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家已非昔日，城内的部分住宅、家具、衣物均还完好。城外的地亩一概没收均分了。父亲将剩余的财产也都均分给男系儿孙们了，自己过着向儿孙轮流讨乞的生活，困难了，就将过去的什物拿出变卖，以济温饱。最可怜的是我的姐姐，有一大群不懂事的小孩子，当时姐夫也没有工作，靠姐姐
又回到牛家庄
我的家已非昔日，城内的部分住宅、家具、衣物均还完好。城外的地亩一概没收均分了。父亲将剩余的财产也都均分给男系儿孙们了，自己过着向儿孙轮流讨乞的生活，困难了，就将过去的什物拿出变卖，以济温饱。最可怜的是我的姐姐，有一大群不懂事的小孩子，当时姐夫也没有工作，靠姐姐一人在军服厂劳动做工，维持全家。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向父亲要些东西，以添补艰难的生活。那时我们也是供给制，除吃饭穿衣外，别无所有，对姐姐一家人眼前的困难只能是徒有同情，实在无法帮助她。有时不免想起继母当初太无道理，不然姐姐的处境很可能是另外的情况。
从北平起飞的飞机，还是不停地轰炸、侦察石家庄、正定一带，跑防空代替了日常工作。俪生情绪很急躁，他觉得天天把时间浪费到防空上，实在太无意义了，他主动向领导要求自己找一个清静的角落用用功，于是我们便来到阔别已久的牛家庄。从正定城到牛家庄仅十里地，自从我们在战地上有过行军的锻炼，短短的十里地，犹如近在眼前。一天，我俩带着孩子们，借防空的机会，出了正定大北门。俪生没有任何感受；可对我来说，刺激太大了。我记忆中的北门，瓮城里住有人家，有纪念南越王赵佗的碑碣，最外一层城门口有大铁炮两尊；有一道北关大街，街上有商店、饭馆、药铺、旅店等。现在，任啥都没有了。
出了北关，是通往牛家庄的路。当年有东西两路，两路均柳树成林，车行于夹道中。尤其是西路，树木种类比较多，记得小时候站在车上，用鞭子够摘杜梨儿（是一种酸涩的小果子），现在那些丛林哪里去了？老乡们说："日本鬼子占领正定后害怕游击队打他们，丛林是隐藏游击队的所在，故而将树木通通伐掉烧毁了！"走东路要穿过一个小村庄，名五里铺。记得那时每路过此，就得背诗一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而今，这个诗意般的小村也杳无踪影了。可不要轻视这个小村，著名的《王定保借当》这出戏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庄，姑娘为了替王定保辩冤，约邻居小妞，两个姑娘进正定城告状，其中有跑沙滩一折，正是正定城北至五里铺的沙窝地。当年旧时代这出戏不能在正定上演，谁敢演出，正定老乡就要掀台子。时过境迁，现在再演就没人闹事了。
我们在中途路上碰见了一位姨表兄，他到牛家庄探望母亲，与我们同路并做向导，他引我们先到了他外祖母家，见到了这位姨母，清癯、瘦削，是位有修养的老太太，正在纺纱。其实，老人家是正定有名望的田氏官僚地主贵夫人，我家式微后，两家断绝了来往，现在又都一样了，故而见面还很热络。寒暄了一阵，我们就告辞，找我的外祖母家了。真是满目荒凉，几个大院墙倒屋塌，据说墙是解放军有意拆的，使这些大院不经过街道就可串联起来，这也是为了防止敌人进攻的。我们小时候休憩、玩耍的大园子，已没有影子，园址都成了一个个的大土坑，树木都伐掉均分了，连一棵残留的树苗儿都没有，可谓彻底干净矣！真是断井颓垣，荒草离离，心中有说不出的凄凉、难受。
土改时，我亲大舅父是扫地出门户，大舅母已故去，回想当年大舅母对我的教育和爱护，心中倍觉凄凉。这里仅剩下小舅母一家人，日子尚能温饱。小舅母也老了，对待我们很是平淡，把我们一家人招待在昔日外祖母住过的一间屋里，我们在此宿了一夜。这里的表弟、表妹都不认识，和我们很生疏，他们错以为我们是革命干部。这种误会，在家乡时常碰到，让我十分尴尬。我们看到了大舅父，人虽老了，但依然故我。他的嗣子是我小舅父的长子，跟着继父沾了光，生活是艰难的。但大舅父满不在乎，晚上睡在仅有的两只大筛子里（筛花生用的，其大如床）。这筛子群众在抄家时忘了带走，而今就成了大舅父的唯一财产。当时已是金秋季节，早晚凉风飒飒，舅父也不畏冷，村里谁家害了病，还是找他看病，他也从不推辞，看完就走，从不让人致谢，这就是大舅父的本色。当年的倜傥不羁的气味，丝毫没有了，只剩下孤僻与倔犟。
我们和舅父商量想搬到牛家庄住些时候，一是为了避飞机轰炸，二是为了找个清静环境好好地用用功。舅父本人虽是个潦倒的老地主，但还是有一小点儿办法，他当即找了他岳丈家姓任的老太太，这老太是大舅母的婶母，她有一院新房，上房五间宽敞明亮，任老太与孙女儿住一头儿，那头空屋让我们住，就这样商议好了。回到城里向领导同志申请，暂时到牛家庄住些时日，范老批准了，用车子将我们全家送到乡下。
