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界交响”，到底是什么？

摘要：9月20日，北京音乐厅的空气在水蓝的指挥棒下凝固成时光的琥珀——这不仅是中国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的开幕时刻，更是一场“民族根脉”与“世界交响”跨越时空的共鸣现场。由水蓝联袂大提琴家秦立巍、乐团中提琴首席付威以及小提琴客座首席陆威，以“水蓝、秦立巍与

文 | 周杏

9月20日，北京音乐厅的空气在水蓝的指挥棒下凝固成时光的琥珀——这不仅是中国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的开幕时刻，更是一场“民族根脉”与“世界交响”跨越时空的共鸣现场。由水蓝联袂大提琴家秦立巍、乐团中提琴首席付威以及小提琴客座首席陆威，以“水蓝、秦立巍与中国交响乐团音乐会”为主题，将陈怡《多耶》、周龙《大乐同和》、理查·施特劳斯《堂吉诃德》三部跨越时空的杰作，熔铸成一场民族根脉与世界交响的深情共鸣。

开幕式上半场以两部中国作品叩响“民族根脉”的主题。陈怡《多耶》的40周年纪念演出，恰是民族音乐现代化的生动注脚。作品以侗族小三度“歌腔”为核心，生动再现“领唱吟领、众人应和”的歌舞场景，与此同时，还巧妙融入京剧唱腔与“十番锣鼓”《鱼合八》的“顺列句”“逆列句”逻辑，以“此消彼长”的数理思维让传统韵律焕发现代活力。

与《多耶》交相辉映的周龙《大乐同和》（全球首演），则以历史叙事诠释“人类共运”。这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委约创作的巨作，标题源自《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以“文明—战争—追思—同和”四乐章结构，构建起一部承载历史记忆与人文理想的音乐史诗。

第一乐章“文明”以无合唱的纯器乐形式溯源中华文明的精神根系，通过打击乐的持续敲击模拟远古祭祀中青铜礼器之声，为强化这一远古意象，作曲家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密集微分音块”与“音响聚合体”技术，通过复杂的声部叠加以及高音区的微分音滑动，细腻勾勒出先民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乐章采用三部性结构，以雅乐风格主题为叙事主线，展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意境。这里的“乐”不仅是艺术，更是文明存续的符号，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第二乐章“战争”将合唱彻底器乐化，无词的怒吼与号子式节奏使人声成为“乐队加强声部”；中段，强悍的节奏、合唱声部的呐喊助威，逼真地还原了战争中激烈的情景，体现了中华儿女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第三乐章“追思”叙事转向“反思与缅怀”，融入广州粤语童谣《月光光》，女声合唱“月光光，照地堂”，以温情对冲暴力，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缅怀。

第四乐章“同和”，乐章开始以钟鼓齐鸣，三部性结构，首尾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为词，采用对位化织体反复咏唱；中段，主调织体，象征和平庆典的旋律引用自作曲家为江苏大剧院谱曲的童声合唱部分主题，该乐章完成从历史伤痛到文明和解的主题升华——这里的“和”，既是民族根脉中的包容基因，也是人类共运的永恒祈愿。

如果说上半场是对民族根脉的深情回望，下半场理查·施特劳斯《堂吉诃德》的演绎，则以西方交响诗的叙事智慧，与东方“和而不同”的哲学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施特劳斯以“幻想变奏曲”突破传统，凭借对管弦乐的精湛驾驭，将塞万提斯笔下沉迷于骑士梦的堂吉诃德，转化为“角色化配器”的听觉戏剧。整套乐曲以“序曲、主题加十次变奏与终曲”为框架。引子中，木管与弦乐对话铺陈堂吉诃德从现实滑入幻想的心理过渡，独奏大提琴（堂吉诃德）、圆号（骑士）、中提琴（桑丘）的主题交织，完成角色登场；十次变奏更是情节的具象展开，演绎堂吉诃德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终曲，秦立巍演绎下的大提琴独奏主题催人泪下，由此完整勾勒出堂吉诃德“幻想升起—破灭—回归现实”的悲剧闭环。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掌声中，这场音乐会早已超越演出本身。《多耶》印证民族根脉借现代技法焕发世界生命力，《大乐同和》将战争记忆升华为人类和平祈愿，《堂吉诃德》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搭建东西方哲学对话桥梁。三者共同诠释“乐者，天地之和也”的真谛：所谓“民族根脉”，从不是封闭的孤岛，而是滋养世界交响的深厚土壤，其鲜活在于能与不同文明对话；所谓“世界交响”，也从不是单一的旋律，而是不同文明共鸣的“和而不同”乐章，其辽阔在于容纳根脉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