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9月11日晚上，我一字一句地翻译着从师部“前指”发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怎么也不能相信电文中所说的彭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歼灭伪匪李光明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是真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核对着电文，可是一字不差。当我确信电文无误之后，骤然头晕目眩，全身血
原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王景春
忆在彭师长身边的日子里
王锦春
1944年9月11日晚上，我一字一句地翻译着从师部“前指”发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怎么也不能相信电文中所说的彭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歼灭伪匪李光明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是真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核对着电文，可是一字不差。当我确信电文无误之后，骤然头晕目眩，全身血液一下涌到头顶，不知所措，想哭而又不能哭。因为电报明确指示：暂时绝对保密，何时向部队传达，等待通知。
我拿着电报，高一脚低一脚，匆匆奔向旅长滕海清、政委赖毅的住处。我先到赖政委的屋子里。他尚未睡觉，见我神情慌张，泪眼婆娑，忙问道：“出了什么事？”这时，我的一眶泪水刷地流了出来。然后低着头，一面递上电报，一面说：“请看吧，首长！”赖政委接过电报，目不转睛地急速看了一遍，刹时间，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眼睛湿润，嘴巴微动，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最后，他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深沉地说：“走，到滕旅长那里去！”
从那以后，许多不眠之夜，我常常闭着眼睛，像“过电 影”一样地回忆着在彭师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许多往事。在河南竹沟的茅屋里，在微弱的灯光下，彭师长孜孜不倦、刻苦攻读的精神；在敌后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他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而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群众斗志的情景； 在那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跨上“火车头”（彭师长最心爱的一匹白马的称号），驰骋江淮战场的英姿……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忆起它，都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彭雪枫（摄于1942年）
（一）
1938年春天，我怀着对中国共产党朴素而又有点神秘的崇敬心情，从家乡西峡口投奔到新四军留守处所在地——竹沟镇。本来是来教导队“上学”的，不知为什么把我分到留守处给彭师长当了勤务员。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给首长当勤务员，既不懂事，也有点害怕。一见面，彭师长就笑着问我：“小鬼，来当勤务员你乐意吗?”我红着脸，低着头回答说：“要我干啥都行，反正我跑出来就不能再回家了。”“噢！为什么呢？”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来这一路可不容易呀！在南阳差一点被‘中央军’给盘问住。我到这里，就是参加共产党了，我们那里的‘老别’（河南地方实力派别廷芳）见共产党就杀，我还能回去吗？那可不行！”彭师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彭师长笑的是什么。原来那时我以为凡是参加了新四军的人，就都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入党还得办个入党的手续。彭师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想当共产党，很好。不过要先了解一下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要明确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党。加入了共产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它。你要好好学习，把这些道理先弄明白。现在，你就是要把勤务工作做好。怎么样？”我听了彭师长的话，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吐出了一个字：“中！”从那以后，彭师长所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交给它”这三句话，便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并力求通过学习来理解它，解决它。直到现在，我依然感到这三句深入浅出的话，是深刻的，常青的。它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我不断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曾经起了巨大的影响，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三个月过去了，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使我忘乎所以，“大意失荆州”，工作出了纰漏。4月下旬，彭师长到武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警卫员刘吉庭同志随首长走了。这一个礼拜，我的心象脱缰之马，无拘无束，玩了个痛快。