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人都说，张婶子这辈子值了——儿子是个人物，孙子上了大学，家里的老洋房虽然破旧，可在水泥地上摆着太阳能热水器和三台空调外机。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没人不给张婶子让路，见了也叫声”张支书妈”。哪怕她腰已经弯了，脸上褶子如田垄一般深刻，手上的老茧能挂住一片玉米叶。

今年是张婶子的儿子小军当村支书的第三年。

村里人都说，张婶子这辈子值了——儿子是个人物，孙子上了大学，家里的老洋房虽然破旧，可在水泥地上摆着太阳能热水器和三台空调外机。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没人不给张婶子让路，见了也叫声”张支书妈”。哪怕她腰已经弯了，脸上褶子如田垄一般深刻，手上的老茧能挂住一片玉米叶。

我家和张婶子家住得近，只隔着一条臭水沟。从小我就看着张婶子把小军拉扯大，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没爹管教，一点也不像现在这个西装革履、油光锃亮的村支书。现在小军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时间过得像山里的溪水，哗啦啦就没了踪影。

张婶子的丈夫，也就是老支书张根生，在1998年那场大洪水里走的。那年水漫到膝盖，他带着村里的青壮年去加固堤坝，一块飞来的石头砸在他的后脑勺上，人就没了。那时候小军才十七，刚上高二，成绩在县里数一数二，眼见着要出头了。

“我家根生真是命不好。”张婶子这么跟街坊们说，抹着眼泪收拾丈夫的遗物。我妈说，张婶子站在堤坝上等了三天三夜，天天烧香拜佛，最后人是从十里外的蒋家村找到的，头发里还夹着水草。

那时候办白事儿，全村的人都来帮忙。我爸负责在门口登记礼金，村里人家谁来了，随礼几何，都记在一本发黄的账本上。轮到给张家随礼的日子，我爸从箱底翻出五十块钱，那时候可不少了，我妈还念叨着买米的钱都不够了。

“这钱得给。”我爸说，“当年咱闺女上初中，张根生垫了咱学费。”

葬礼结束那天，刘德贵来了，骑着辆28大杠，车筐里放着一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这代人还小，不认识刘德贵。只知道他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别人都说他”吃公家饭”。刘德贵长得精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把车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张婶子走出来，两个人隔着丧事的白幡子，说了几句话。刘德贵把那捆东西递给张婶子，她没接，摇摇头，眼睛红得像剥了皮的兔子。

“以后小军的学费，我来出。”我隐约听到刘德贵这么说。

张婶子把目光投向院子里年轻的小军，又摇了摇头：“不用你，咱们村里人会帮衬的。”

刘德贵骑着车走了，那捆东西留在了张婶子门口的石阶上，一直到晚上都没人动。后来我妈说那是张婶子年轻时织的围巾，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刘德贵手里。

小军那年高考，离满分就差了3分，全县第一。镇上的领导都来了家里，说是为烈士子女颁发奖学金，包了一个大红包。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钱里有刘德贵的一份。但张婶子从来不提这事，就好像刘德贵不存在一样。

那是1999年，我们村刚通上有线电视。村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张婶子在为儿子准备去大学的行李。我爸问她要不要多带点钱，张婶子说不用，儿子有奖学金。

“刘德贵托人带话，说可以照顾小军。”爸爸喝了口茶，漫不经心地说。

“他算老几？”张婶子突然提高了嗓门，“我张家的孩子，靠自己就够了！”她大声说完，像是被烫着了似的，猫着腰进了厨房，捡起地上的一根花生壳。

有天下午，我去给张婶子送妈妈做的醪糟，刚到门口就听见她在和一张老照片说话。

“根生啊，咱儿子真出息，你在底下要是能看见，该多高兴啊…”

照片上的老支书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头发浓密，眼睛炯炯有神，和村口那块”为人民服务”碑下的照片一模一样。照片旁边放着个烟灰缸，里面插着三根没点燃的香烟。张婶子说，这是老支书生前最爱抽的红梅牌。我不知道，三十年前的香烟，现在还能买到吗？

小军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政府工作。不到十年，就当上了我们村的村支书。张婶子在村里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早出晚归地侍弄着家里的几亩薄田，养了几只鸡，一条老黄狗。

