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月七日晚十一时过后，第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在第一时间以特级军报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进行了报告，何应钦立刻给蒋介石打电话进行了汇报。北平市长秦德纯也同时给蒋介石拍了电报。蒋介石当即回电宋哲元：“宛平城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蒋介石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比毛泽东略早一会儿。

七月七日晚十一时过后，第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在第一时间以特级军报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进行了报告，何应钦立刻给蒋介石打电话进行了汇报。北平市长秦德纯也同时给蒋介石拍了电报。蒋介石当即回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当天，蒋介石还写了日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蒋介石在得到日军发起侵略进攻的消息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他错误地认为，日军“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因此，“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七月十日、十一日，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召开会议，日本内阁有增兵华北的计划。

对此，蒋介石仍难以相信日本已经对我国开战，他认为，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是要侵略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共两党尽快合作起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

宣言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关于是战是和也意见不一。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群情激昂，纷纷主战；军政部与外交部则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意见是如非确有相当把握，适宜从长考虑；国民党内众多将领提出战争准备不充分，开战难操胜券，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态度是：“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面对这些纷纭的意见，蒋介石一时也举棋不定。

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召集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的影响，蒋介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人之伎俩，这一招是跟我们学的，卢沟桥事变已经发动十天，倭寇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 所以蒋介石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世人，说给日本人听的。他的意思是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也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呼吁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各派代表、社会名流、知名教授一百五十八人举行谈话会。

十七日，谈话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并对卢沟桥事变发表谈话。

蒋介石谈话首先阐明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民族，严正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因此，卢沟桥事变是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与日本军队的行动。谈话还对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中所奉行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并提出了中日双方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次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并以政府的名义为全国人民作了抗战的总动员令，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表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说他“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蒋介石在庐山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这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本媾和的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方式解决。

抗日的方针策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的号召抗战的宣言和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的准备抗战的谈话，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但是还有采取主张妥协退让的第二种方针的可能。文章提出了实现坚决抗战的系统措施：（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文章还列举了与之相反的不抵抗方针的一套办法。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虞我诈是不行的”。毛泽东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几句话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团结合作缺乏诚意的清醒认识。

对于这种批评，英国记者贝特兰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毛泽东接着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到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的前途。

毛泽东文章最后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为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班卫东400万字鸿篇巨制《八路军抗战纪实》一书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