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本人的存在价值仿佛仅仅是为了陪衬“他们”，以显示“他们”才是强悍的、磊落的、高尚的，所以他才会长久地憋闷，憋闷得让他忘了自己也是能发光的。—杜湘东《借命而生》

文/景然

他本人的存在价值仿佛仅仅是为了陪衬“他们”，以显示“他们”才是强悍的、磊落的、高尚的，所以他才会长久地憋闷，憋闷得让他忘了自己也是能发光的。—杜湘东《借命而生》

迷雾剧场之神秦昊加上鲁迅文学奖的高分原著，以及电视剧作品口碑还算不出错的陆川，这种搭配按道理应该是王炸，然而最终呈现的作品真的一言难尽。

就和由茅盾文学奖改编的《北上》一样将原著的魂丢了，彻底成了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悬浮“伪”年代剧。

众所周知这些获奖的每一部好作品都是公认的带着年代感带着时代意义的厚重作品，这样的作品每每读完都会给人以精神的震撼，通过一本书一个故事就可以让读者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沧桑的过往，从心底被洗涤被震撼。

这些作品能够震撼人心也是内容都足够真实、足够犀利、足够辛辣，所以作品获得荣誉时就已经是作品的最佳状态，不需要改动，因此一旦有剧对这些内容进行大改，那么在小景这里基本上就可以判定必毁，事实证明大多数都是如此。

《北上》改了个稀碎，删除了大部分内容留下了细枝末节将史诗改编成了青春物语，事实证明就是会被大众诟病，哪怕编剧是赵冬苓也不行，而这部《借命而生》已播7集，目前来看也没有逃出例外。

小景结合借命原著和剧情内容来给大家好好的摆一摆，剧和原著的差距真的一目了然。

《借命而生》原著是石一枫笔下的一部时代史诗，上架后广受好评，被大众称为是中国的版的“肖恩克救赎”和“悲惨世界”。

故事是以警察杜湘东与逃犯许文国跨越二十年的命运纠葛为主线，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救赎。

可是改编剧集真得未能延续原著的深刻内核，可以说就是在商业化与悬疑化的裹挟中迷失了方向，成为了一部“形似神离”的失败之作。

首先我们来看原著的核心命题是“借命而生”是姚斌彬以命换命，让许文国背负双重生命的意义，而后杜湘东以追捕为执念，来填补自我价值的空洞。

这种在原作品中是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而这种追问是因为几个人都是因为被时代的碾压才显得让人动容。

剧中姚斌彬和许文国的罪是因为他人的陷害，他们的罪太过浮于表面也过于降智，表面上的恶霸欺压，表面上的暴力抗欺，还有造枪的环节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添这一项。

从整个顺下来他们的罪在剧中简直说有一大半都是自己作的，剩下的就是富二代厂工欺压，真的太过于偶像化浮夸化，这样下来罪就是归结到了个体本身，反过来看原著。

原著中姚许二人就是自己偷着拆了在8090年代价值十万的发动机，然后被尽职尽责的厂区工人抓获，没有太多的所谓恶人构陷，就是通过和现代的对比来加深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叹息。

而且原著中姚斌彬与许文国拆卸组装发动机的最直接动机是工厂拖欠工资，母亲无钱治病，姚斌彬母亲这一角色在原著中是姚斌彬许文国逃亡的重点，也是许文国救赎的支点，其母亲瘫痪与贫困就是折射出下岗潮的残酷。

这一情节直指国企改制中工人权益的崩塌，而剧版却将盗窃等等行为改为“为母复仇”，期间还涉嫌杀害车间主任，这将社会问题简化为了个人恩怨，恶人作祟，可以说极大的消解了原著对体制的拷问。

然而剧中却将姚母仅仅简化为“需要赡养的老人”，甚至插入了“富二代逼迁”等狗血桥段，还加入“持枪恐吓富二代”的桥段，姚斌彬与徐文国手造沙鹰枪对抗反派唐尧鑫，可以说将人物动机粗暴归因于暴力反抗，削弱了原著中“为生存而不得不如此”的悲情底色。

最为关键的是剧改后一切都不通了，本来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事，但是剧中造枪的是姚，开枪的是姚，被陷害杀人的也是他，本来就没大哥许文国的事，要跑也是姚跑，而不是许跑，而且有杀人官司，姚就是不跑也得被行刑，何来借命一说？

原著中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罪，盗窃罪，不逃理论上也不一定会死，那么这个时候姚抢枪替大哥许文国吸引火力最后导致极刑才是真正的悲壮牺牲，才让许文国感到歉疚和浓郁的责任感。

能看出来这部剧是彻底将原著中“借命”的象征意义降维成字面化的“借他人之命存活”。

比如原著中的许文国始终带着“原罪感”，无论是姚的牺牲，还是他靠着矿难诈死赚取的第一桶金，都带着夹缝而生的迫不得已，他虽然在其中救了人性命（许文国逃亡期间救下矿难三十余人），但是也很大的利用了当时的法律漏洞。

