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历了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14年。在这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抗日这一时代主题融入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教领域，与抗日有关的新闻、消息、讨论成为报纸的主体内容；相应选题图书不断出版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历了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14年。在这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抗日这一时代主题融入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教领域，与抗日有关的新闻、消息、讨论成为报纸的主体内容；相应选题图书不断出版，哪怕是属于教育这个特殊门类的教科书，也都努力与抗日结合来实施课程抗日；以“抗日”为名、由不同主体编辑的专刊，在大江南北的很多城市、乡镇创办。涵盖图书、报纸、期刊等不同门类的出版物中，均出现了一类指向共同文体的特殊作品——“抗日三字经”。

从教育到宣传

《三字经》自宋代出现以来，在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具有广泛影响。一般认为它是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教材，识字是其基本和主要的功能。但它将儒家义理浓缩于寥寥数句之中，文字简短、铿锵合韵，受众对其形式熟悉而易于接受，具备了非常突出的口号、标语特征，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工具属性。像辛亥年（1911）六月十九的《时报》副刊《滑稽时报》上，即刊署名“仲远”的《劝戒香烟三字经》，“为父者，戒其子。为兄者，劝其弟。苟人人，能如此。几年后，能绝迹”；宣统元年（1909）六月二十八，五洲大药房甚至在《顺天时报》的第4版刊登了一则《三字经广告》。

“三字经”在接受、传播口号上的工具性优势，随着社会变动、时势变化、政治变迁，在政治宣教上得到了重视。国民党的陈果夫曾在《改革教育方案》中列出了一类“各级学校必读之特种书本”，他说“入小学之初应读之特种书本，包括做人之道、三民主义概要、民族意识、读书方法与书史目录等（可由《三字经》改编）”。这种认识在不少国民党主政者当中具有代表性，视之为“精神教育”。在正规的基础的学校教育之外，民众教育、士兵教育、党员教育中，都积极提倡以“三字经”形式编写课本。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的，有罗刚的《三民主义三字经》、谢源龢的《三民主义文化三字经》、“老潘”的《党员守则三字经》，以及“城南”《国父诞辰三字经》、“厌尘”《新三字经》等。而为同时加强士兵识字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要求“采用抗日三字经、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以及国民公约为课本”，譬如金文清编著《陆军三字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出版的《新编士兵三字经》、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审定的《军人识字三字经》，浙江省社会军训第七区干部训练班还曾翻印三字经式的《游击战教本》。在民众教育领域，像中山民校要求教授《抗日三字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有革命的“三字经”在群众中产生和流传，仅中国革命博物馆就收集到几十种不同的版本。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0年，江西省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就刊印过一本《工农三字经》，控诉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歌颂红军斗争，号召团结革命；与之同时的还有一本《工农兵三字经》，详细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参加革命、建立新的政权，该书同时吹响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角。“三字经”对宣传和识字教育的价值同样得到了重视，考虑到成青年“生活经验丰富而文字知识贫乏”的特点，“采用经典式、格言式、谚语式的编法，以简炼精粹的词句，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利用了三字经、杂字等旧形式编成”了成人识字课本。

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作为识字教材和宣传媒介的“三字经”，开始零星发表并最终聚焦“抗日”这一时代主题，“抗日三字经”因此成为一类独特、系统和跨区域的书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很早就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上海格言丛辑社1919年发行的《国耻小志》，是为纪念1915年5月9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该书收录了莫梓聆所撰《三字经》，先是详述“二十一条”签订情况，后言“大耻辱，肺腑镌”，呼吁国民捐款、抵制日货，铭记耻辱，“耻未雪，毋息肩。四万万，一心焉”。这篇《三字经》所言救国，限于卧薪尝胆、自强自励，对于阻恶抑暴、抗战救国并未涉及。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警惕与抵制一直在延续，不同版本的“抗日三字经”接连不断出现，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苏州《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48期上，即刊发了来自平望区未署名的《救国三字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局势陡变，1931年10月24日《锡报》第4版，刊发了署名“进山”的《抗日三字经》；1931年11月1日，北平民社刊行的《县村自治》第1卷第9期上，刘廷杰发表了《倭奴三字经》；1931年11月吴江县同里民众教育馆编纂的《同里民众》“抗日号”中，一位署名“卧侠”的作者另发表了《反日三字经》；1932年出版的“国难小丛书”中的《国难诗歌》，收录了未署名的《救国三字经》；1932年10月12日《晶报》第2版刊发了署名“素平”的文章《救国三字经》，特别提及“白山黑水间之义勇军”，这在当时独树一帜；而香港《中兴报》1932年12曰24日第10版，刊有《抗日救国三字经》。

