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时候，中年男性似乎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只要开口表达观点，就可能被贴上“老登”“说教”“令人不适”的标签。尤其在年轻人或女性较多的场合，中年男性能做的、能说的似乎越来越有限，甚至有人调侃，如今中年男性在社交场景中，仿佛只剩下“放低姿态”这一种选择。
前几日与朋友聚餐时，我们聊起了中年男性的处境，深切感受到这一群体当下的不易。
很多时候，中年男性似乎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只要开口表达观点，就可能被贴上“老登”“说教”“令人不适”的标签。尤其在年轻人或女性较多的场合，中年男性能做的、能说的似乎越来越有限，甚至有人调侃，如今中年男性在社交场景中，仿佛只剩下“放低姿态”这一种选择。
我和朋友提到，前段时间某脱口秀节目中，向来八面玲珑的马东作为嘉宾，就尝试以亲和的态度融入年轻群体，却收效甚微。即便他主动示好，年轻观众仍不吃这一套，这种情况让马东也有些手足无措。
罗永浩此前对此类现象也曾经表达过不解，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的舆论场已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部分男性试图通过顺应年轻人、女性的话语体系来融入群体，以为这样就能被接纳，可现实是，那些不迎合的中年男性被边缘化后，即便选择“讨好”，也未必能获得认可。
正如一位朋友感叹的，我们这代中年男性，仿佛在生理年龄和身份上就带着‘原罪’。
有朋友不解，为什么不知不觉间，中年男性的社会角色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回想我们年轻时，父辈的地位截然不同。不仅威严十足，可以享受子女的孝顺与尊重，就连身边的中年长辈，也能自然地对晚辈说教、提建议，晚辈往往只能默默倾听。
我至今记得1995年读大学时，那时大学生数量比较少，只要是年纪稍长的人，即便对某个问题一知半解，也能对年轻人侃侃而谈，摆出“教育者”的姿态。
尤其在春节家族聚会时，这类场景更为常见：亲戚们不分亲疏，可以随意对晚辈的生活、工作指手画脚，有些是出于善意的唠叨，有些则带着阴阳怪气的指责，甚至夹杂着愚昧的固执与过度的熟络，可我们除了忍耐，别无他法。
我们曾经以为，熬过青年时期，等到自己成为父辈，就能拥有类似当年父亲的话语权。可现实却截然相反。如今中年男性的家庭地位，甚至比我们年轻时作为子女时还要低。
在外面，面对单位里的年轻同事、社会上的年轻人，或是综艺节目中强调独立的女性，我们都不敢随意发表意见。
即便在家庭内部，面对自己辛苦抚养长大的孩子，也同样小心翼翼。
前段时间，我家老大正值青春期，平时也算是乖巧懂事，提出要在非节假日的晚上9点半出去打一小时篮球。
我心里其实并不赞同，觉得这个时间点外出打球不如早点休息，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早点回来，注意安全，带上手机，爸爸等你，给你留门。”
结果孩子还是晚了半小时，将近11点才到家。当时我因前段时间得了眩晕症，身体比较疲惫，本来想早点休息，却一直强撑着等他。
看到孩子回来，我忍不住说了句“知道累怎么不早点回来”，话音刚落，我就发现孩子脸色变得很差。后来我哄完老二睡觉，犹豫再三，还是轻轻推开老大的房门，向他道歉：“爸爸刚才语气不好，对不起。”
现在常常看到一些节目讨论“中国父母不愿道歉”，我不认同。对我而言，向孩子道歉早已经是家常便饭，有时只是稍微管了一句，只要察觉孩子情绪不对，就会立刻道歉。
说实话，我对孩子的态度，甚至比当年我对父亲还要客气。可即便如此，在父亲面前，我仍要维系着年轻时作为子女的恭顺。
父亲虽未明说，但我清楚，如果表现出一丝怠慢，他难免会觉得“孩子翅膀硬了，不尊重自己了”。一面要对父亲保持敬畏，一面要对孩子小心翼翼维护亲密关系，做“会道歉的父母”，即便心里清楚应该这么做，偶尔还是会感到郁闷：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代人当爹时，世道就变了？
不仅中年男性如此，中年女性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同学聚会时，过去的女同学也曾吐槽：年轻时自己不爱学习，父母还会严厉管教，如今自家孩子不爱学习，她们却毫无办法，甚至自嘲“现在孩子才是家里的‘小家长’”。
上网浏览信息时，“老登”“说教”等针对中年人的负面标签更是随处可见。我们这代60后、70后、80后，尤其是70后和80后，仿佛注定要经历多重身份的错位：年轻时要孝顺父辈，中年时还要“迁就”子女，面对时代的快速变迁，连喘息的机会都很少。