我又回到了儿时的故土，但现在一切都是另一个样了。当年和外祖母家前门对过，有一家姓王的儿子，先天残疾，从来不会走路，一辈子都是爬行，那时我们管他叫"爬爬"，现在翻了身，住到王家祠堂里，那里房子高大漂亮，而今成了"爬爬"的私人住宅，他还娶了一房妻子，衣服穿得很整齐，已不是当年的狼狈相，确实是翻了身。我们借住的房东任老太太，祖孙两个日子过得很好。老太太经常和我谈些老话，她说："我不是被斗户，也不是翻身户，像你（指我）外祖母家三院，都是大地主，当年我给三院地主家做针线活儿。我的儿子穷得没法子，放下了拾粪筐，在城里边当了兵。就这样在军队里边混出了个人，当了团长。这孙女就是儿子在外边娶了媳妇生的大孩子，还给我建造了这一院新房。解放战争时儿子在陕西投降了解放军，孙女就送回家来，当了小学教师。"哦！我明白了亲戚们的中间关系，我应该称呼她为任姥姥！
我们一家人搬到这里，的确很清静，俪生在此踏踏实实地读了一个月的书。这中间，学生柯在铄曾来看望过我们一次。不幸的是，我们的小三在这里害起了病，发烧缠绵不退，像是一场小伤寒。我们带她到城里看过几次大夫，都没治好。后来我父亲反复说明，请中医治病，说不定会治好。我们的一位老邻居杨老大夫，果然用针灸将病治愈，从此我们对中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逃情况"；北平解放
当时石家庄、正定一带形势不太稳定，傅作义扬言要夺取石家庄，这也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政府东路战场上的不利局势才作此攻势的。为了谨慎，华北大学组织了一次部分人员的战略转移。大家称这次转移为"逃情况"，要将我们疏散往邢台。一切都准备好了，第四部后勤人员将我全家由牛家庄接到城里，大家汇齐，一起南下。那已是初冬节气，一早一晚很有些凉意了。我们坐的是胶轮大车，套两匹牲口，牲口跑起来车行很快。同车上有何干之同志的爱人刘炼同志，那时她很年轻，是个小姑娘样子，梳着两条大辫；另一位是牟安世同志，牟同俪生的关系很好，两人一路上谈学问，俪生将在牛家庄读书的心得滔滔地讲给牟同志听。华北大学所有的领导同志也与我们一路同行，真是车队浩荡、人物整齐，这些人物都是建国之初的名流学者、部门领导，等等。
过元氏打尖，住了一夜，我们还逛了元氏城区，印象很好。元氏邻县高邑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名流学者、东林党人赵南星的故乡。他在正定、元氏一·带传说很多，最有趣的就是"赵南星拔橱"，害得那位灌输经学教条的先生栽进了茅厕，又使同学们挨了老师的打，而罪魁赵南星本人安然无恙。俪生对元氏印象特好，他希望能在这里多住些时候。
我们到达邢台后，大部分人分在邢台教堂住下，集体打地铺睡。说是照顾我们，叫我们一家人睡在楼梯底下。记得成仿吾、钱俊瑞等领导来看我们，还风趣地说，住此，是给我们一家人的优待。邢台本是冀南的大城市，沿太行山边，太行山内的山货都在这里聚散，故商业兴盛，民间富庶。这里饭馆很多，饭菜做得好而实惠，比起正定、石家庄来要实在得多了，可以说物美价廉。在这里，我们一家人有时到街上饭馆吃饭，有时自己做点儿吃，生活还是困难的。
这其间得知济南解放，对和平解放平津甚为有利。因军事上、政治上接连胜利，我们又奉命回正定，回程又过元氏，俪生申请暂时留住元氏，写一本书﹣-《从中原到华北》，得到教务长钱俊瑞的批准，我们一家人就在元氏住下了。这本书是应三联书店之约写作的，书写成后，我们一家人又回到正定原来的宿舍。书稿写成经过多人审阅、指教，范文澜、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均提过不少意见。俪生将稿子重新修整一番，交稿后说是带往大连付印，船只在海上遇见了蒋军的巡逻艇，不得已，将携带的书稿沉入海底了。后来建国之初，我们回到北京科学院工作，三联书店用电话通知俪生，叫过去一下谈谈，意外的是主动赔偿书稿书费。在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俪生不懂得客气，就把钱收下了（数目多少我已忘记了）。话说事隔几十年，我们对这部书稿几乎全忘了。"文革"时红卫兵贴大字报，揭发、骂、打人，无孔不入。忽然有一天，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是讨伐赵俪生的，有些词句摘自书稿的内容，俪生好生惊异！私下劳动时，问总支书记王翼洲是怎么回事。王说，你真是个老傻子！那本书没有丢人大海，而是在你的档案里，红卫兵查了档案，这是有根据的……哦！我们明白了。
