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南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坚持在敌前办学的高校，其在全面抗战期间的办学经历，不仅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对该时期社会历史、文化传承和教育精神的宝贵记录。

河南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坚持在敌前办学的高校，其在全面抗战期间的办学经历，不仅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对该时期社会历史、文化传承和教育精神的宝贵记录。

一、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不仅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控制中国，还企图侵染破坏中国的文化。在许多高校向大后方迁移时，河南大学是唯一坚持在敌前办学的高校。

1937年底，开封面临沦陷威胁，时任校长刘季洪指挥学生接受战时训练后分批撤离，开启了河南大学长达8年的迁徙历程。按刘季洪的意图，河南大学拟迁四川万县，无奈因诸多因素，这一计划被迫搁置。不久，刘季洪辞职卸任，王广庆接任校长。

1938年初，河南大学农、医两院首批迁移，到达豫西南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则迁往信阳鸡公山（伊秀芬《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尽管条件简陋，但在鸡公山的时光为师生们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也为后续的迁徙积累了力量。1938年7月底，学校在鸡公山之文理法三学院，全部迁至镇平与农医两学院会合，并改组为文理农医四院。

1939年，因日军逼近，河南大学被迫再次搬迁，迁往豫西山区的嵩县和潭头镇。医学院选址于嵩县城内，而文学院、理学院与农学院则迁往了潭头镇（现隶属于栾川县）。这两地成为河大流亡办学期间的重要驻点，河大在此度过了最为漫长的五年时光（1939年5月至1944年4月）。

1944年4月，日军进攻洛阳。5月上旬，日机轰炸嵩县县城，医学院师生紧急撤往潭头镇与校本部会合。师生携带物资在山路上行走，极为困难，所带物资一部分损毁于途中。校长王广庆令全体师生5月12日早晨一律撤离潭头。12日，仅剩一些教职员和学生暂留学校。

5月14日夜，日军在大章地区意外发现了一块标记为“河南大学某先生宿舍”的木牌以及一处存放教学器材的仓库，这些发现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搜查欲望。以此为线索，日军开始扩大搜索范围，目标直指河南大学，并逐步将搜索的重心聚焦于潭头地区。5月15日上午，两股日军突入潭头镇。与此同时，山洪肆虐，使得部分未能及时疏散的师生在逃往北山的途中不幸与日军遭遇。助教吴鹏挺身而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最终英勇牺牲。农学院院长王直青与段再丕教授等共计20名师生，不幸落入日军之手，师生们宁死不屈，有几人英勇牺牲。在这场浩劫之中，河南大学遭到重创。同时，学校的珍贵文献资料与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损失难以估量。

“潭头惨案”是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无数暴行之一，这一事件不仅是对河南大学师生的残酷迫害，更是对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沉重打击。

1944年6月，河大师生再次迁移，到达位于豫陕川三省交界处的荆紫关，医学院迁往有开展医学研究条件的陕西汉中。10月，待师生初步安顿，王广庆辞职，张仲鲁接任校长。

1945年3月，荆紫关形势危急。河南大学迁往陕西，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此后迁往陕西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等地。到达宝鸡后，田培林接任河南大学校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时任校长田培林多方争取经费，做好复课准备，并派遣人员先行返回开封。同年年底，河南大学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开封。

抗日战争期间，流亡办学是河南大学历史上一段尤为悲壮与坚韧的篇章。面对日寇的侵袭，河南大学坚持在敌前办学。作为“前线高等学府”（王广庆《抗战以来之河南大学》），师生经历了从开封出发，历经鸡公山、镇平、嵩县和潭头镇等多个地点的迁徙，最终到达陕西宝鸡附近的过程。这一系列的迁徙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教育精神与文化传承在极端环境下的一次次重生。

二、流亡途中的教学与科研

（一）教学情况

在迁徙途中，河南大学的院系经历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在1939年，位于镇平，法学院整合入文学院体系之中，医学院按照年级分为两部。同时，农学院人员短缺，不久后并入位于武功的国立西北农学院，随之精简为农艺与森林两系，随后在迁移至潭头的过程中，又增设了园艺系。而文理两大学院内部的系相对稳定，未做大幅调整。