老向的国统区《抗日三字经》

国统区影响最大的《抗日三字经》出现在1938年，这年3月1日出版的《抗到底》半月刊第5期，为“抗日通俗文专号”，刊登了王向辰（署名“老向”）的《抗日三字经》。老向的这本《抗日三字经》共476句、1428字，从“人之初，性忠坚”引入，强调“爱国家，出自然”“卫国家，务当先”；接着述及保家卫国的先辈英烈，“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然后从“倭寇祸，起明朝”开始，按照时间线索历数倭寇之乱，“好山河，失无限。好百姓，死无算”；再述国人奋起抵抗，“无可忍，无可让。我国人，誓抵抗”，遍举农、工、商、学、军等各行各业抗击侵略情形，并重点描述佟麟阁、谢晋元等人的抗日事迹，以及童子军、救护队、自卫团、中央和地方军政、僧侣、妇女、伤兵等团体、机构、人员共赴国难的壮举，以此动员“无南北，无西东。御强寇，莫放松。无男女，无老幼。拼死命，把国救。人人战，处处抗。彼倭寇，易扫荡”全民抗战；最后写到英美等国对中国的国际支持，疾呼“尺寸土，不放弃。血海仇，难忘记。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励”。

老舍在《抗日三字经》的序中说，“老向先生有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主张，意在以通俗文艺扶导激励民众与军士，期人尽力，齐心扫灭倭敌，争得最后胜利”。“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细究起来属于一种政策话语，而写作该文的王向辰，本身也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民众读物组的副主任。顺应时势、贴近政策的《抗日三字经》，因此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认可，被列入了教育部战时民众丛书当中，它甚至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青睐，将其寄往各省教育厅并通令用于民众抗敌教育。在日寇嚣张、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老向的《抗日三字经》请冯玉祥题签、老舍作序，于1938年4月由湖北三户图书社出版，甫一印行就大受欢迎，“士兵民众，人人宜读，人人能读，初版一万五千册三日售罄，再版一万五千册，五日售罄”，1938年6月“三版已销了四万七千本”；1939年年初，广西省政府为普及民教，则翻印了三百万册。

冯玉祥题签、老舍作序的老向著《抗日三字经》书影

抗日救国是整个时代和全民族的议题，湖南人民抗日救国会早在1932年9月24日就曾通过决议，函请湖南教育厅将辜澄庵所作《抗日救国三字经》作为国民小学教科书和士兵讲读、社会各界宣传之用。而受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老向《抗日三字经》的激励，类似的“三字经”则在此后陆续出版。大东书局1939年5月、10月分别出版了韩一青编著的《抗战妇女三字镜》《改良三字经》；浙江省党部战时推进民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编《一条心》1940年2月期，刊载了张锡昌编写的《战时三字经》，该文还由浙江国民军训处印成了单行本；第三战区伤兵之友社编辑的《军人魂》1940年7月7日第7期，刊载了署名“老潘”的《抗战建国纪念三字经（三周年作）》；西康省立康定民众教育馆主编的《西康民教集刊》1941年12月第1卷第2期上，刊载了署名“野僧”的《民国三十年“九一八”纪念抗日三字经》，贵州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季刊《妇女工作》1942年4月第4卷第1期上刊登了杨藩的《鬼子三字经》，35句105字，揭露日军残忍暴行，号召同胞起来抗战；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11月出版了张祖英编著的《抗战建国三字经》；《七七周报》1945年的几个月间，连续刊发了多个版本的《抗战三字经》。

