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知青赵玉良老师是我的铁杆粉丝,这段知青往事是赵玉良老师给我讲述的。赵玉良老师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他曾在山西运城地区一个叫郭家沟的小山村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多,后来抽调到公社当了干部,才离开了郭家沟。
北京知青赵玉良老师是我的铁杆粉丝,这段知青往事是赵玉良老师给我讲述的。赵玉良老师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他曾在山西运城地区一个叫郭家沟的小山村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多,后来抽调到公社当了干部,才离开了郭家沟。
据赵玉良回忆,他是1968年12月27日和一帮北京知青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火车到达山西运城地区的水头车站后,当地干部和乡亲们在车站举行了很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知青们乘坐等候在车站外的汽车、马车和驴车继续前行,各奔东西。最终,赵玉良他们六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郭家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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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两点多,六十一名北京知青都集中在郭家沟大队部的大院里,这六十一名北京知青要分配到五个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一个生产小队分配十二人,还剩一名知青没地方去。第二生产小队相对富裕一些,人均耕地也多一些,二队的王队长答应他们生产队可以多分派一名知青,这样六十一名知青的分配人数也就落实了。
可实质性分配时,各个生产小队都争抢着要女生,哪个生产队也不愿要男生。因为当时的政策是扎根农村一辈子,也就是说,知青来插队,就不会离开郭家沟大队了。当时郭家沟的耕地不是很富足,粮食产量也不高,一个生产小队一下子增加十几口人吃饭,队长和社员们都觉得有压力,觉得知青是来分他们的口粮的。
因为各个生产小队都想要女知青,知青分队问题无法继续进行,大队书记就问五队的郭队长:“修善,你们队为什么只想要女知青不愿要男知青?男知青干活可比女知青有力气。”“郭书记,我们五队的情况你知道,全大队五个生产队我们五队最穷,光棍也最多,把女知青都分到我们生产队,兴许能解决一下光棍问题嘛。就算女知青看不中我们生产队的后生,她们将来也要嫁人嘛,嫁出去一个,我们队就少一张吃饭的嘴嘛。要是男知青分到了我们生产队,将来他们要娶媳妇,要生娃,子子孙孙一大堆,咋个养得起嘛……”
郭队长的话看似很可笑,可细想一想,他说的也在理,也说出了五个生产队长共同的心声。那时队里的耕地面积是固定的,人口增加了,人均耕地面积就减少了。要是人口减少了,人均耕地面积自然也就增加了,社员们就能多分一点口粮。
经过大队书记的协调,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知青分队问题才得以解决。考虑到五队的实际情况,给五队分派了七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其他生产队都是男知青人数多,女知青人数少。赵玉良被分在了五队,郭队长看他年龄大一些,身体结实,还是高中毕业生,就让他担任知青小组的组长。
知青们安顿好吃住的地方,歇了两天,就开始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工劳动了。
第一天出工劳动是去队里的牲口棚起牛圈垫牛圈,也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挖出来挑到场院,再往牛圈挑土垫圈,垫在牛圈里的土被耕牛或毛驴踩踏几个月,和牛粪牛尿混合沤制发酵以后就是上等的肥料。
起牛圈垫牛圈原本是很简单的农活,可知青们没有劳动经验,也没有力气,让他们用镢头刨挖牛圈里的牛粪,他们刨不动,让他们担粪,也是摇摇晃晃。特别是那七名女知青,一次挑两半筐湿牛粪都挑不动,女社员挑两趟,她们知青勉强挑一趟,都不够碍事的。
到了收工评工分的时候,女知青提出要同工同酬,她们说干一样的活就得记一样的工分,凭啥女社员一天挣七分工,却给她们女知青一天记五分工。在郭队长的耐心解释下,女知青才勉强同意了社员们评定的工分标准,暂时一天记五分工。
其实,要是按劳动量评定工分,女社员一天挣七分工,女知青一天连三分工都挣不上,这已经非常照顾她们女知青了。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往山上挑粪,女社员一上午挑三趟,女知青勉强挑两趟。每次挑着两半筐土杂肥,还是走走停停总歇着,总是挡在狭窄的山路上影响社员们通行。
之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干什么农活,女知青怎么也是比不上女社员,让女知青抓粪撒粪,她们嫌脏,让他们拉耧耩地,她们嫌绳子勒肩膀。没干多少农活,一个个都说累得要死,说肩膀压肿了,手上磨起了水泡。其实,女知青们并没有说谎,她们确实压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掌。男知青也是如此,手上磨起了水泡,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可他们都咬牙坚持,没人叫苦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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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北京来的这些女知青干农活两个都顶不上一个社员,郭队长开始后悔了,他后悔没听大队书记的话,这回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干活不中用就不中用吧,反正郭队长还有他的如意算盘,队里好几个光棍呢,他侄子也到了订婚的年纪,他想在七名女知青中挑一名好看的女知青,给他侄子做媳妇。
