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22日，《繁花》前期工作人员程骏年（网名“古二新语”）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长文及三段录音，控诉自己的创作成果被侵占。这一爆料不仅将编剧秦雯、导演王家卫推向舆论中心，更意外牵扯出演员陈道明与靳东，让事件交织着“创作维权”“私人言论争议”与“师徒情裂痕”

录音风暴中的《繁花》：署名权纠纷与师徒情的行业困局

2025年9月22日，《繁花》前期工作人员程骏年（网名“古二新语”）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长文及三段录音，控诉自己的创作成果被侵占。这一爆料不仅将编剧秦雯、导演王家卫推向舆论中心，更意外牵扯出演员陈道明与靳东，让事件交织着“创作维权”“私人言论争议”与“师徒情裂痕”三重矛盾，成为近期影视圈最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一、爆料核心：从“署名权之争”到“私人录音”的争议扩散

程骏年在长文中详细还原了自己在《繁花》剧组的经历，关键信息均附带工作记录截图佐证：2019年3月，他以“导演助理”身份加入王家卫团队，实则承担核心编剧工作——包括设计阿宝从“小老板”到“商界人物”的成长线、汪小姐的职场蜕变情节，以及“宝延风波”等商战桥段的框架搭建。为还原1990年代上海金融背景，他还自费采访12位老股票从业者，整理出5万余字的时代资料。

他提到，自己每月仅获3000元薪酬，同时需兼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处理行程协调、场地对接等杂务；2020年12月离职时，剧组承诺“成片会标注联合编剧”，但最终播出时仅显示“前期责任编辑”。“我不是要抢功，只是想让自己的创作被看见。”程骏年在文中写道。

起初，舆论聚焦“编剧署名权”这一行业痛点，但随着三段2020年7月的私人录音流出，争议方向发生转变。录音是程骏年称“当时为留存工作沟通证据”所录，内容为秦雯与王家卫的闲聊：秦雯提及“陈道明推荐了几本学术书，我买回来翻了两页就懂不了，后来才知道他也没读过，就是听别人说口碑好”；王家卫笑着回应“朋友圈不就这样？分享的未必是自己体验过的”；两人随后聊到靳东，秦雯说“他俩路子有点像，都想让人觉得自己有文化”，王家卫接话“公众人物嘛，形象管理也是一部分”，秦雯补充一句“巧的是，他们都是北方人”。

录音中还涉及角色邀请细节：王家卫曾提议“让陈道明来演‘爷叔’，他的气质贴合老上海背景”，秦雯回复“我问过他团队，说他要和靳东拍一部年代剧，档期错不开”，还提及“陈道明对剧本要求高，上次改《流金岁月》的台词，磨了半个月”，两人随后拿靳东过往“诺贝尔数学奖”的争议调侃了两句，语气轻松却被公开后引发争议。

二、师徒情谊：公开“感恩”与私下“议论”的反差

录音引发的最大讨论，源于秦雯与陈道明长达18年的“师徒渊源”，这一关系有明确的公开资料可追溯：2007年，秦雯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刚毕业的新人，没有任何署名作品，陈道明在筹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时，偶然看到她的毕业剧本，主动邀请她加入编剧团队，负责配角戏份的撰写。

这部剧成为秦雯职业生涯的“敲门砖”——不仅让她获得首个编剧署名，更通过陈道明的引荐，认识了《我的前半生》制片方。此后，秦雯的事业稳步上升：2017年《我的前半生》成为年度爆款，2020年《流金岁月》提名白玉兰最佳编剧，她始终与陈道明保持合作，两次邀请对方出演核心角色：《我的前半生》中通透世故的“老卓”、《流金岁月》中隐忍深情的“叶谨言”，均是陈道明的代表性角色。

在公开场合，秦雯多次表达对陈道明的感激：2021年白玉兰奖颁奖礼后台，她称陈道明是“校长”，“他教会我‘剧本要落地，人物要走心’，每次改稿都会逐字逐句和我抠细节”；2023年《流金岁月》访谈中，她提到“没有陈老师当初的机会，就没有今天的我”。这种“前辈提携后辈”的情谊，曾被业内视作影视圈的“清流”。

录音曝光后，这种“公开感恩”与“私下议论”的反差引发热议。有匿名编剧向《影视工业网》透露，两人关系或在《繁花》筹备期出现微妙变化：“陈道明曾就‘商战线太复杂，普通观众看不懂’提出修改建议，秦雯和王家卫觉得‘要保留原著的时代厚重感’，没采纳，可能秦雯想证明自己的独立创作能力，不想再被贴上‘陈道明推荐’的标签。”

网友则更关注“人情边界”：“就算创作理念有分歧，议论提携过自己的前辈也不合适”“公开说‘校长教会我敬畏’，私下却聊‘他没读过推荐的书’，有点两面性”。但也有声音认为“私人闲聊难免有随口评价，被公开后放大了矛盾”，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各方回应：维权、澄清与沉默的不同选择

