式成立时间一般认定为1930年，但实际上，按照《年谱长编》的梳理来看，它的筹办时间应该更早在几年以前，宽泛说来，从1919年算起也不夸张。

按之《年谱长编》，从1929年3月开始，营造学社董事会就开始在中央公园开展活动，经费出自朱启钤等私人的资助。同年6月，朱启钤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请求资助，最终获得一万五千元经费。1930年初，朱启钤已自天津移居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营造学社正式开展活动，聘请阚铎、瞿宣颖、刘南策、陶洙等任常务，周诒春、关冕钧等任评议，陈垣、袁同礼、陶湘、叶恭绰等任校理，梁思成、林徽因、陈植等任参校。该年2月16日，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并在朱宅举办建筑学书籍、模型展览会，此时营造学社仍属个人研究所性质。至同年7月，正式更名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任主任，同时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作为团体刊物。1932年3月，梁思成改任法式组主任，开展北方古建筑的调查。同年7月，刘敦桢辞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职，北上出任文献组主任。

1966年9月，刘敦桢陪同日本建筑师访华代表团参观，在南京中山陵前留影。摄影 | 福山敏男

抗战爆发前，中国营造学社除了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项资助外，朱启钤个人每年都会捐资三四千元。直到1937年7月受战事影响，学社经费来源断绝，学社不得不暂时解散。同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举家西迁。1938年1月，梁思成一家抵达云南，在昆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站，后迁李庄。1940年2月，经周诒春提名，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至此，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虽得以继续，但内部却已开始分裂。《年谱长编》给我们提供了几个角度，如《中国营造学社西南编年事辑》《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俱未道破内情，陈从周《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则转述刘敦桢所告“梁、刘固各有己见，在北京朱先生尽为调和，至学社西迁，朱先生未往，二公矛盾遂突出矣”，却只说出1943年8月刘敦桢退出学社，离开李庄，改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的原因。至于朱启钤对梁思成、林徽因与周诒春、胡适合议变更中国营造学术隶属关系事，并未涉及。《年谱长编》节录的朱启钤致友人书札内容极为重要：

与清华大学合同，前年台端索阅，竟未寻着，兹在散乱卷轴中获有副本一份。此件为梁、林在重庆与周寄梅、胡适之合议吞并侵占社产之谋划也。士能在渝梗议，所以辞而之中央。

显而易见，朱氏对于梁思成、周诒春等欲使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脱离与他的联系，吞并社产，成为独立于外的社团，是深表不满的。刘敦桢（编者注：字士能）的退出，既非“因健康状况日下及学社经济匮乏，导致研究工作停顿”，也不是单纯与梁思成个人意见不合，无法调和，应是对梁氏欲据学社为己有感到愤慨，方才毅然出走。抗战胜利后，梁思成返回北平，参与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10月，朱启钤与梁思成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陶保楷签订协议，将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部分资料与收藏也随梁思成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至此，延续了十七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解体。

而1939年以前的中国营造学社所保存照相机、重要学术档案资料等，并未西迁，由朱启钤主持运往天津英租界，寄存在维多利亚路麦加利银行。但因1939年8月天津发生水灾，寄存在麦加利银行金库中的图纸、底片、文献资料等遭到水泡，朱启钤闻讯后，马上组织人员进行紧急抢救，同年12月29日这批资料被运回北京整理保存。直至1951年，朱氏八十岁时，才将中国营造学社“水残文件”与其他图书资料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代为保管，今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朱启钤年谱长编》，李楚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

1961年11月19日，朱启钤九十寿辰，设席称觞，宾客云集，席间他向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建议，组织人手注释宋版《营造法式》。时距1919年他在南京发现《营造法式》旧抄本，已逾四十二年，其间历经两次出版《营造法式》及雕版出售与被毁、中国营造学社从创立到解体，个中甘苦，只有他一人自知，而能不忘初衷，则不免让读《朱启钤年谱长编》的后生小辈对朱老先生肃然起敬！

李军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