第二次重大的院系调整发生在潭头时期，河南大学响应教育部关于裁撤学院、合并系别的政策，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实施了相应的调整举措，并维持此调整后的院系格局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此次调整后的院系布局具体表现为：文学院下辖文史、教育、经济三系，理学院包含了数理、化学、生物三系，农学院保留了农艺、森林、园艺三系，而医学院依旧保持其前后分部的架构。流亡途中交通不便，河南大学也继续招生，举办大学统一招生考试。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治学严谨，注重实践，同时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与先进思想。

尽管当时的条件艰苦，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依然高涨。学校迁至潭头后很快就恢复了教学活动。从宿舍到教室，相距三里。由于课程没有教材，学生白天做笔记，晚上在桐油灯下共同校对笔记。学校在潭头租地建运动场，又购入运动器材，以加强学生体质。

1944年秋，学校迁至荆紫关，10月开课。学校制定了合理的学生学籍和成绩管理制度。刘季洪校长于1935年9月10日召开的毕业生大会上正式提出：“本校学生今后毕业，必著毕业论文。”这一阶段，每年均有一届学生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同时，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又有一批充满朝气的新生进入这所学府，开启他们的求学之旅。

（二）学术贡献

即便在动荡时期，河南大学也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师生结合山区特色，开展实地考察与研究工作，如植物病害调查、小麦新品种培育等，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学校出版了《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和《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展现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成果。

在潭头办学阶段，文学院推动文化建设，创办《学术丛刊》，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经济等多领域研究。文学院师生还考察了伏牛山区的历史文化遗迹，探寻伏牛山住民的来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文史系还专门成立史地研究会，以进行相关研究。

理学院通过研究伏牛山的矿产和植物资源，开发了战时所需的技术，如利用当地原料生产防毒面具过滤物质、墨水，以及增加农作物产量和矿产量等等。农学院调查山区资源，培育了优质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产量。经济系在伏牛山区以及省内未沦陷区域，对当地的物产及农村经济状况开展调查。医学院则调查地方性疾病，采取有效措施防治黑热病等疾病。

河南大学文史系毕业同学合影

三、艰苦充实的师生生活

（一）衣服简朴难换新

在迁移途中，河大师生的生活条件极其简朴。饮食简单，衣物添置也非常困难，学生们的衣物普遍由当地的粗布制成。不少人的鞋子损坏后难以换新，被戏称为“前面五龙抓地，后头鸭蛋透气”。对于追求美观的女学生而言，因无法负担昂贵的阴丹士林布料制作旗袍，她们便购买廉价的白布自行染色，并请镇上的裁缝裁剪、缀扣，以此方式自制简易旗袍。

（二）饮食余粮难充饥

流亡办学之前，河南大学在省会开封，伙食条件较好。学生可自由组织吃饭，学校还设有专门餐馆供来宾和师生使用。

在河南大学内迁时期，师生的物质生活，尤其是饮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迁校初期，河南大学主体位于信阳鸡公山，此时食物充足，不过饭菜价格和战前相比贵了些。待学校迁至潭头，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且食物供应有限，难以承受千余师生的生活所需。随后，在校长的介入和协调下，潭头镇需缴纳的军粮交给河大，费用则由省政府从河大的教育经费中按额扣除。

潭头镇村民在理学院师生的帮助下，设计制造了大水磨，提高了粮食加工效率；在农学院师生的帮助下，种植了新品种蔬菜，提高了蔬菜的产量，改善了伙食。师生们有时也会采集蘑菇、野菜、山果来补充食物。

即使解决了伙食问题，师生的饮食依然很艰难。教育部视察官员对此表示担忧：“窃恐抗战完毕，国家中坚分子亦陷于营养不良而为无用病夫矣。”

