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职秘书处理好轻重缓急的信件、要文。应酬会见，视情节该分的道岔，秘书就亲自处理了，省委书记专门议大事，不能事必躬亲。政研室秘书专门准备大型会议材料，撰写各条战线的典型经验，以及按期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公文。
首长一般上午在家中阅文件看内参，下午到办公室审阅明天的吉林日报社论和头版要闻，或许有事安排开会。
专职秘书处理好轻重缓急的信件、要文。应酬会见，视情节该分的道岔，秘书就亲自处理了，省委书记专门议大事，不能事必躬亲。政研室秘书专门准备大型会议材料，撰写各条战线的典型经验，以及按期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公文。
你别看这套流程安排得稳稳当当，日子可不会总听话。一个笑声就能把大院里的静谧捅个洞，一张纸又能把所有的门窗堵得严严实实。那几年，我这个穿草绿色军装的小兵，夹在茶盏与风浪之间，既端着盘子走过走廊，也拎着警棍盯住黑夜。
先说一个人。办公厅三楼来了个女兵，从省军区调过来的打字员，叫谷惠芳。她一来，走廊像添了盏黄灯——暖暖的。讲话脆生生，笑起来脸颊陷两个浅窝，眉眼细细长长的，一低头都像在说“你别紧张”。我们仨兵——我、小李，还有小谷——合住男兵宿舍。她看见我笨手笨脚地缝被褥，抢过针线头，几下就收拾妥当。还老把我的学习笔记翻一翻，拿铅笔在旁打个圈，轻声说一句：“这儿换个词顺一点。”有时我们去她的打字室歇会儿，聊聊家常，东北风，外头的雪下得怎样，都能说半天。
那阵子，是我后来反复回想的光景：年轻人没太多心事，大人们的风浪一时还没拍到我们脚面上。她有点像书里的人，干净利落，把整个机关的老沉气儿都冲散了。到现在我路过打字机，还能听见那哒哒声，一下一下，像把日子打磨亮了。
人到什么地方，学的到底是什么，往往转头才懂。我的字，就是在那儿被硬生生练出来的。办公厅里论写字数第一，非秘书王才莫属。这位王秘书不高，皮肤晒得乌亮，穿军装老得拿去改腰身。十来岁年纪差，他像个对我不说狠话的哥哥。省委要上送的重要手稿，常放到他那儿誊清。我就跟在屁股后头，厚着脸皮求字帖。楷、行、隶，铅笔、钢笔、毛笔，报纸背面、稿纸、宣纸，见什么写什么。那会儿常常练到忘了时间，墨水瓶子一排一排空下去。后来在长春街上行走，碰见一家老匾，我就会停，抬头看一会儿，心里默画几笔。第二年，我的字终于可以拿得出手了，没再像小时候父亲说的“像虾爬子”。偶尔北京那边材料多了，张国华、邹宗刚两位大秘书就叫我也抄几份。想不到我那两笔，也能进中南海的档案柜里去，至今想起来，还是心里热一热。
好日子没持续多久。转眼到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的风一下子刮到了吉林。大院门口的墙，第二天早起就换了脸：大字报糊到窗沿，横幅在风里猎猎响，连树梢都像在看热闹。报纸一版接一版地发声，话越说越硬。那些字是热的，往人脸上扑。全省如同同时被推到台前，大家都在看谁站哪一边。
那会儿我们这些兵，职位不高，担子倒不轻。首长们里头，王淮湘、药天禄的名字被点得多，压力像一座屋子突然矮下来，压得人不敢直起腰。我的任务却清清楚楚：护着首长，别出事。连队有个老连长背地里叫“老特务”，老在我耳边叮嘱，保安全是头等。我们白天跟着，夜里盯着。栅栏外头的声音越来越密，屋子里头的灯越来越亮。
四五月之间，前后加起来有十场大的批斗场子。地点翻来覆去：省委门口，一汽门口，广场的台阶，省宾馆的灯下。我和小李负责的事很杂：提前踩点，量路，和主持人约定车怎么走、几点到、几点退，连话筒的位置都要留意。印象最深的是省宾馆那次，整夜不让人睡，人换了几拨，嗓子一个比一个尖。有时候冲突快压不住，我就躲到电梯里，或者拉上门跑到服务员房里，找电话，和连长悄悄报一声。首长兼着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必要的时候得告诉沈阳那边，真要出事，得有人来顶。半夜三更，首长也困得不行，眼皮打架，别人问得急，他就只能说“记不得”“想不起来”。屋外热得烫，屋里热得闷。
紧张的时候，首长索性往部队的招待所一躲，四十六师的大院，铁门一关，老百姓可进不去。那几天我们三个兵跟着，反倒清静了一阵。外头闹哄哄，里头茶水冒着淡淡的白气，有种荒唐的安稳——像雨暴突来时躲进桥洞。
大院里另一个对我不错的人，是胡戎，东北师大的毕业生，黑龙江青冈人。我喊他老胡。他总能在我举棋不定时抬抬眼皮，丢一句：“该动的时候动，不该动的时候别动。”这话我后来越想越觉得重。