然而剧版则将其塑造为“完美受害者”，还给他设计了一场场充满动作场面的“英雄壮举”，剧中许文国矿难救人的场景充满好莱坞式英雄主义，他在塌方中高喊“快跑”，徒手挖开碎石。

可是原著中，矿难是许文国伪装身份的机会，救人只是偶然之举，这种改编删去了他主动的钻空子的复杂刻画。

而是给予他很直白的悲壮英雄感，配以煽情的音乐与慢镜头，将原著人性升华的片段异化为了戏剧性奇观，这也掩盖了矿难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将悲剧美化为个人英雄的诞生。

这种处理让主题从“信念的传递”沦为“爽剧式的自我感动”。

之后通过片段也能看出剧还删去了其商业扩张中的灰色手段，如原著提及的“官二代空手套白狼”，然后还安排他主动支付杜湘东妻子的手术费，将其行为动机简化为了“报恩”，这种“洗白”可以说让角色彻底失去道德人性的复杂性，沦为理想化的道德符号。

可以说原著中的所有人物都充满矛盾性与成长性：

杜湘东从意气风发的警察沦为偏执的追捕者，在别的同事都步步高升的岁月里变得一无所有空有一腔偏执，而许文国从亡命之徒蜕变为背负使命的企业家，却在财富中迷失方向，然后重新在时代的冲击中失去一切，最后转了一个圈孑然一身的去自首。

最后他们都与自己做了和解，这些人性的变化与思想的成长，都是非常复杂和厚重的，然而剧版却通过强化悬疑冲突，将角色压缩为功能化符号。

原著让人震撼，是因为它以时代变迁为暗线，通过国企改制、矿难、下海经商等事件，勾勒出了1980-2000年代的社会图景。

主角们的身不由己其实是大时代变迁的必然，他们看似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是因为自身的运气，其实本质上都是时代的必然性，可是剧版为强化悬疑节奏，将时代背景彻底切割为“案件线索”，就让这种悲壮少了太多。

原著看下去就会发现它是在用细节堆砌时代印记：

比如姚斌彬手搓机械零件的巧手被废，象征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技术工人的没落；而许文国从非法矿工到企业家的蜕变，也暗合市场经济初期个体户的崛起。

石一枫的原著被誉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就是因为其真正价值是对体制弊病的犀利揭露，是对时代的深刻反思，是对所有小人物的共情。

比如杜湘东因“越狱事故”被边缘化，揭露的是基层警察系统的官僚主义，许文国的“原罪”发家史，则是暗讽市场经济初期的种种法律漏洞，但是目前来看剧版为过审或者商业化，极大的削弱了这种批判性，将其转化为了“无害的怀旧”。

《借命而生》石一枫通过许文国从机械厂工人活罪成为逃亡者再到企业家的崛起，来暗示改革开放初期草根阶层在资本浪潮中的挣扎与机遇，又通过杜湘东的坚守偏执来感叹那些年体制内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无力与伤感。

通过两个完全被时代推着走的小人物命运，残酷的撕开了社会转型的裂痕，揭示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界限其实往往由时代偶然性划定。

《借命而生》本质上是在讲失败者的故事，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更符合潮流，所以对大众眼中纯失败者的歌赞誉是很不多见的文艺作品。

而石一枫就是写了这样一部作品，一部很爷们但是很悲伤的作品，一部“借命”写透了英雄末路、硬汉穷途，写透了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无力与渺小。

小说中末尾有一句话很形象：“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

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结合，也夹杂着每个人浓浓的岁月情怀，青春与梦想。

《借命而生》所有角色既是时代洪流的受害者，也是时代的主动参与者，他们的选择折射出个体与历史的共生关系，梦想失去了青春逝去了，有的人什么都不是却乘风直上三千里，有的人才华横溢最终却碌碌无为一无所有，一句时也命也似乎能够道尽一切，背后那时代沙砾始终是普通人难以抗衡的大山。

因此注定有人会成为所谓的失败者，而且还是大多数人，因此《借命而生》的终极命题，或许正如石一枫所言：“世间没有后悔药，但人总能借信念重生。”

可以说《借命而生》是跳脱了警匪对决的俗套，以悬疑为表、人文为里，探讨更普世的命题，也反讽破碎青春留给时代的烙印。

最后许文国的“借命而生”与杜湘东的“借追捕而生”，本质都是对生存意义的寻找，也印证了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仍坚持“活着”并且热爱生活的普通人。”

解析了原著之后再看剧版《借命而生》是不是差了太多？

这部剧演员演技其实都不错，无论是秦昊韩庚还是年轻演员史彭元都很出色，因此剧版的失败，根子本质应该就是创作团队对原著精神的不信任，亦或者本身能力有限。

与《北上》之类的作品一样迷信悬疑类型年代类型以及流量的号召，却抛弃了原著笔下那种“小人物与时代共沉浮”的文学性，当杜湘东在剧终开着破三轮驶向夕阳时，观众看到的不是救赎，而是对原著灵魂的告别。

或许，正如观众辣评那句被篡改的词：“你借了观众的期待，可惜却未能替故事好好活着。”

来源：景然观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