在被迫继续迁徙至省外的过程中，河南大学的物质条件愈发受限。特别是在医学院转移至汉中地区时，由于当地物价水平显著高于先前的潭头，师生们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基本伙食都难以得到保障。为了克服这一生存危机，医学院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先是向西北联合大学借取了高达40万元的款项，随后又向西北中学借得了20万元的支援。这些及时的资金援助，使得师生们暂时渡过了难关，得以继续维持教学与生活（陈宁宁《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

河大迁往宝鸡后，物资供应更加紧张。河大师生只能吃杂粮、咸菜，常常处于饥饿之中。

（三）居住土房四壁空

战前河大在开封有三处校址，第一处在省党部街，占地约600亩。第二处在繁塔寺旁，占地约180亩。第三处在图书馆西街。河大环境优美、建筑气派，故此人们称河大为“花园”。

全面抗战时期，河大迁到潭头时，学生借住在村民家，分散在不同地方。宿舍大多是土房或茅草屋，有的住瓦房，地面用黄土夯实，墙面用稻壳和泥修补。条件差的地方，房间又低又窄，光线不足，学生们就在墙上开个小洞透光，戏称为“太阳灯”。那时宿舍里常有蚊虫和老鼠。尽管条件艰苦，但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晚上点油灯学习，闲暇时就唱戏解闷。学校对宿舍管理严格，女生集中住宿，男生由教官管理，宿舍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查房点名，以确保学生安全。

（四）娱乐社团苦作乐

在河南大学的精心指导与支持下，学生们自发组织成立了丰富多样的社团组织。每个社团均配备了专业的指导教师，他们不仅辅导学生的专业学习，还积极引领社团活动的策划与执行。

这些社团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其中自治性社团如系会、班会等，演艺性社团如话剧社、京剧社、歌咏队及地方戏剧研究社等，学术性社团如“文风”“新文艺”等，体育性社团如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的社团，如通俗演讲团、战时民众常识巡回宣传队，它们通过宣讲、剪报编辑、漫画创作及通报张贴等形式，积极投身到社会宣传与动员工作中。

（五）积极开展文化抗战

七七事变后，河南大学师生积极响应“文化抗战”号召，投身救亡运动，创办宣传刊物及活动团体，广泛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嵇文甫等人成立“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后发展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团”，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马可创作众多抗战歌曲，激励军民士气。学校迁至镇平后，迅速组建宣传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包括创办《冲锋》旬刊、农民夜校等。

嵇文甫、范文澜和王阑西、姚雪垠同办抗战刊物《风雨》，同时嵇范二人又都在开封另一抗战刊物《大时代》中写文章。流亡办学期间，嵇文甫发表《河南精神》一文，树立了一面精神旗帜；文史学家如张邃青、王广庆等人研究乡邦文化的成果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坚定了抗战决心。经济系主任王毅斋教授不顾禁令，购入《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进步书刊，建立资料室供学生阅读，并在课堂上教授相关理论，鼓励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1940年，陈梓北先生欣然接受聘任，加入河南大学，随学校辗转迁移。在此期间，他与嵇文甫先生倾注心血，完成了河南大学校歌的创作，为河大学子树起了一面精神旗帜。

勿忘国耻，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站在河南大学校门口

在潭头镇办学期间，河南大学致力于普及乡村教育和社会教育，先后创办各类学校，包括七七中学、伊滨中学等，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水平，也培养了大批人才。河南大学在潭头镇的服务涵盖了从幼儿教育到成人培训的各个层面，不仅满足了当地教育需求，而且显著提升了教育质量，为社会输送了宝贵的人才资源。1942年，七七中学迎来重大发展，正式增设了高中部，各学科的执教教师均为河南大学的杰出教授。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约有25%的学生提前达到了大学入学标准，并成功考入心仪的高等学府。师生们积极还参与乡村建设，传播先进科技，改善医疗条件，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

河南大学在全面抗战期间的办学举措，不仅体现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教育精神，更是在战火纷飞中守护了中原文化和教育的火种。河南大学的师生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育报国，积极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同时，他们在山区进行科学研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段历史不仅是河南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教育的光芒也能穿透战争的阴霾，照亮未来的道路。

版式：刘 丹 李 楠

责编： 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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