在郭队长的授意下,生产队的那些小伙子和大龄后生都争先恐后地帮助女知青,帮她们干农活,帮她们修理农具,给她们送好吃的,女知青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感激他们的热情帮助。
郭队长第一次碰壁是1972年春天,那年他侄子郭明亮都二十二岁了,也没少帮助女知青,可队里的七名女知青对他都不热情,他还给一名叫张春芳的女知青送过一块围巾,结果人家说啥也不要,弄的郭明亮怪难为情的。郭队长看他侄子不讨女知青欢心,他就亲自出马,来给他侄子选对象。
郭明亮最喜欢的女知青就是张春芳,郭队长找到张春芳,开门见山对她说:“张春芳,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你看我侄子郭明亮怎么样?他很喜欢你。”“队长,谢谢您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郭明亮是个好青年,他也没少帮助我,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可我不想这么早找对象,我爸妈也不同意我在农村找对象。我已经跟郭明亮表明过我的态度,也跟他说了我父母的意见,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张春芳婉言谢绝了郭队长好意,郭队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出师不利,第一次就碰了壁了,郭队长不甘心,他又找其他女知青给他侄子介绍对象,结果其他六名女知青都和张春芳的态度一致,都说不着急找对象,也都说父母不同意她们在农村找对象。这下郭队长才算死心了,看样子他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
1973夏天,地区盐化厂招工,五队一次就有三名女知青被招工到盐化厂工作,当年秋天,又有一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被招工到地区拖拉机厂工作。当时赵玉良是队里的副队长,还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厂矿来了招工名额,赵玉良也不好意思和知青争名额,他只能抢困难让方便,不加任何条件把招工的机会都让给其他知青。
第二年春天,郭家沟大队又得到了几个地区面粉厂的招工名额,郭队长觉得总拦着赵玉良不让他招工进城,有点对不起他,就打算让他去面粉厂工作。一听赵玉良要招工进城,那三名女知青就抹开了眼泪,在她们心中,赵玉良不光是知青小组的组长,还是她们的主心骨,是她们的知心哥哥。
看女知青抹开了眼泪,赵玉良心软了,他只好把自己的招工名额让给了一名女知青。
那年秋天,县洗煤厂招工,其他生产队的女知青都不愿去洗煤厂工作,她们知道洗煤厂的工作又脏又累,待遇也不好。五队的那两名女知青却不嫌工作不好,她俩一起报了名,一起去到洗煤厂当了工人。七名女知青都顺利招工进城离开了郭家沟,赵玉良心里感觉轻松了很多,也踏实了很多。
一次他和郭队长一起扯闲篇,郭队长苦笑着说,当初要求大队书记多为五队分配女知青,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队里的光棍一个也没少,女知青一个个都招工走了。社员们都说后生们白忙活了好几年,人家女知青根本就瞧不上他们,郭队长白费心思了。
1975年开春,赵玉良被抽调到公社当了文教干部,他在郭家沟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多,总算熬出了头。赵玉良到公社当了干部,郭家沟二队还剩下三名男知青,他们其中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时半会很难招工进城。
恢复高考后,赵玉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他是在郭家沟插队落户的六十一名北京知青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知青,也是第一个回北京读书的大学生。离开山西时,赵玉良去了一趟郭家沟,他去跟乡亲们和郭队长道别,乡亲们为他高兴的同时,也都舍不得他走,因为他在郭家沟插队落户期间,没少为乡亲们办好事,五队的水井是赵玉良带领知青们打出来的,通往公路的那条架子车路,也是在赵玉良的提议下修好的。
离开郭家沟那天,郭队长和乡亲们一直把赵玉良送上通往公社驻地的公路,大家才依依不舍挥手打道别。看有的老乡抹眼泪,赵玉良心里也舍不得离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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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赵玉良和当年一起到郭家沟插队的知青们多次回郭家沟看望乡亲们,泄洪沟上那座石桥就是赵玉良和知青们在2014年春天捐资修建的,那座知青桥至今还发挥着作用。
现如今,赵玉良和第二故乡的乡亲们还保持着联系,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经常回郭家沟看望乡亲们的,第二故乡,将是他今生放不下的眷恋和牵挂。
作者:草根作家
来源:草根茶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