“婶子，你就歇着吧，让小军雇人干活。”我妈劝她。

“习惯了，闲不住。”张婶子干完活喜欢坐在槐树底下歇息，拿着把蒲扇，看着远处连绵的田野和青山，“这样还能看着你们根生。”

村里有几个跟张婶子差不多年纪的寡妇都再嫁了，或者跟着子女去了城里。只有张婶子，好像把自己的生命钉在了这片土地上，钉在了那块写着张根生名字的石碑旁。

村里人都敬佩张婶子的坚韧，但也有人背地里说闲话。

“刘德贵六年前老婆过世了，一直没再找。”王奶奶在村头的老槐树下绣鞋垫，头也不抬地说，“上个月还来过一次，开着辆黑色小轿车。”

“他都六十多了吧？”有人问。

“男人啊，年纪大点好，不折腾。”王奶奶笑着说，露出几颗黄牙，“张婶子再不找个伴，这辈子就过去了。”

但张婶子好像对这些闲言碎语充耳不闻。她只关心两件事：一是老支书的坟前常有新鲜的野花，二是孙子小东能顺利大学毕业。

小东是个好孩子，从小就懂事，每次回村都给村里的老人带礼物。他读的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据说毕业就能拿上万的月薪。前年寒假，我在村口碰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这是什么？”我问。

“无人机，给奶奶拍照用的。”小东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奶奶从来没照过像，我想给她拍一张。”

可是张婶子说什么也不肯照。小东只好偷偷在她干活的时候按下快门。后来他把照片洗出来，贴在了老支书遗像的旁边。照片上的张婶子站在麦田里，头上包着花头巾，倚着锄头眺望远方，脸上的皱纹都清晰可见。

“像。”村里的老人看了都说，“跟你爷爷年轻时候一个样，那个倔。”

去年冬天，张婶子的膝盖疼得厉害，天冷的时候甚至下不了床。小军想接她去城里住，被拒绝了。后来是小东回来，在家里装了暖气片，又请了个钟点工每天来做饭打扫。

“犯不着花这冤枉钱。”张婶子嘴上抱怨，心里却美滋滋的。

“奶奶，我工作了就接您去城里住。”小东蹲在她床前，握着她粗糙的手说。张婶子的眼睛立刻湿润了。

小东大学毕业那天，小军开着车去北京参加了毕业典礼。张婶子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成，只能在家里翘首以盼。

“等他们回来，我要杀只鸡。”张婶子对我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方巾，是小东小时候用的那种，边角都磨得起了毛边，“这孩子小时候就爱吃鸡屁股。”

毕业典礼那天下午，我陪张婶子在院子里择豆角。村口突然传来一阵喇叭声，紧接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开了进来，扬起一路黄土。

车停在张婶子家门口，下来一个戴着眼镜的老人，西装革履，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那是刘德贵，只是比印象中老了许多。

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连蝉鸣都停止了。张婶子手里的豆角掉在了地上，她愣在那里，像一尊泥塑的雕像。

“翠花，我来接你了。”刘德贵站在院子中央，声音有些颤抖。

“谁允许你来的？”张婶子的声音很低，却字字清晰。

“小东。”刘德贵笑了，“他说他奶奶一个人在村里，他不放心。”

“我有儿子，有全村人照顾，不用你操心！”张婶子转身就要走。

“四十年了。”刘德贵突然说，“你等了张根生二十年，我等了你四十年，够不够？”

张婶子停下脚步，背影微微颤抖。

“当年我要是不听爹妈的，执意娶你，你也不会嫁给张根生。”刘德贵继续说，“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张婶子没有回头。

“可我还留着它。”刘德贵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块深蓝色的布，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条已经褪色的围巾，“这是你十八岁那年，给我织的第一条围巾。”

我悄悄退到一边，想离开又不忍心。这时候，又一辆车开了进来，是小军的车。小东从车上跳下来，兴高采烈地喊：“奶奶！我毕业啦！”

他看见站在院子里的刘德贵，笑容更灿烂了：“刘爷爷，您来啦！”

小军下车后，脸色有些尴尬。他走到张婶子身边，低声说：“妈，是小东非要请刘叔来的…”