事件发酵至9月25日，涉事各方陆续回应，态度清晰却各有争议：

- 《繁花》剧组：9月23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附程骏年的薪酬流水与工作任务表，明确否认其“联合编剧”身份，称“程骏年的工作范围是收集上海90年代经济资料、整理采访记录，未参与剧本创作”，强调“片尾‘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已符合其工作内容”。声明还指出，程骏年“2020年12月31日未经沟通擅自离组，且带走部分未公开的筹备文档”，偷录并剪辑私人对话的行为“严重侵犯主创隐私权，违背行业职业道德”，同时承诺“10月10日前公开2019-2020年的剧本修改记录与主创会议纪要，以佐证创作流程”。

- 程骏年：其社交账号“古二新语”于9月24日因“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未经授权发布他人私人音频）”被平台封禁。封禁前，他补充发布了5张剧本手稿照片，称“手稿上有王家卫的修改批注，能证明我参与创作”，并表示“已委托律师提起著作权纠纷诉讼，暂不回应录音相关争议”。

- 秦雯：9月24日，其律师团队向《中国电影报》提供书面回应，确认“就程骏年虚构创作经历、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已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诽谤诉讼”，附剧组提供的“剧本创作时间表”（显示秦雯2018年起独立撰写初稿）与“程骏年工作任务确认单”。对于录音内容，律师仅表示“属于私人场合的非正式交流，不代表秦雯的真实观点，不应被过度解读”，秦雯本人未接受采访，个人微博评论区已关闭。

- 陈道明：截至9月26日，陈道明及工作室未发布任何官方声明。《新京报》援引其新剧片场工作人员的消息称，陈道明目前正在拍摄一部改革题材电视剧（暂未官宣剧名），9月23日得知事件后，仅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专注拍戏，不用管外面的声音”，未再提及相关争议；其经纪人接受电话采访时，也仅表示“谢谢关注，不回应无关话题”。

四、陈道明的“沉默”：体面背后的逻辑

在各方积极回应的背景下，陈道明的“不发声”反而成为焦点。从行业身份、人情逻辑与舆论规律来看，这一选择并非偶然：

从职业口碑来看，陈道明的形象早已通过作品固化——《康熙王朝》中威严与孤独并存的“康熙”、《我的前半生》中看透世事的“老卓”、《流金岁月》中克制深情的“叶谨言”，这些角色的成功依赖演技与人生阅历，而非“文化人设”。若针对“是否读过某本书”这类细节辩解，反而会陷入“口舌之争”，拉低自身“实力派演员”的职业格局；即便否认录音内容，也可能引发“越描越黑”的讨论，不符合他一贯“低调少争议”的风格。

从人情处理来看，公开指责秦雯会彻底割裂18年的师徒情谊，且易被解读为“前辈仗资历打压后辈”，落人口实；若为秦雯圆场，比如称“她只是随口说说”，则需违背“尊重事实”的个人原则——毕竟录音内容清晰，强行辩解反而显得不真诚。选择沉默，既能避免激化矛盾，也为双方保留了最后的体面，是“不纠缠、不纵容”的折中方式。

从舆论焦点来看，事件的核心仍是程骏年与剧组的“署名权纠纷”，录音中的私人议论属于“衍生话题”。若陈道明出面回应，很可能导致公众注意力从“创作维权”转移到“明星私人关系”，偏离事件本质——这也是他长期应对争议的策略：不成为非核心话题的“流量入口”。

五、风波之外：影视圈的三重生态困境

这场看似个人纠纷的事件，实则折射出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

一是“底层创作者权益保障”的缺失。程骏年的经历并非个例，《影视工业网》2025年4月发布的《编剧行业生存报告》显示，38.7%的底层编剧（从业5年以内）有过“参与创作却未获相应署名”的经历，62.3%的受访者表示“薪酬与工作量不匹配”，且维权时面临“证据留存难、行业支持少”的困境——多数剧组没有规范的“创作过程记录”，导致争议发生时各执一词。

二是“私人言论边界”的模糊。录音属于秦雯与王家卫的私下对话，未涉及恶意诋毁，却因被公开引发轩然大波。多位影视经纪人向《综艺报》表示，“行业内私下议论同行是常见现象，但随着录音、截图传播便捷，‘私人言论公开化’的风险越来越高”，如何平衡“私人交流自由”与“公众人物形象管理”，成为从业者的新难题。

三是“创作信用体系”的空白。秦雯称《繁花》剧本“耗时三年，独立撰写102万字”，程骏年则表示“核心框架由自己完成”，双方均提供部分证据却无法形成完整链条。这反映出影视行业缺乏统一的“创作溯源机制”——比如编剧协会的“剧本登记系统”、剧组的“创作进度公示”等，导致署名争议频发时，难以客观界定贡献度。

截至目前，秦雯与程骏年的诉讼尚未开庭，《繁花》剧组承诺的“创作记录公开”也未兑现，陈道明仍保持沉默。这场由录音引发的风暴，或许会随着时间推移降温，但它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当创作权益得不到明确保障、私人言论边界日益模糊、行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时，再华丽的影视作品，也难以掩盖背后的生态荒芜。而对观众而言，比起明星的私人议论，更关心的或许是——那些真正为作品付出的创作者，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可？

来源：看世界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