一天，突然听说彭师长回来了，正在外面同人谈话。警卫员先到，看见房子里净是灰尘，招呼我赶快收拾。我慌慌张张地扫了地，抹了桌子，把茶具、椅子摆好，刚刚就绪，师长就进来了。一见面，彭师长就问：“小鬼，这几天你‘解放’了，都干了些什么呢？”我回答说：“除了上政治课和学习外，就是玩玩呗！”彭师长一面脱上衣，一面说：“嗯，学习，玩玩，好。天好热呀，这杯茶正合时宜……”一面说，一面端起放在桌子上的茶杯，刚要喝，一看，却又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你呀，乱弹琴！”然后又严肃地说：“干什么工作都不能马虎，都要认真负责。打起仗来，有一点差错，就要死人，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粗枝大叶可不行啊。”我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警卫员刘吉庭同志站在旁边望着我微笑，仿佛是在责备我说：“活该，活该，谁让你贪玩的！”彭师长看我低着头，快要掉眼泪了，马上改腔说：“好啦，好啦，下次注意吧。”刘吉庭同志拿过茶杯，我跟他一起出来。他把茶杯凑到我眼前说：“看看，白毛快长得和你的头发一般长了。 啥时泡的？”我说：“还是你们走时泡的那一杯。”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呀，首长说你乱弹琴，就是有点乱弹琴！”从那以后，我的耳边经常响着彭师长的这个声音：“要认真，要负责……粗枝大叶可不行啊！”
新四军第四师首长与师司令部机要人员合影。中排左四起：邓子恢、彭雪枫、王景春。
(二)
自从我调到卫生队当卫生员以后，由于部队经常分散行动，已有一年多没见到彭师长了。1940年春天，豫皖苏根据地的局面已经打开，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 司、政、后机关的驻地（在永城县以南新兴集附近）也已相对稳定。司令部当时驻在小王庄，我所在的卫生处住在鸭子刘。有一天，林士笑处长找我谈话，说彭师长要调我去给他当技术书记，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分配。”
“那好！今天准备一下，我们开个欢送会，明天就去上任。”林处长听了我的表态，很高兴，又对我说：“你去时，还要带个十字包，里面备些常用药。你是一身二任，还兼个‘随从医生’呢！”我说：“我就知道个阿斯匹林、托氏散，又治咳嗽又治喘；红汞碘酒、二百二，能当个啥医生呢!”林处长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现在咱们抗日敌后根据地，有你这样的就能当医生了！”
就这样，我便当了彭师长的“随从医生”。去后不久，彭师长的下腭起了一个小疖子，我用碘酒一抹，反而肿得更厉害了。人们见了就问咋回事，彭师长总是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碘酒医生’的高超医术嘛。”从此，我的“碘酒医生”的名声，就“美名远扬”了。
由于彭雪枫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开展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同时，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的政策，在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争取友军和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所以到了1940年，即深入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就已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就在这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彭师长接见了一批从延安辗转经过国民党地区来到这里的干部之后，马上召开旅以上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这些干部从延安带来的指示和消息。这天，彭师长谈笑风生，显得特别高兴。在开会之前，他半开玩笑地喊我说：“书记官！你把咱们那些胜利品‘大八勾’拿来，让这些烟鬼子过过瘾。”彭师长是个很严肃的人，不了解他的人见了他，有时难免有点怕， 但实际上他很有风趣，平易近人，说话也很富有幽默感。他学着日本话说的“大八勾”，我知道是前几天部队在永（城） 宿（县）公路打埋伏时，缴获的两条“大前门”。凡是部队送来的这些胜利品，彭师长很少自己独享，往往都是留下来 同干部谈工作或开会时拿出来做招待。于是我便拿了一盒，每人分了一支。彭师长风趣地说：“今天书记官怎么小气起来了？再拿点出来嘛！”我猜想，彭师长今天一定有高兴事。那好，我也大方点，于是就索性拿来一条，每人分了一包，“慰劳”大家。爱开玩笑的肖望东主任说：“碘酒医生，你这么大方，彭师长不心疼吗？”我说：“不会的，你没听他刚才说我太小气吗？”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秘书长岳夏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样子，伸出大拇指，冲着我说：“你的，大大的好！”彭师长故作生气地说：“都叫他给我‘共产’了。”大家又是一阵大笑。会散之后，彭师长送大家出村去了。我照例收拾文件，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封用毛笔写的信。开头是：“雪枫同志：一年来，豫皖苏地区迅速得到发展，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特向你和全区指战员 表示亲切慰问……”最后署名是“毛泽东X月X日”。呵！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怪不得彭师长今天这么高兴愉快呀！这对远离革命圣地延安，战斗在敌人后方的广大干部、战士， 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呵！
1939年6月1日，彭雪枫致毛泽东和王稼祥信。
(三）
1940年秋冬，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在敌、伪、顽夹击之下，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部队进行精简整编。这时，我转至机要科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六旅十八团工作，暂时离开了彭师长。