老向的《抗日三字经》出版以后，不仅在全国很多地方被翻印、传抄，为适应地域、形势和不同的宣传目的，还被程度不等地改写、增删。像广西隆安编印的《抗战三字经》增加了太平天国的内容；阳城《学运周刊》卫纪慰的《抗日三字经》则增加了文天祥、邓世昌等先烈御侮事迹；西安大东书局的《抗日三字经》则细化了东北沦陷，“守土将，志不刚。不抵抗，实心伤”；而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创办的《合作与民众》1940年2月新第7期上，则将其大幅删减为90句、270字；特教通讯月刊社编辑的《特教通讯》1940年4月第2卷第4期将《抗日三字经》作为“补充教材”而刊载，虽然署名为“李燮南”，但却和老向的一字不差。老向认为自己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因为字数的限制，有的句子还嫌太简炼，换句话说，通俗的程度还不到家”，于是又将其改写成了《抗日四字经》和《抗日千字文》，由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11月印行。到了1年之后的1939年11月的时候，老向又写了一部《跨海征东三字经》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印行，该书特别针对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的反击，进行了鼓舞人心的讴歌和赞颂。

辛安亭的根据地《抗日三字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继承自《工农三字经》《工农兵三字经》的“三字经”创作传统也得到了发扬。在不同版本的“抗日三字经”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出版的《抗日三字经》，其编者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科长辛安亭。该文和《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一起，共同构成了《边区民众读本》，用作当时群众的冬学识字课本。这本《抗日三字经》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意识，它没有沿袭传统《三字经》“人之初”的起兴方式，而是直接从国人现状入手，“四万万，中国人。大多数，是工农。喜劳动，爱和平。想自由，要平等”；接着直奔主题，深刻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罪行，“日军阀，好战争。抢土地，杀人民……我同胞，遭了殃。有人口，被杀伤。有财产，被抢光”；然后阐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毛主席，真英明。讲政治，论战争……持久战，分三段……第一段，敌进攻……我中国，大觉醒。兵和民，齐斗争。第二段，相持中。敌想进，无力攻。我中国，大振兴……第三段，我反攻……驱日寇，回东京”；再进一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大战争口号，“要抗战，反妥协。要团结，反分裂。要进步，反倒退”；最后则强调了反摩擦自卫原则、反奸特保家乡和拥军优属保障等，“对汉奸，不留情。杀头目，罚随从”，“人不犯，我不侵。人犯我，我犯人”，“抗属地，要代耕。担柴水，送家中”，“自卫军，保平安。查路条，捉汉奸”。

这本书“采用旧‘三字经’的形式，但装上了新的内容，用精练、通俗而有韵的词句”，“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适合成年农民学习”，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因为物资条件上的限制，有些地方用的还是手抄形式的复制本。为适应宣传和教育的需要，其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增删。1940年版的《抗日三字经》共112句、336字，而至1942年辛安亭主编的《边区民众读本》修订为《民众课本》第一册，其主体内容仍旧是宣传抗日，但较1940年的版本又有补充和修订。譬如在“毛主席，真英明。讲政治，论战争”之前，加入“八路军，最英勇。平型关，显本领”，展现了八路军抗日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五年来，这课本广泛地流传于边区，为一般群众所欢迎，为县、区、乡许多干部所称赞”。当时边区不少人“是在参军或到地方工作以后，从学习辛老的《新三字经》《边区民众读本》和《日用杂字》等读物而接受文化知识”，并成长为干部的。辛安亭在抗日胜利后适应当地民办小学买不到课本的实际，又于1948年在延安编写出版了《新三字经》，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除了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外，就知道辛安亭。因为他们识字读书是从辛老编写的《新三字经》开始的”。

《边区民众课本》

由辛安亭编《边区民众读本》修订而成的《民众课本》第一册

在辛安亭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印行后，其他根据地也出现了几部类似的作品。河北涉县、赞皇一带有一本《抗日三字经》，它首先回顾了近代以来广大民众遭受的专制统治、列强入侵，然后揭示日本入侵、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接着叙述全面抗战的形势，最后提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路径。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1945年，河北省清苑县印刷所翻印了一部“三字经”式的《日用杂字》，该书介绍了地理风物、耕植畜养、起居生活，特别列述了“共产党，毛泽东。行民主，讲民生”民主政权专题，而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即涉及抗日宣传，“反扫荡，早准备。埋地雷，要普遍。三八式，手榴弹。打日本，作模范”。山东武委会在1940年曾编写一部民兵冬整教材《新三字经》，其内容分为国民党消极抗战、毛主席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积极抗战等6部分内容，“共产党，有主张。为抗日，誓北上……平型关，第一仗。杀敌兵，天下扬”。与辛安亭编写的《抗日三字经》相比，前者过简、后者稍繁，它们作为民众或战士的识字与政治教材是没有问题的，但却不一定满足文字简练、主题鲜明的口号或标语式的宣传要求。