这次回到正定，情况变化比较迅速，因为平津问题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可使文化古城免遭战争涂炭。当时对华北大学以及研究部来说，面临着紧迫任务。党中央下达了指示，北平是文化古城，一切属于文化、文教事业的，由华北大学研究部负责接收。这样一来，各级领导们兴奋、紧张，忙着学习进城政策，经常召开各级联席会议，研究、商讨如何搞好这一艰巨工作。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像陈寅恪眼睛瞎了，是否也须到文管会报到时，俪生与副校长成仿吾发生争论，俪生举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来争辩，带了一点教训口吻。成就不能容忍了，以山东解放区需要人手为由，调动我们一家东去。我们北上接收北平的事就告吹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非祸？
对我们的工作调动，校长吴玉章同志觉得不合适。那时我怀孕即将分娩，外带三个孩子，当时铁路还未修复，这是具体困难。成副校长决定的事是不能挽回的。吴校长吩咐他的勤务员苏春芳同志陪我们南下，沿途照料、护送。这一路尽是南下的解放大军，炮车辚辚，战士们戴着皮帽子，都是进关的东北解放军，看来国民党政府要濒临危亡了。
我们来到济南，这里是俪生的故乡，我们要求留在这里，就这样住下了。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就闲住在招待所内。其间，倒霉的事层出不穷，我本人难产，婴儿死亡，又害脚病难以行动。那时济南市长姚仲明、教育局长李澄之等同志都不同程度地给过我们不少帮助，我们也曾不同程度地用工作来回敬领导。俪生参与了"济南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秘书组工作，之后又在沈英领导的总工会参与创办《工人日报》等工作。
济南当时没有国立的高等院校，故而安排合适工作较难，在这种情况下，俪生又只身前往北京，找钱俊瑞洽谈工作问题。谈话结果，叫俪生到科学院报到。那时科学院刚刚建立，俪生被分配到编译局工作，局长是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先生。在编译局小范围内共事的有数学家关肇直，还有孙知微、姚舞雁等人，机关设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二号，我们的家也住在这里。
自入解放区以来，我们全家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平津解放后入城干部待遇有所改变。这叫什么待遇，我弄不清楚。只知道接收下来的那些专家、教授，最高待遇每人每月1200斤小米，折合市价转成货币，也就是百元以上。我们算入城干部，拿不了那么多待遇，650斤小米就算不错了。当时我因病未参加工作，也就没有待遇。记得我们全家只靠俪生的六七十元过活，有时还要添置家具、书籍等，日子艰难，生活紧张。因此俪生经常利用晚间写些零星论文，在《新建设》或《光明日报·学术》上发表，得些微稿费，添补日用。《学术》周刊是由叶丁易和俪生创办的，西城编辑是丁易，俪生则负责东城的稿子编辑，他俩为了编辑事务，每星期都要碰一次头，商量定夺一切编辑事宜。
在科学院，俪生是院部学习小组召集人（即小组长），各院长郭沫若、陈伯达、竺可桢、陶孟和等均在组内。刚解放，大家都在换脑筋，接收下来的这些专家学者，短期内一时转不过弯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合适，故俪生在学习会上经常看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太合适的现象。时间久了，俪生憋不住，有时在办公室闲聊时就冲口说出一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谁会料到数学专家是打小汇报的人。果然有那么一天，副局长恽子强同志找俪生谈话，大致是对院长（郭沫若）有意见，不要随便在办公室扩散，影响领导威信，不太好，有事可找他谈，等等。这真是中国固有的官场作风，即当大官儿的都是好的、正派的、正确的，底下人只能恭维，不能胡言乱语，建国之初的苗头，已是如此。俪生实在过不惯官场衙门生活。无奈，上书请辞，蒙郭院长亲手批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科学院。临行时，专家杨钟健本着惜才的想法，挽留俪生，还说了句"为名于朝，为利于市"。做官、求利均非俪生之所好，也不可能勉强，故而坚决地再走上教书、科研之途，或许从事这些学问工作，风险会少些吧？
