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较低水平。夏商时期平均寿命约18岁，西周至战国时期提升至20岁左右，汉代达到22岁，唐代继续上升到27-30岁，宋代则达到30岁以上。

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与现代相比存在显著差距。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较低水平。夏商时期平均寿命约18岁，西周至战国时期提升至20岁左右，汉代达到22岁，唐代继续上升到27-30岁，宋代则达到30岁以上。

这种逐步提升的趋势与医疗条件改善、社会稳定程度提高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是包含婴幼儿死亡率的平均值，若如果能活到18岁成年，古人的平均寿命会显著提高。

例如汉代若能活到20岁，平均寿命达到了45年；宋代能活到60岁以上的官员平均寿命为72岁左右，很明显，这个寿命与现在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

在性别差异方面，历史记载显示古代女性的平均寿命普遍低于男性。

汉代墓葬统计显示男性平均死亡年龄34.3岁，女性仅39.1岁；唐代敦煌户籍资料记载男性均寿60.4岁，女性51.9岁；清代皇室成员统计中，男性均寿51.3岁，女性仅44.2岁。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生育带来的风险，古代妇女平均生育5-8次，孕产并发症是青年女性主要死因；营养分配不均，家庭中男性优先获得优质食物；医疗资源倾斜，妇科医学发展滞后；还有缠足等摧残身体的陋习。不过也有特例，宋代部分家族谱牒显示，在士大夫阶层中，未生育或低生育的女性可能比男性更长寿。

古代人口死亡原因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婴幼儿夭折是拉低平均寿命的首要因素。

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婴儿死亡率高达30%，清代即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皇室，15岁前死亡率仍达43%。

其次是传染疾病。

《周礼》已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汉代伤寒流行"建安七子"中五人染病而亡，明代万历年间鼠疫导致华北人口锐减40%。

第三是战争，连年的战乱对人口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

例如，东汉末年，连续20年的战乱，人口从5600万骤降至760万，安史之乱八年使唐朝户口减半。

第四是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黄帝内经》指出"膏粱之变，足生大疔"，而普通民众由于饮食不均衡，大多数人存在维生素缺乏症。

此外，意外事故（如动物袭击、坠落）、自然灾害（地震、水灾）、刑法制裁等原因，医疗手段的不足都导致古人死亡率远远高于现代。

值得一说的说，贵族阶层甚至是皇室成员虽然享有最优质的医疗，但权力斗争、过早生育、暴饮暴食等导致夭折、暴毙等非正常死亡比例高，同时普遍存在血脂高、痛风等“富贵病”。

相对而言，普通平民阶层最大威胁是食物短缺，很多人由于食物来源单一，缺乏必需的微量元素，导致过早衰老，牙齿脱落等病状。从墓葬考古中可以发现，贵族墓主的骨质与平民遗骸在外观上就存在明显不同。

除了阶层差异，地域差异也会导致平均寿命南北有所不同。

南方地区受自然环境，尤其是瘴气影响，大多患有慢性疾病；而西北、东北边陲地区，与外族交往频繁，大多死于战争，沿海地区受台风海啸影响，人口呈现周期性迁移损失。城市居民虽然生活条件高于农村，但由于人口密度大，面临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一旦爆发传染病，往往会造成毁灭性人口灭绝，农村地区虽然卫生条件差，但人口密度低反而减少传染病传播。

古代贵族虽然将平民视为草介，但出于传染病、社会稳定、战争顾虑，对于延长人口寿命还做过一些积极的探索。

早在汉代，就设立了有关公共疫情防范的官职，到了唐宋时期，更是推广公共医疗以及惠民药局，明清时期更是推广人痘接种技术。

名医扁鹊提出"六不治"原则，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强调"食疗为先"，这些都对降低死亡率作出贡献。家训文献如《颜氏家训》专门论述养生之道，佛教"不杀生"戒律客观上减少了战争伤亡，道教养生术开发出导引、服气等延年方法。

把视野放到全球，古代欧洲人均寿命同样低下。

罗马帝国时期约25岁，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期间骤降至20岁以下。日本江户时代因锁国减少瘟疫传入，人均寿命达35-40岁。

比较而言，中国因较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官体系，在疫情管控、粮食调配方面更具优势，这可能是唐宋以后人均寿命略高于同期欧洲的原因之一。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无数事实昭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安宁祥和的生存环境，远比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更能滋养人类生命的常青之树。当我们拂去古籍的尘埃，细细研读那些泛黄医典中跃动的智慧，仿佛与古代医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些凝聚着千年智慧的医学瑰宝，恰似一把金钥匙，正为我们开启提升当代普罗大众生命长度与质量的新纪元。

来源：酒歌说文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