六旅十八团，是由原肖县士绅耿蕴斋、吴信容所组织的地方武装，与我主力部队合编而成的。耿、吴这些人，就其愿意抗日这一点来说，是有进步的一面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地主阶级的立场没有变，而又看到国民党派了八、九个师的兵力，步步向我边区进逼，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又与之互相配合，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就产生动摇，妄想摆脱我军，与所谓“中央军”联合“抗日”。在这种形势下，肖县的耿蕴斋、吴信容和永城的刘子仁（与耿、吴同属一类人物，原编为我六旅十七团，刘任团长），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之后，便扣押了我党派往该团的政工干部，发动了军事叛变。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耿吴刘事件”。
我到十八团是接替董歧峰同志的工作的。到达该团的第三天，刚好碰上事变的发生，目睹了耿、吴叛变的活动，当时，我与电台的十来个同志，包括电台队长王羽翔同志在内，都被软禁起来（因为他们企图收买我们为他们服务，所以未加捆绑）。我按照保密纪律的规定，对有关密件作了紧急处理。由于远离领导，和没有应付事变的经验，当时真是心急如焚。第三天，从看守我们的哨兵那里听说：“南面大军开来了，吴老汉（指吴芝圃同志）来和老耿(指耿蕴斋)谈判了！ ”心里又高兴，又着急，想找个机会与吴主任取得联系，让他设法营救我们。一直等到天黑，突然听到吹哨集合的声音，在一片慌乱中我们被押到村头的一个院子里。
“耿胡子”讲话了。他一面诽谤我政工干部如何如何可恶，以挑拨离间我们与我军的关系；一面利用当时部队中一部分人的乡土观念，为他们的叛变行为进行辩护。他说：“今天吴芝圃来谈判，我们把他们放了。今后他抗他的日，我抗我的日。咱们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家伙在玩花招。别的干部都放了，不放我们，这是别有用心。难道吴主任在谈判中，没有提电台的事吗？绝对不会。一定是这家伙在玩弄权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一定要当机立断。我马上与电台队长王羽翔同志咬了一下耳朵，决定乘他们正在集合讲话，部队哄乱之际，赶快逃跑。不知是他们疏忽大意，还是看守我们的人有意放松，我与王羽翔同志乘着黑夜，翻过一道院墙，溜出村子，沿着抗日沟，走着“之”字形，朝着我们部队的方向，飞奔而去（据后来了解，当他们发现我们跑掉后，曾派了一个骑兵班，前来追赶。但是茫茫黑夜，人迹罕道，忽而向西，忽而向南，当然追捕落空）。拂晓前，我们终于遇上了我们的部队。那滋味，真好象孩儿见了娘一样的高兴。我们很快被接送到司令部，见到了彭师长。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问了情况，我们详细地做了汇报。最后，他安慰我们说：“很好嘛，算是胜利归来了。在这次事变中，你们经受了考验，也得到了一次锻炼。干革命，就是要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勇敢、坚定、机智、沉着。你们保住了党的机密，不顾危险，跑了回来，做得很对！”听了彭师长的鼓励，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铿锵有力的教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勇敢、坚定、机智、沉着！”几十年来，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彭师长就是勇敢、坚定、机智、沉着的指挥员的模范。在每一次战斗中，他机智、沉着地指挥，给我们增添了十倍、百倍的勇气和力量。就是在路西反顽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广大指战员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彭师长在，天塌下来，咱们也能顶住！
彭雪枫的读书签章和姓名印章
(四）
彭师长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政俱全的指挥员。在邓子恢同志到四师任政委之前，他一直是师长兼政委（或司令员兼政委），既抓军事，又抓政治，也管根据地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其中尤其重视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拂晓报》和“拂晓剧团”，这两朵怒放在豫皖苏边区的鲜花，就是在彭师长的关怀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在鼓舞边区军民斗志，打击敌人的斗争中，这两个武器，与机关枪、“三八大盖”， 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彭师长是一个酷爱读书，爱书如宝的人。即使在频繁的行军作战的日子里，他也总是手不释卷，抽空就读。他的爱好很广，博览群书，如饥似渴。他的藏书很多，古今中外的 书都有。他的这个“小图书馆”，对我来说，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呵。近朱者赤嘛，不久，我也就成了一个“小书迷”。他多次教育我说：“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多看多读，就能长知识。但读了还要思考，才能从中汲取营养。”他还鼓励我多写，多用，并亲笔在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词：“日记者，日日记之之谓也。凡事贵在坚持，望你持之以恒，坚持下去。”自此以后，我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我一直坚持着。这对于只上过五年小学的我，在文化程度的提高上，真如同“良师益友”’，而彭师长则是我真正的启蒙大师。（选自《新四军中的“小鬼”们——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小战士故事集》，转发时稍有改动。）
链接：新四军中走出来的未授将衔军以上首长（189）——王景春
来源：赵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