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我们又开始了教书生活，这要感谢艾思奇同志，由他出面将俪生介绍给东北师大校长张如心。从辞去科学院职务到俪生应聘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前后不到十天，师大汇了路费，欢迎我们全家尽快去长春。我们摒挡在京的一切事务，记得将全套家具送给了俪生的一位姓郭的同学。我们只携带孩子、书籍、行李等轻装往东北，试探着觅取前程。
这正是1950年的春夏之际，全家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在一个清晨到达长春车站。下了车有些茫然，这里天气还很冷，俪生给师大校长办公室叫通了电话，希望派一部车将我们接一下，得到的答复是即刻派一部电车来接我们。这回话更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电车？怎么好派一部呢？事后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里的特殊性，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统治时间久，受其影响，有些风俗、习惯、语言有点儿日本化了。所谓派一部电车，就是指汽车（自动车）而言。那么电车该怎样称呼呢？电车叫"磨电"。经过时代的发展，现在这样的隔阂逐渐消逝于无形。
东北师范大学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大学，校址在斯大林大街与自由大路交叉之处，房屋建筑高大气派，据说这里就是过去的满洲国政府所在地。学校叉之处，房屋建筑高大气派，据说这里就是过去的满洲国政府所在地。学校分自然科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两大部，社会科学院院长为智建中同志。校长张如心，副教务长张松如。历史系主任由智建中兼代，俪生在这里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教古代史，给俪生配的助教是徐喜辰先生。这里文科教师人才济济，中文系有穆木天、彭慧夫妇，还有杨公骥、孙小野、蒋锡金等，历史系有邹有恒、郭守田、陈连庆、林志纯等人，师资阵营比较整齐。历史系将我们一家人安置在自由大路一座小二层楼上，一家住两个单元，有四间住室、两个厨房、两个厕所、两个洗澡间。日本式住宅房间很小，澡盆是一口竖锅，厨房有瓦斯管道，这比北京、济南等地做饭要方便得多了。
打解放战争时，长春是国民党军死守的据点，故这个城市破坏极为严重，一列一列的宿舍住宅，没有地板没有门窗，凡是能烧火取暖的木料，一概拆除烧毁了。解放后，我们在破坏的基础上又一列一列地再修复起来。我们现住的小二楼是刚刚修好的一幢，地板还是原木，尚未上油漆。我们楼下住着两位俄籍女教师，她们是母女两人，均在外语系教书。记得女儿名叫聂留宾娜，胖胖高大的身材。母亲叫索波列娃。她母女俩同我们相处甚和谐，对我们的三个女儿很好，经常带她们出去散步，到郊外玩耍。那时我家养了一只小狗，全家人都很爱它，尤其我们的三女儿，小狗成了她的宠物，天天带着它楼上楼下跑跳着玩，有时弄得全家不得安宁，爸爸生气了，就暂时安静一阵儿。长春的夏季还是不好过的，热得要死，苍蝇、蚊子很多。此时大、二两女均在师大附小分别读四年级、二年级，小三人了幼儿园。小学、幼儿园均在我们住所附近，孩子们上下学很方便。
这么大热天，偏在这时，我又要分娩了。生孩子对我来说，是一场要命的事。我生理特别，生育一胎比一胎难，故事先求人找好医院和大夫，这次是在市立长春医院妇产科分娩的。产科大夫、护士都积极帮忙，一直痛苦了三天，在1950年8月8日正午12时产下一男婴，这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俄国女邻居取名 Baka （小狗），大名赵缊，他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孩子满月后，我们全家又迁居到西康路宿舍，还是二楼两套住宅，比原来的住屋要宽敞多了。我家因为添了个小孩，我身体受亏损太大，一时不能恢复健康，因此请了一位保姆帮助料理家务。她姓刘，比我年龄大些，人很精干，从此一切家务由她承担，相对的我可以休养休养。俪生工作仍然很忙，又是在大热天光着脊背，看书、写作、备课，这其间他写了不少文章，史学论著文集《文史学的新探索》是这个时候出版的，同时还出版了小说《中条山的梦》的单行本。