那年夏天，雷声一阵阵，心情也一阵阵。街上有人偷偷指着我，说那是省委书记的警卫，拳脚肯定厉害。可我什么个儿，才一米六二，受过点反特训练，真要动手，离个“高手”差着十万八千里。倒是心里的石头一块一块落下去：凡是背过的，到了场子里都用得上。批斗会散了，脑子还嗡嗡的，回到屋里，我拿起书当作镇纸。七月九日合上《水浒》，九月六日把《红楼梦》四册也翻完。每天分类整理那些发下来的“学习材料”，真有用的留着，关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的，我都放一沓，晚上一点点啃。谁知道后来会有人上电视讲这个呢，我不过是那年在昏黄灯下，自个儿提前吃了一口冷饭。我的军旅日记上夹着几张小纸片，写些没头没尾的话，语气硬，骨头也是硬的：不管天怎么变，人的心别倒。
十一月，辽宁那边要开“朝阳农学院经验”的现场会，强调开门办学。为了让会场更热闹，省里决定把吉林的玉米、杂交水稻的种子样品也摆上去。我接了差事，八号那天坐车到了沈阳，刚出站口，一个军人举着手就把我接走了。被带到太原北街一号，军区四所。发了个绿色通行卡，门口和楼道都有警卫检查，手里有那绿色的小牌子，就不用再登记，走到哪儿都有人点点头。
吃晚饭的时候，看见了大首长。沈阳军区的司令李德生在场，还有毛远新。首长们一桌，随行一桌。我和毛远新的秘书张洪源坐一块儿，他也从我们十六军出来，人一碰上老乡就话多，聊来聊去，说起连队，说起谁谁写字好，说起谁谁站岗老爱唱《红莓花儿开》。饭后一起上楼，看了一场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黑白的，画面干净，女主角的眼神一抬一落，我忽然想起谷惠芳——她如果坐在我旁边，估计会偷偷笑，说“看，她也害羞”。
转年，风向变了些。年底那次讲话之后，省里的调子软下来，大家都知道要往“团结”上靠。紧接着一九七五年初，部队下达精简的命令，“三支两军”撤回，各连、各处都要减人。消息一下来，我们连一百六十人，得走一半。连里告诉我，有个公务班的班长空着，如果愿意留下，干好了也许有盼头。但那几天我心里像压着秤砣。家里还有口人等着我回去，我吃的是供应粮，回去就能上岗；二弟不在家，三弟又早晚要当兵。更别说吉林的局面刚从刀口退回来，谁敢拍胸脯说明天如何。说实在的，我这个年纪，既想硬一回，也懂得退一步。想清楚了，我就把退伍申请放在桌上。
批下来很快。王淮湘书记一家在家里摆了顿饭，替我送行。第一次进他家吃饭，也是最后一次。火锅咕嘟咕嘟，热雾把眼镜片糊得一层。我夹起菜来又放回去，一筷子端在手上，怎么都觉得重。临别时，首长递我一支金笔，说别停手。费秘书又塞了本笔记本，让我回去接着写，接着学，不要把部队的劲头丢了。那一晚，桌上灯的光圈像一枚印章，把我的年轻盖在上头。
三月三日中午，自由大路，十六军警卫连食堂挤满了人。全连一百六十多号，平常彼此都看不全的，今天都来了。有的人我只在站岗时打过招呼，甚至从没见过面。酒杯一碰一碰，谁喊了一声“战友，再见”，屋里就起一片“再见”。下午忙着领钱、领医药费，收退伍证。我们还没摘下红领章红帽徽，就站在司令部大门口照了张合影。相机咔嚓一声，年轻的脸集在一块儿，像一片叶子刚晒上春光。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不是因为自己站在第几排，而是因为我知道，那张纸上密密麻麻是当年我们的脚印。
三月四日下午三点，到了长春站前广场。风大，人更多。队伍里都是绿色的背包，胸前别着红花，红得热烈。送行的人一层压一层，谁家媳妇、谁家母亲，谁的孩子骑在肩膀上，双手伸得老高挥着。军首长站在前头，眼眶红红的。有人说笑：“回头见。”有人把话咽在嗓子眼：“等我信。”我在那人山人海里，忽然不知该看谁。长春，这座城市当了我四年多的第二个家，火车一动，它就从我身侧缓缓退开。我想对它说声谢谢，声音却只在心里回响。
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院的门槛被我踩出了印子，走廊的灯我开过也关过，那个姓谷的姑娘，也许后来把小辫子盘成了髻；王才可能又收了几个徒弟；胡戎汇报时的轻咳，至今在我耳边。至于那年风里那些响亮的话，散落在纸上和墙上，如今再回头看，就像冬天的雪碑，太阳一出来，字不见了，但凉意还在。人这一生，多少时候就像那阵在电梯里打电话的我，没法儿掌控大局，只能站稳、松口气，再往前走一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能力？我至今不敢下结论。只知道夜里想起那些面孔时，心里热的是同一个词：值当。
来源：3C捕快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