“抗日三字经”构筑的特殊战线

为着促进民族觉醒、激励中华儿女、汇聚抗战力量、激发抗战热情、振奋抗战信心、坚定抗战意志，国统区、根据地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抗日三字经”。这些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呼应不同形势和不同政党的纲领，在“抗战”的大主题下又呈现出细分主张的差异。老向的《抗日三字经》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兼顾各行各业、国内海外的抗日行动，颇类包含抗日整体群像与个人代表的全景画卷，但恰因为它的巨细无遗、轻重交杂，反倒使人在“齐抗战，求生存”的印象之外，不易捕捉细节和重点。辛安亭编写《抗日三字经》时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一定要做到篇幅简短，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教育服从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才不是空谈，才有了实际意义”，他由此避开悠久中华文明的自豪叙事，而是直奔当前的抗战主题，揭暴行、提主张，使受众系统、集中、直接地获得关于为什么抗战、怎么认识抗战、怎么抗战的实际知识。

作为宣传的标语和口号，有时因过于追求简练而带有空洞的弊端。在老向的《抗日三字经》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说明“我政府，诰国民。齐抗战，求生存”，讲农民“深深耕，早晚浇。锄野草，留正苗”，讲工人“早入厂，晚下工。多制造，用无穷”，讲商人“商贩卖，要公道。不居奇，不取巧”等等，固然于全民抗战有支持作用，然而这些细究起来，似乎又都是这些行业的人的基本守则，这不免使人产生内容泛泛之感。辛安亭的《抗日三字经》针对边区抗日的实际，直接抓住扩军、抗属、自卫、丰产几项，倡导“保边区，要扩军。送子弟，去当兵。抗属地，要代耕。担柴水，送家中。自卫军，保平安。查路条，捉汉奸。多打井，多开荒。家道好，出公粮”，针对边区后方如何在特定事务中参与、支持抗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不同的《抗日三字经》实际是不同政党立场与主张的代言。老向版《抗日三字经》所以受到国民党的青睐，与此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说“我领袖，文共武。尽忠良，须拥护。蒋中正，大元帅。总军事，不会败。率各将，俱精忠。各战场，立奇功”，类似这样对国民党、蒋介石等进行标榜与鼓吹的文字，在当时国统区众多版本的“抗日三字经”中多所存在。张祖英《抗战建国三字经》即言，“我领袖，委员长。文武全，世无双。威四海，恩八方。须拥护，须景仰。受领导，尽忠良”；而韩一青《抗战妇女三字镜》中说，“我统帅，策周全。定方略，持久战”，“蒋夫人，名美龄。忠祖国，抱热情”，不但大力颂扬蒋介石，连蒋夫人也未有怠慢。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创办的《合作与民众》1940年2月新第7期上刊载的《抗日三字经》，它将老向《抗日三字经》中的“蒋中正，大元帅。总军事，不会败”改成了“蒋中正，大元帅。总军事，常胜利”，尽管“不败”就是“胜利”的意思，但“胜利”总比“不败”听着要顺耳得多，作者涵咏其间的心思颇值得玩味。

与之相比，辛安亭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就别具政治高度了。他坚持“教材要抗日化的口号，强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教育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他说“毛主席，真英明”是颂扬，但与蒋介石“文武全，世无双。威四海，恩八方”露骨吹捧相比，近乎平实的描述与肯定。之所以毛主席的“英明”不是浮语和谀词，而在于他“讲政治，论战争……句句话，有证明”，辛安亭随后细致展开呈现了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系列方针政策。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辛安亭的《抗日三字经》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给予了充分关注，“各军队，各政党。大联合，把日抗。共产党，有主张。打到底，不投降”；针对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的投降、分裂、倒退危险，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则是“要抗战，反妥协。要团结，反分裂。要进步，反倒退”；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顽固派，则要“顽固派，也不怕。你要磨，我就擦。人不犯，我不侵。人犯我，我犯人”。与此相比，在老向等人的多版国统区《抗日三字经》中，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十分微弱甚至是缺失的。

