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绵延不绝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文明之脉的延续。它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事物的独特理解，还能为当前寻找定位、理解当下、迈向未来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绵延不绝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文明之脉的延续。它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事物的独特理解，还能为当前寻找定位、理解当下、迈向未来提供重要参考。

“史”，《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言及“史”是对事务记录人员的称呼。从出土材料来看，“史”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兼具后世“事”“使”等义。其字形作手持一物之状，手中所持之物则有简册、旗帜、田猎工具等多种说法。殷商时期，卜辞所见诸“史”大多活跃于战争、蒐猎、祭祀等活动，而拟写、掌管文书的任务更可能落在当时被称为“作册”的职官身上。武王伐纣，有周代商。除却将“作册”延续进职官体系，西周王朝亦建立起自身的史官系统。有观点认为，西周的作册与史官在发布王命、宣读册令等政务上常有重叠，最终形成作册职能被史官吸收、史官取代作册的历史格局。自此，史官“掌官书以赞治”，尤为熟悉王朝文书、史事，并延伸出笔录时事、编修史乘等职能。

随着文明的演进，“史”字的内涵不断深化，逐渐扩展成一个包含人、事、精神等方面的博大文化体系。

“史”为职业与职责。从古至今，人们皆将记述往事的人称为史官、史家。唐朝建有规范的史官制度，设史馆修撰、起居郎等，各有分工，职司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朝堂之外，刘知几私撰《史通》，成古代中国史学理论之巨著。史家以记录为根本职责，“秉笔直书”遂成为中国史学贯穿至今的崇高追求。从齐太史舍身拒改“崔杼弑其君”，到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著《史记》，至章学诚以为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历代优秀史家皆将直书笔录、求真务实视作至高职业道德。与此同时，源远流长的记史传统亦塑造了史家“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信仰。南宋末年，蒙古灭金。曾在金国为官的汉人学者元好问，便怀抱“国亡史兴，己所当为”之志，力图以一己之力撰修一部金史。“国可灭，史不可灭”，既表现了历代史学家的文化责任感，也与“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彼此呼应。这种对事实、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不仅形成史学“信史”的取向，更升华为一种隽永的文化品格，使“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深切镌刻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

“史”为著述与典籍。由记录者而至记录成果，“史”也成为一切记述过往典籍的通称。中国史籍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深远，其按记录、编修的主体，又可进一步分为官方史学与私家修史。官方史学的出现，最早或可追溯至上古三代。《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尽管上古之世，时代远渺，但上述文献中的吉光片羽仍隐绰反映出氤氲其中的史学意识与官方史学活动。其后历经各代王朝的发展，官方史学在史官制度、机构建立等方面日臻完善，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成熟化。私家修史的开端，一般认为即孔子修《春秋》，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大体言之，私家修史在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高潮，分别为春秋至西汉、魏晋南北朝、两宋之际与明末清初。其间虽有盛衰起伏，却衰而不绝，构成中华史学的重要一翼。绵延不绝的记史、修史制度，官方、私家史学的并行发展，共同铸就中国史学作品浩如烟海的壮丽景致。汗牛充栋的正史、别史、方志等，详尽而连贯地记录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构筑起一座联通古今的记忆大厦，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根本依据。

“史”为智慧与学问。历史并非尘封的断烂朝报。中华民族自早期阶段便有意识地从历史中探寻智慧，赋予“史”更深层的价值——明道与鉴戒。西周初期，辅政大臣教诲周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即要从夏、商史事中汲取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三国时期，东吴齐王孙奋多次越法度行事，大臣诸葛恪以俚语“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相劝，亦是劝诫其以史为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书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通过详细记述历代治乱兴亡之事以明治国安邦之道，以期实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王朝迭代、政治得失、制度变更、生业经济，蕴含着社会兴衰的规律、人性善恶的课题与文明演进的逻辑，是古人智慧、经验与精神的代代相传。职是之故，历史既是我们回溯过去的“长镜头”，又可充当望向未来的“望远镜”。

“史”为传承与力量。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增进认同、凝聚共识的重要力量。清代龚自珍尝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深刻阐明了民族认同、民族自信与民族历史之间极为紧密的依存关系。通过回溯历史，方能在时间的维度下去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生成与演变。炎黄二帝、夏禹商汤、秦皇汉武等人物，黄河泰山、礼乐文明、唐诗宋词等文化景观，早已超越时空的阻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中国近代百年受辱史，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这些疼痛的历史记忆，至今仍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寻求民族复兴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追求。这份基于历史的共同认知，绝非狭隘的地域或族群观念，而是对民族文化、精神追求与未来图景的集体确认，是连接个体与群体的强力纽带。

“史”之一字，从记事之官，成于浩繁书卷，升华于鉴往知来之学，融铸于民族文明血脉。它既是厚重的过去，也是鲜活的现在，更是通向未来的指南。在当代社会，从个体到国家、从政治到文化，“史”的智慧依然具有深刻意义。它启迪我们要坚守“求真”之精神，领悟“鉴戒”之智慧，强化“认同”之力量，承担“传承”之责任。尊史、学史、用史，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宝贵密钥，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的文明力量。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周颖昳），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来源：大道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