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联手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迅速创办了机关报《救亡日报》，以客观公正、兼容并蓄为办报方针，辗转上海、广州、桂林三地，坚持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场出发，鼓舞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救亡，为推进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发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联手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迅速创办了机关报《救亡日报》，以客观公正、兼容并蓄为办报方针，辗转上海、广州、桂林三地，坚持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场出发，鼓舞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救亡，为推进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树立团结抗战的文化大旗

1937年7月27日，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洪流。第二天，上海文化界500多人共聚一堂，以国共合作的方式，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救会”），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均派代表参加，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潘汉年等当选为理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

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军事进攻，淞沪会战爆发。为配合军事防御，周恩来提议国共两党以“文救会”名义，联合创办一份报纸，通过文化界人士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树立一面团结抗日的文化大旗。双方商定，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共同派遣人员，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樊仲云（国民党员）担任总编辑，阿英、汪馥泉（国民党员）担任编辑部主任，周寒梅（国民党员）为发行人，同时，成立由巴金、金仲华、邹韬奋、茅盾、柯灵、王任叔、胡愈之、夏丏尊、章乃器、郑振铎等30位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等各方面进步知名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

8月24日，“文救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六楼创刊问世，名义上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但整个组织和宣传工作，都由共产党策划领导，《救亡日报》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

《救亡日报》创刊当日，郭沫若还与夏衍、田汉等人到抗战前线，慰问第八集团军，郭沫若撰写了《到浦东去》，发表在《救亡日报》上。

《救亡日报》悄然风行

《救亡日报》是一张4开4版的晚报，每天下午3时出版，报头由郭沫若题写。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淞沪会战的战场之一蕰藻浜的激战情况；二版发表张仲实的文章《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以及一些通讯和消息；四版为《文艺》副刊，刊载茅盾、苏凤、王任叔、阿英等人的文章。为增强宣传效果，整张报纸的版边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等标语，此后，每期报纸的边线之外，均印有各种醒目口号，鼓舞人心、激励士气。

《救亡日报》虽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但它创刊后主要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日主张和号召，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通讯《今日朱（德）彭（德怀）》以及《八百壮士专页》，包括小说、抗日歌曲、漫画、木刻等市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主要栏目有战局鸟瞰、战事报道、社论、世界的一日、救亡知识等，内容以特写、评论、战地采访、战局分析和文艺作品为主，版式活泼，风格独特，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发挥了广泛团结民众、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成为凝聚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舆论载体之一。

《救亡日报》创刊后，展示出强大的号召力，引起上海各界广泛关注。报摊上，读者只要一提“买郭沫若”，摊主便心领神会地知道他要购买《救亡日报》，因而发行量迅速升至千份，最高峰时达3500多份，在当时大小报纸林立的上海脱颖而出，深受读者欢迎。

社会名流纷纷撰稿

《救亡日报》在编辑过程中，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发表了国共领导人的抗日演说、抗战谈话和题词，还发表了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政论、诗词。

“文救会”理事宋庆龄在《救亡日报》上多次刊登重要文章和谈话。9月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热烈欢呼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6日，发表《答〈救亡日报〉记者问》谈话，指出国共合作“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10月3日，发表《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以奴役东三省和华北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经济剥削为满足；他们更深思熟虑地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使中国的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同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郭沫若撰写社论、时评、杂感、诗歌、战地报道，激励上海市民同仇敌忾，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夏衍先后发表《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被誉为“它不是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纪事更生动”。

《救亡日报》还团结一大批进步人士为报纸撰稿。胡愈之、田汉等20多位作家参加采访工作，他们不拿薪水，不要稿费，甚至交通费也由自己负担。胡愈之撰写的社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指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在全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这不过是一页而已”，但是，“读了这一页，已经使我们增添了千百倍勇气和不可动摇的自信”。田汉也为该报写了许多戏剧、诗歌、小品和新闻特写。