辛安亭所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前提下，体现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坚持、巩固与扩大的决心。这种决心在对国民党《抗日三字经》的态度上也有深刻反映。在鲁西南的东平抗日根据地流传的《抗日三字经》，与老向版《抗日三字经》有不少相同之处，同时因时顺势增加了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大部分内容。像东平这样进行修改以合于我党政策的，还有陕西紫阳、广东连南等多地流传的《抗日三字经》。而山西临猗、甘肃等地根据地流传着的《抗日三字经》，虽未增加我党有关抗日政策、事迹的宣传，但与国民党、蒋介石党政有关的内容则被删除，只保留了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名将的事迹。囿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抗战政策，国统区的“抗日三字经”对共产党整体上是失语的。尽管如此，仍有个别作者对此予以了关注。老向的《跨海征东三字经》即写到，“在山西，游击兵。斩敌将，毁敌营。在忻口，在平型。守土将，立战功。彼倭寇，胆战兢”。

在抗日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时代主旋律的情形之下，能够进入“三字经”的主题甚至是部分文字也是相同的。像“东三省，好地方。有大豆，有高粱”，在老向、辛安亭等很多人的《抗日三字经》中都出现了。很难说这四句是谁借鉴谁了，因为张寒晖1936年11月所作歌曲《松花江上》已在里面写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松花江上》问世之后即迅速传唱全国，美好的山水风物与眼前日寇残暴蹂躏的惊心对比与叙事，能让任何一位“三字经”的创作者动容，将其不约而同化用其中是势所必然了。

“三字经”作为一种文体，可为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因此自带意识形态上的属性。这在国统区如此，根据地如此，在敌占区或沦陷区同样如此。伪满洲国康德九年（1942）十月，大陆书局发行了王英编辑的《绘图增注三字经》，其总批发处为“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具有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背景，该书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进行了处心积虑的篡改，它说“清顺治，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至十传，国祚终。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并夹注“九一八，友军驱逐军阀，满洲国得友军援助而成立”。而这段历史在民国初期的《绘图增注历史三字经》中应该是，“清顺治，据神京。至十传，宣统逊。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并夹注曰“民军起义，光复汉土，建立中华民国，天下大定”；另一个版本的《绘图增注三字经》则是“顺治入，据神京。至宣统，大革命。义旗举，武汉定。改专制，共和成。举总统，民权伸”，夹注为“满清入关，据我神京，共十主二百六十八年。黎氏革命武昌，天下响应，改专制为共和，中华民国基础已立”。在抗日战争相持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战略反攻的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还在借助“三字经”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来自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老向与辛安亭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在视角切入和立场呈现上分别代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其放到一起综合来看，恰可以通过比较来客观地观察当年抗日战争的全貌。国民党《抗日三字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有意忽视是一贯的，至罗刚著、东方出版社1945年初版的《三民主义三字经》中，述及抗日战争胜利时，依然是“反侵略，我为先。经百战，志愈坚……我苦斗，已八年。日投降，胜利全”。回头再看辛安亭版《抗日三字经》，“各军队，各政党。大联合，把日抗。共产党，有主张。打到底，不投降”，“要抗战，反妥协。要团结，反分裂。要进步，反倒退”，这些铿锵呐喊、铮铮誓言，与国民党所谓的“蒋中正，大元帅。总军事，不会败。率各将，俱精忠。各战场，立奇功”相比是多么清新、坚定、悲壮，它凸显出讲道义、有担当的中国共产党的胸怀、气节与信念。

在1931年至1945年漫长的14年里，“抗日三字经”在中华大地上被反复吟唱，它是一首国民苦难的悲歌，也是华夏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战曲，更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号角。倾听“抗日三字经”，尽管它们是发自80多年前的声音，但于我们内心之中，仍会与之产生深深的共鸣，我们中国人“血海仇，难忘记。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励”，我们中国人“喜劳动，爱和平。想自由，要平等……”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