“你们认识？”张婶子看着小东和刘德贵。

“当然啊！”小东兴奋地说，“刘爷爷一直资助我上学，每个月都给我打钱。爸不让我告诉您，说您会生气。”

张婶子的脸色变了几变，最后看向刘德贵：“你…”

“孩子有出息，我高兴。”刘德贵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不图别的，就想让你少操点心。”

“奶奶，刘爷爷说他年轻时跟您是同学，是真的吗？”小东好奇地问。

张婶子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抖动。

小军尴尬地打圆场：“好了好了，先吃饭吧，妈做了一桌好菜呢！刘叔既然来了，就一起吃吧。”

饭桌上，小东滔滔不绝地讲着大学的趣事，不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刘德贵很少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张婶子，偶尔给她夹菜。

“奶奶，我决定了，不去北京工作了，就留在县里的科技园区。”小东突然说，“这样可以经常回来看您。”

张婶子的眼圈红了：“傻孩子，大城市机会多，奶奶没事…”

“科技园区也挺好的。”刘德贵插话，“而且…”他顿了顿，看了看张婶子，“而且我认识园区的主任，可以帮忙安排。”

饭后，小东拉着父亲去村口接他的同学，说是请来一起庆祝的。屋里只剩下张婶子和刘德贵。

刘德贵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目光落在墙上张根生的遗像上。照片已经泛黄，但镜框擦得很干净，没有一点灰尘。

“根生是个好人。”刘德贵轻声说，“当年洪水来了，是他背着我妈逃出来的。”

张婶子没说话，只是低头摆弄着桌上的茶杯。

“这些年，你把小军培养得这么好，根生在天上会很欣慰。”刘德贵继续说。

“哪是我的功劳，是他争气。”张婶子终于开口，“还有…还有你的帮忙。”

刘德贵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你知道？”

“我什么不知道？”张婶子抬起头，眼里有泪光闪烁，“这么多年，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小军的奖学金有一半是你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小东的大学学费是谁在帮忙？村子就这么大，有什么事能瞒得住？”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刘德贵问。

“因为…”张婶子看了看墙上的照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因为根生走的时候，拜托我照顾好孩子。我不能让他失望。”

屋外传来小东的笑声，他带着几个同学回来了。张婶子抹了抹眼睛，正要起身，刘德贵突然拉住了她的手。

“翠花，我不求别的，只求你让我照顾你，行吗？”刘德贵的声音颤抖着，“我等了四十年，只为这一天。”

张婶子愣住了，她看着刘德贵布满皱纹的脸和花白的头发，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会计。

她慢慢抽回手，走到墙边，轻轻摸了摸张根生的遗像。

“根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她低声问，好像真能得到回答似的，“孩子都长大了，你走了二十年了…”

窗外，一阵风吹过，院子里的槐树沙沙作响。一片树叶飘进来，落在张根生的遗像前。

张婶子看着那片绿叶，突然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傻根生，你同意了是吧？”

她转身看向刘德贵，低声说：“德贵，你这次来，还走吗？”

刘德贵站起来，眼睛亮得像年轻时一样：“不走了，再也不走了。”

院子里，小东和他的同学们正热闹地帮忙摆桌子，准备晚上的庆祝。村里的邻居们听说张婶子的孙子大学毕业了，都带着礼物前来祝贺。

没人注意到堂屋里的变化，没人看见张婶子小心翼翼地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块已经泛黄的手帕，上面绣着一对青鸟。那是她十七岁时绣的，本来是要送给刘德贵的。

夜深了，村子安静下来。院子里只剩下张婶子和刘德贵两个人，并排坐在月光下。

“明天我去上坟，跟根生说清楚。”张婶子说，“他泉下有知，会理解的。”

“嗯，我陪你去。”刘德贵轻声回答。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谁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夜风吹过田野的声音，看着远处山上零星的灯火。

就像四十年前，他们坐在村口的石阶上，年轻的心跳得那么快，却终究没能走到一起。

现在，他们终于又坐在了一起。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青丝变白发，但有些感情，从未改变。

远处的山林里，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张婶子抬头看天，喃喃道：“天要亮了…”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