有时我们会忍不住想：时代能不能放慢脚步，等我们彻底老去后再发生巨变？毕竟我们这一生，已经经历了太多剧烈的社会变革。
小时候，“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口号；上大学时，我们成了第一批学费上涨的学生。此前大学生学费仅几百元，到我们上学时已涨到一千多元；毕业后，又赶上“取消工作包分配”的政策，彻底告别了“铁饭碗”。
当然，我们没有只经历困境，比如买房时恰逢房价相对低价的时期，也算赶上了时代红利。如今我们的生活，早已远超年轻时的想象，可这些变革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对家庭关系的认知，仍然造成了巨大冲击。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工业化进程加速的时期，家庭观念和结构虽已从传统大家庭、大家长模式转变为小家庭、小家长模式，但核心仍延续着农耕社会的传统逻辑。
父母是家庭权利的中心，可如今，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家庭结构向“后现代家庭结构”的转型，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过去，父母在孩子心中近乎“真理的化身”，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源于父母，如果父母有一定学识，更会被孩子视为“无所不知”。
我小时候就十分崇拜父亲，他是县里第一个考上复旦大学的人，这份光环让他在我面前始终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当年我考上吉林大学，他只淡淡一句“也算个正经大学”；高考前带我去清华校园，即便他并未在清华就读，仍然能对校园典故侃侃而谈，临走时还不忘调侃我“多看两眼，反正你也考不上”。
即便后来我评上教授，他也只是说“虽然是文科教授，不算什么正经学问，但好歹是个教授”。
现在脱口秀舞台上“吐槽父亲”几乎成了“生存之道”，如果不在节目中提及“原生家庭的不足”，似乎很难获得观众共鸣。有选手提到“从小被家庭规训，比如吃饭要扶碗、不能看电视”，台下年轻观众和评委纷纷表示认同，我反而感到诧异。
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中，“没写完作业不能吃饭”“没考好要先检讨”才是常态。现在，父母的权威早已被打破，甚至成了被批评、被审视、被“规训”的对象。
这背后，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对家庭封闭环境的打破：义务教育制度规定孩子必须接受系统教育，孩子不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未来”；各地推行的“孩子监督父母”政策，更是让孩子成为“社会改造家庭”的发力点。
监督父母是否有违法乱纪、不文明行为，甚至要求纠正父母的“不当言行”。
过去，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的“规训对象”；如今，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中老年人反而成了被年轻人“规训”的群体。
因为在现代社会，“年轻”被赋予了“进步”“有活力”“创新”等正向标签，与之相对的“年老”则天然带有“守旧”“落后”的意味。
即便身为父亲，如果不符合年轻群体的价值观，也可能被贴上“老登”的标签。更值得深思的是，“原生家庭”理论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年轻人提供了“归因出口”。
将生活中的挫折、个人的不足归咎于“原生家庭”，认为“自己的失败不是自己的错，而是父母的问题”。
这种代际观念的冲突，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压缩式发展”的结果。本应在多代人之间逐步完成的观念变迁，被压缩到同一时空，导致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同一时代面临观念的碰撞。
如果中老年人只是“历史符号”，或许会被年轻人视为“时代的受害者”，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可当中老年人仍活跃在现实生活中，就容易成为年轻人“吐槽”的对象，哪怕是同样的行为，“已故的长辈”会被原谅，“在世的父母”却会被批评。
