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魁奈所说的这种独特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举制度。它比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早了一千多年，为无数普通人打开了阶层流动的大门，奠定了中国千年不变的政治格局，更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共识。

科举被汉学家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其影响力绵延千余年，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生活轨迹中。

“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法国思想家魁奈

魁奈所说的这种独特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举制度。它比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早了一千多年，为无数普通人打开了阶层流动的大门，奠定了中国千年不变的政治格局，更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共识。

科举制度的历史并非只是一部简单的制度演变史，它背后隐藏着无数生动鲜活的故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潘剑冰的《科举1300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了1300年间科举路上的酸甜苦辣，让读者得以一窥古代读书人那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科举之路。

科举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布满荆棘、充满艰辛。在不同朝代，科举的录取率低得令人咋舌。就拿唐朝来说，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成千上万，可最终能金榜题名者寥寥无几，录取率常常不足1%。

王维23中进士，在那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是标准的天才级别。但他的科举之路，可以说是“走后门”的代表。王维凭借出众的诗才和音乐天赋，得到了岐王的赏识，又在岐王的引荐下，得以在玉真公主面前一展身手，一曲《郁轮袍》，23岁高中进士。要是没有这层特殊的机遇，即便王维才情绝世，也未必能在科举的独木桥上顺利通行。

不仅录取率低，门槛也高，唐朝科举很重门第出身，也要看“行卷”“通榜”。

通榜是当时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在唐时科举不糊名，由主试者定去取，试前，主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声望和才德评价制成名单，供录取时参考，这份名单就叫通榜。为了能上通榜，考生应试前需要多方行卷，也就是将自己的诗文佳作投献给有名望的公卿贤达，以求得到赏识后向主考官推荐。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城时，以诗谒见著作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打趣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然而，当顾况翻开诗卷，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赞叹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白居易因此声名大振。

不过这个故事八成是后人编的，因为白居易到长安的时候，顾况已贬官饶州，两人在长安相遇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行卷之风的盛行，以及行卷对科举的影响。

王维、白居易还都算是正面案例，也有特别倒霉的，比如李贺。

李贺年少成名，诗作惊艳世人，却因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同音，被人以避讳为由，剥夺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还曾经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打抱不平。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但这也没能改变李贺的命运。最终李贺的仕途之路就此被无情斩断，他悲愤交加，一生郁郁不得志，27岁英年早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愈发严苛、复杂。一个学子若想成为进士，得一路过关斩将，历经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层层考验。

童试是科举的入门考试，考中的称为秀才，这才算是踏入了科举的门槛；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考中的就是举人，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从中便能真切感受到举人身份带来的巨大冲击；会试紧接着乡试之后，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中的被称为贡士；而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对贡士进行策问，确定最终的进士排名。

在这一系列考试中，连中三元者更是凤毛麟角。所谓连中三元，就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夺得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状元。明朝的商辂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一路高歌猛进，连中三元，成为当时士林的佳话，名垂青史。

还有更为罕见的六首状元，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明朝黄观便是这一殊荣的获得者。而1300年的科举史中，仅有两人达成这一成就，另一人是近400年后，清朝乾隆年间的钱棨。

科举考场，既是知识的较量场，也是人性的试炼场。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凭借真才实学逐梦功名，也有人妄图走捷径、耍小聪明。古代考场作弊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瞠目结舌。

夹带，是最为常见的作弊手段之一。考生们为了能在考场上多一份胜算，常常想尽办法将各种资料偷偷带进考场。有的把经文写在衣服的内衬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如同蚂蚁搬家；有的把纸条藏在笔管、砚台底部等隐蔽之处；还有的甚至制作成精巧的“夹带鞋”，鞋底暗藏玄机，写满了备考的内容。

除了夹带，还有专门的替考枪手。大诗人温庭筠堪称考场作弊的“传奇人物”。他才思敏捷，却恃才不羁，多次在科举考场上帮助他人作弊。据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为多人完成答卷，主考官为了防范他，特意安排他单独坐在最前面监考，可温庭筠依旧能在考官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帮人答卷，令考官们头疼不已。

这种找人代考的行为屡禁不止。大才子唐伯虎也曾卷入一场科举舞弊案。唐伯虎在参加会试时，被人诬告与主考官勾结，花钱请人代考，虽然后来查明真相，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他的仕途还是因此遭受重创，从此心灰意冷，寄情山水，以书画自娱。

考生作弊之外，考官受贿也是科举舞弊的一大顽疾。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曾因科举贿赂案，给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了让儿子能在乡试中高中，周福清向主考官行贿，结果东窗事发，被革职下狱，周家也从此家道中落。

面对这些作弊乱象，各朝代纷纷出台严厉的防弊措施。从搜身检查到准考证制度，从糊名法到誊录法，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糊名法，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考官阅卷时无法知晓考生身份，避免了徇私舞弊；誊录法则是安排专人将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给考官批阅，防止考官通过笔迹认出考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正、公平，让寒门学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历经数朝数代的发展与变革，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隋朝，作为科举制度的开创者，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实行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选拔方式。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打造出地方解试和中央省试两大层级，为天下学子提供了更为规范的晋升之路。诗赋在唐朝科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催生了唐诗的繁荣昌盛，无数文人墨客为了科举功名，苦学诗赋，留下了众多千古佳作。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更加注重公平性与规范性。进士和非进士出身在晋升途径上泾渭分明，进士往往能获得更快的晋升机会，成为宋代官场的中坚力量。唐宋八大家大都科举出仕，而且多出身寒门，也可以看出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所起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也走向了僵化。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文体要求采用八股文，考生们只能在固定的格式和框架内发挥，严重束缚了思想的自由。但即便如此，科举依然是无数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

《科举1300年》这本书，就像是一部详实的纪录片，生动地展现了科举制度在这1300年里的兴衰起伏。作者潘剑冰通过深入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科举制度的全貌，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看见了古代学子们在科举道路上的悲欢离合。书中既有对科举制度宏观发展的梳理，又有对诸多历史细节、人物故事的精彩呈现，读来引人入胜，让人对科举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

科举制度虽然在1905年被废除，但其影响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如同一股暗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涌动。《科举1300年》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呈现了科举制度的全貌，更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探究。

来源：北漂读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