为支持《救亡日报》的发行，在淞沪会战最激烈时刻，国民党将领陈诚主动拜访郭沫若，预订了上百份报纸送到前线。文化界人士和爱国青年则成立战地服务团，在共产党指导下，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歌咏、演剧活动，《救亡日报》社成为各界抗日人士的联络站，上海市民纷纷送来慰劳物品，请报社转交前线。

转移广州再建堡垒

由于日军疯狂进攻，11月12日，淞沪守军全线撤离，上海沦陷。当晚，夏衍在激愤中写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文章在第二天刊登后，报纸被争购一空。日军闻讯，勒令《救亡日报》停刊，夏衍等人将报纸编辑部安全转移至一位进步青年家中。

11月22日下午，《救亡日报》在出版了第85期后被迫停刊。郭沫若发表《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夏衍在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中悲壮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上海沦陷后，广州作为向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基地，吸引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救亡青年。1938年1月1日，在郭沫若、夏衍等人的奔走努力下，《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中写道：“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敌人不灭，祖国无由复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朋友们，起来！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砖块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

3月16日，《救亡日报》刊载了洛基的采访稿《毛泽东访问记》。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的眼睛是细小而有神；年纪约有四十岁以上，态度柔和得像《三国演义》上的孔明。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毛泽东先生。便下意识地站起来表示敬意，他却两步像一步似的走过我的身边，伸出热烈的手和我紧握着。然后大家都坐下，话线就接了起来。”从普通民众的视角，通过白描手法，记述了共产党领袖的形象，堪称《救亡日报》精彩的一笔。

这一时期，郭沫若已在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因此，《救亡日报》的实际工作由夏衍全面负责。周恩来向夏衍等人阐述了办报方针：《救亡日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它的方针。将报纸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这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所以说，办报的总方针应该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要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

精诚协作广开言路

1938年10月21日，《救亡日报》因广州沦陷而停刊。随着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桂林一时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

为争取《救亡日报》拥有合法地位，实现与各政治势力的友好相处，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积极斡旋下，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恢复救亡日报社。与此同时，夏衍也先后拜访时任广西省省长黄旭初、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和新闻检查所，明确表示：《救亡日报》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善意态度，希望广西当局支持《救亡日报》副刊。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夏衍在香港通过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款项中获得1500元港币的办报经费。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并建立了中共支部。当天报纸上，刊发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题词：“坚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桂林版《救亡日报》开设了“本报特稿”“本报资料室特稿”等栏目，以及“救亡木刻”“救亡漫画”“漫画旬刊”“青年记者”“诗文学”“音乐阵线”“介绍与批评”“青年政治”“儿童文学”“星期刊”“草地”“十字街”等十余种副刊，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有力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把报纸办成一份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夏衍坚持每天写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累计450余篇），内容包括国内国际大事、抗战形势、社风民俗、群众生活等方面，题材广泛，短小精悍，如曾连续发表《加强政治挑战》《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等社论、《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重头文章，立足国家民族大义、同胞手足之情，从不同角度剖析抗战形势：“我们这次的抗战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乾坤一掷的大事，所以对内不论有什么问题，对外还是要步伐一致地奉行最高国策，打倒一切汉奸组织，抗战到底，党派间有什么政见参商，只该精诚无间地内部商讨。”

《救亡日报》紧贴民众，反映百姓生活，把工农大众的抗日活动放在头版头条位置。对于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等，则充分肯定他们的抗日言行，先后发表了李宗仁将军抗日访谈录等，从而赢得了左、中、右三方面人的赞誉，日发行量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并升至8000份，影响遍及我国西南、华南各省直至海外。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诬蔑新四军的消息电稿，最终《救亡日报》在2月28日被勒令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更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恢复出版，仍保持民间报纸的性质，然而，仅刊行至10月24日第15号，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而停刊。

《救亡日报》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先后辗转三地，但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广开言路，兼容并蓄，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巧妙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积极宣传各党各派和各种政治力量、各社会阶层的抗日言论和救亡活动，为号召全民族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惠斌）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