其实，年轻人也无需过度“得意”，因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仍在加速，未来5-10年、10-20年，社会观念还将发生巨大变化。
等到现在的年轻人成为父母，大概率也会面临类似的“身份困境”。毕竟“父权制”的瓦解，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传统农业社会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老年人的生活经验是应对灾荒、极端气候的重要保障。
可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创新”“突破”成为核心需求，中老年人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束缚”。即便社会强调“尊老”“孝顺”，也难以逆转“传统父权神圣性消解”的趋势。
除了经验价值的弱化，传统父权的“权力支撑”也在逐渐消失。过去，“孝顺”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有制度与暴力的保障。不孝顺的子女可能被家族惩罚，甚至送官处置；家长对孩子有“惩戒权”，老师体罚学生，家长还会感谢老师“严格管教”。
可现代社会第一步就是剥夺了这种“暴力支撑”：国外对“荣誉谋杀”的严惩，国内“打孩子可能面临报警”的规定，都让家长的“惩戒权”失去了合法性。
我有个朋友是重点中学老师，博士毕业本来可以进入大学任教，但是因为热爱教育选择作为中学老师，结果第一堂课就被学生指出“你是服务业者，我们是顾客”，这番话让他备受打击。
如今，老师不敢轻易管教学生，怕被学生举报、影响考核；家长不敢批评孩子，怕破坏亲子关系，传统的“父权”“师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
可这种“权力转移”并未让年轻人真正掌握主动权。年轻人在家中无需敬畏父母，步入社会后却要面对老板的压榨、职场的规则；00后或许因父母经济条件较好，有“辞职的勇气”，但大多数年轻人仍需在职场中“谨小慎微”。
作为老师，我们深知很多学生的问题已无法通过传统的“管教”解决。因为教育者手中早已没有“惩戒的鞭子”，而这根“鞭子”如今掌握在社会手中：学生在学校旷课、不遵守纪律，老师无法严厉处罚，反而要担心被学生举报；可一旦步入社会，职场规则、法律制度会让他们明白“没人会无底线包容”。
更值得深思的是，“爹味”的本质并非年龄或性别的产物，而是“权力”的附属品。在家中，父母对孩子小心翼翼；在职场、机关，权力位阶带来的“上下级关系”却比传统家庭更森严。
开会时领导定调，下属只能“领会精神”；年轻人只要掌握一点权力，比如成为小组组长、教研室主任，就可能表现出“颐指气使”的姿态，与昔日被他们吐槽的“老登领导”并无二致。
在脱口秀舞台上，人们吐槽姜昆“相声要注重教育意义”太“爹味”，却未必会意识到，鲁豫说“脱口秀重要的是表达”、罗永浩邀请人“一起直播赚钱”、杨天真说“能帮人搞定综艺资源”，本质上都是“权力话语”的体现。
只要掌握了话语权或资源，无论年龄、性别，都可能不自觉地表现出“说教”的姿态。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快，但文化习惯、心理习惯的转变却需要漫长的时间，绝非一两代人就能完成。过去我们以为“国企等级森严”，接触大厂后才发现，大厂的权力结构同样严苛；过去以为“中老年人爱摆架子”，后来发现年轻人掌权后，可能比老一辈更“官僚”。
很多年轻老师曾经吐槽“老教授傲慢”，可当他们自己成为“前辈”，也会不自觉地建立新的“秩序”，要求晚辈“服从”。
在辩论圈这种本来应该“挑战权威、鼓励质疑”的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现象：年轻一代初入圈时，敢说敢言、无惧名利；可随着时间推移，当他们成为“老前辈”，也会逐渐接受甚至维护新的“权威秩序”。
所谓的“打倒老登”，往往只是“新权威取代旧权威”。
姜昆的“教育型相声”被鲁豫的“表达型脱口秀”取代，朱军的《艺术人生》被庞博的“高情商段子”取代，核心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层外衣。
说到底，当下的“反爹味”浪潮，很多时候并非真正要“消除权力压迫”，而是“争夺权力的话语权”。中年男性的困境，本质上是时代变革中“传统身份”与“现代观念”碰撞的结果。
来源：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