长春是个大城市，交通也还方便。但对我们来说，总是感到有不足之处，生活上难以习惯下来。在感情上觉得这是关外，一切都看着野莽莽的，庄稼都是在夏季一季度迅速猛长；昆虫也特别，身个儿长得较大，鸣叫的声音也异样；牲口更特别，在关内，不管在太行山上或是跑情况时候，我大女儿有时拿着鞭子赶车。可她不知道东北牲口的厉害，在我们向西康路搬家时，大车停在楼下，她刚举起鞭子，牲口就跑起来了。当时把赶车人吓了一，急忙追上勒住缰绳，算是没出大事。从此后，我的大女儿再不敢赶东北的车了。
在长春，盛夏一过就是秋季，眼看树叶很快凋零了，庄稼成熟了。凉风飒飒从脚底下吹起，直贯到裤筒内，使整个身躯发冷，可是冬季尚未来到呀，我的三个女儿冻得直淌鼻涕，她们都染上了鼻炎。我们一直过的供给制，没有丝毫积蓄，故无力给全家添制御寒的衣服。正处于惆怅无奈之时，恰好青岛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给俪生来了一封急电，邀他速速回到青岛。青岛是俪生的老家，从童年到初中、高中都是在青岛过的，他对青岛有特殊的感情。现在故乡唤他回去，他私下里很高兴，于是找了师大的领导同志洽谈离开的问题。出乎意料，得到格外的批准，于是我们全家便又作回青岛的准备了。
书箱、行李都装好了，养的小狗好灵通人性，它老歪着头看我们陷人沉思。我孩子多，最幼的婴儿尚未过百天，我怎能有力量携带它走呢？为了安抚它，我频频地拜托刘婶，好好地看管它。我将在长春所有置买下的家具统统送给刘婶，意思是叫她待承小狗好一些。我们到青岛后曾收到过两封刘婶的来信，均说小狗很好。离开的时间久了，就再未收到过信，到现在事已隔三四十年了，刘婶是否健在？小狗肯定是没有了，可每想到这些，心头就好像有梗塞物一样，或许这也叫做伤感吧！不然用红卫兵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
我们乘坐的车是从三棵树开往济南的列车，头等车设备很好，很清洁。俪生一上车就很能吃东西，还喝格瓦斯（一种饮料），可我任何食物都吃不下。我的不满百天的儿子，得到列车上人们的好评："这孩子不啼哭，干净，这是很少见的……"我听了这些话，心中是甜甜的，可见那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彼此间都怀着一种共通的、美好的关爱慈善之心，人们多么需要自尊、尊人和同情呀！越到后来，经过几次运动的冲击，这种芳香的滋味愈稀薄了。那时正逢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时节，沿途亲眼见到一列列兵车、军用物资运往东北，运往朝鲜。
【高昭一（1914.12.23--2006.09.01），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后在正定县立模范女子小学、正定县立初级师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读书，并在第八师范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组长，负责学运工作。1937年，入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属下动员宣传团、青年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山西离石与赵俪生结为夫妻。后经延安辗转到晋南夏（县）支队政治部工作，曾任万连芝中队（连）指导员。1939年秋因扶持赵俪生疟疾至西安看病脱离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历史教员，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进入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在济南《工人报》资料室工作。1951年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1952年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1957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因受赵俪生政治牵连，长期离职在家，勉力支撑家庭困境危局，为丈夫的学术科研提供后勤保障。1984年离休。】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