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淑英｜追忆我的父亲白克敬（三）

摘要：当时我们那届同学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表，并进行了体检。可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搅乱了全国的校园。紧接着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停课闹革命，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最开始，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分数挂帅，甚合我意。一方面我的成绩不稳定，担心自己考不理想，这个私心，让简单的我，甚

难忘“文化大革命”

196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却不幸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我们那届同学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表，并进行了体检。可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搅乱了全国的校园。紧接着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停课闹革命，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最开始，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分数挂帅，甚合我意。一方面我的成绩不稳定，担心自己考不理想，这个私心，让简单的我，甚至有点庆幸。心想这样一来，不是自己考不上，而是大家都不考了。面子问题没了，也不用发愁让母亲失望，或被批评了。另一方面是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是我的学习小组长，每次课堂回答问题，写作业都很好，平时的小考成绩也不错。我的数学、英语作业常常是向她求教或干脆拿来抄，可她就因为期末考试，数学成绩仅差两分，化学成绩也很意外地不及格就留级了，而总抄她作业的我却没有留级。我曾以此为例写过批判分数挂帅的作文。那时我又把这事当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有力证据，写在大字报上。

后来市教委也先后派了两个工作组，我们的老校长牛奇也被批成走资派，受到我校两派师生的轮番批斗。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地主”的家庭成分。当时谁也不敢小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卢学礼，就是我们校长在北岳第一师范就很熟悉的老同事，但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不能做什么，也不敢说什么，很快就被撤走。也是这个原因，高一那年，我的亲叔叔听说我考上了大同一中，千辛万苦从我们老家带着干粮，走走歇歇，一直步行几十里山路才到浑源县里，第二天坐上长途汽车到大同，又从市里步行十多里来学校认我。可我竟残忍地拒绝了蕴含他亲情和关爱的二十元钱和从百里之外，提了两三天的月饼。这次还是这个原因，我又选择了拼命死保那个缺乏教学经验，但出身贫苦的教导主任。违心的在一张张批判牛校长的大字报上写下我给自己起的“齐爱党”的名字。以致后来让母亲遗憾地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师生情谊让你给破坏了！”

后来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原来牛校长和哥哥牛萌冠都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他们的父亲牛友兰是我们山西著名的开明绅士，不仅早在抗战时期就把土地、房屋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而且为了抗日，把自家的工厂全部无私的捐献给我军，成为我八路军的军工厂。土改时为了深一步学习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去到延安向毛主席请教。这样一位一心抗日救国的老先生，在康生极“左”路线的淫威下，当着作为土改领导组副组长的儿子牛荫冠的面，竟没逃脱被羞辱、迫害致死的命运。这让我联想到土改中父亲所经历的类似命运，感到深深的懊悔。

我不知道，“文革”中曾任财政部长的牛荫冠命运如何？却目睹了，毕生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牛奇校长所经历的噩运。而且作为“红卫兵”，我也是这场噩运的参与者。

学校的乱象渐渐让人们变得厌烦，我失去往日狂热的同时，也得到了爸爸和母亲被批斗的消息。虽然爸爸和母亲的出身和成分都没问题，而且调浑源工作还不到两年，会犯多少错误呢？可一样被批斗、游街，接着又失去了自由。爸爸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假党员”，因为他的两个人党介绍人，一个已故，一个也被整的糊里糊涂说记不清了。母亲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一是重用、依靠国民党的反动军人。其实人家是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当时和我母亲都是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根本谈不上母亲重用人家。再就是因母亲第一次填履历表，为了好记，把浑源县第二次解放的1945年10月填作了参加工作时间。其实她在六月就在我姥爷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工作，还因为弄到敌人的两支枪受过奖。结果可笑的被认为是隐瞒了几个月的历史，有特务嫌疑，而且后来离休也没有认可她的抗战干部身份。这真应该说是母亲的又一大遗憾。

也许正是这种异常来袭的磨难和经历，让我开始成熟。后来我本能的拒绝了一切过激行为。所以当同学们让我一起去抄家时我找借口拒绝了；我们死保的那位童养媳出身的主任，为了不影响我的分配去向，曾劝说我公开表态和爸爸划清界限，我没有听她的，而是实话实说，希望等到运动后期，问题有了结论，才是真的从思想上划清。说实话我无法相信那么多和母亲、爸爸一样的革命老前辈，会成为阶级敌人。更是一百个不相信平日里一直那样教导我们的爸爸会是假党员，母亲会是特务。我和弟妹们一样，总是想办法找机会去探望爸爸，弟妹们也像从前一样亲近我信任我。

至今我还记得，妹妹淑芬曾得意地告诉我说，有一次，趁着爸爸和那些劳改犯人一起被带去参加劳动的时候，她们一个先去前面纠缠住那个带队的人，说要给爸爸送一些粮票，另一个趁机跑到后面的长队里，把一个饼子塞给爸爸。虽然粮票没送成，其实送了也没法买。但那个冷饼子已经被爸爸咬了几大口后，赶紧藏在衣服里。当时我真的打心眼儿里为她们的小把戏高兴。而我已是成年的高中生，就不能像她们那样做了。所以我只能想自己的办法，我找到当时“群专”的办公地方，向他们请求说：“我是郑芝兰的女儿，在大同上学，不能经常回来，想看看父亲行不行？”因为我猜想当时浑源县机关的人，大都知道白克敬烈士的女儿被郑芝兰带到齐学曾这里，就故意那样说。记得那个群专队长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于是就带我去关押爸爸的房间，“有什么话快点说吧。”他就站在门外望着我们。于是我就把自己带回的毛主席语录本和同学送我的一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爸爸，希望能带给他战胜困境的勇气和信念。告诉他：“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坚持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等等之类的话。爸爸却一直静静地听我说或点头。然后只留了语录本，把像章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又还给我。看到我大为不解的眼神，便悄悄说：“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能戴，明天一开批斗会，他们就又要抢了，你以前给的那些都被抢走了。因为不能让毛主席和我一起低头弯腰。”

1968年8月在插队大潮之前，我校一批高三也有部分高二的同学，自愿报名，经过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考察和推选，幸运地被分配到大同矿务局各矿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我所以被反复斟酌，留在这批被分配的名单里，是因为我虽然是“走资派”爸爸的女儿，可毕竟还有一个革命烈士的父亲。

小我两岁多的大弟弟齐伯军在浑源，是初中生，10月以后第一批插队就第一个报了名。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真正响应号召的革命青年，弟弟都在努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什么脏活儿苦活儿都抢着干，直到元旦、过年都没有回过家。就是因为没回家，一直在队里，弟弟还勇敢地踢破窗户，救出了两个煤气中毒的女同学。可惜只抢救活了一个，另一个挨着墙根的中毒太深，可人们还希望她能醒过来，就暂时没有通知她家里，一连几天放在医院院里，夜里又怕尸体被偷走配了鬼妻，从小被教育成信仰无神论的弟弟，不怕鬼、不怕冷，又主动担负起夜里看护尸体的任务。我勇敢的有些傻而可爱的大弟弟，却不知道自己家里的小弟妹们同样也很可怜。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那位有幸被弟弟救活的女知青，后来就成了我现在的弟媳妇。

寒冬腊月，我们家里四个孩子，大妹淑芬五年级，二妹淑玲二年级，小妹淑芳还没上学，二弟弟叔君上三年级。他们没有了爸、妈的阿护，又吃不饱，冻得白天也像小鸟一样挤在炕头围着被子，谁也不会把火炉那一节节的，早就被捏吧得凹凸不圆的铁皮烟筒，还有两三个拐弯连接好。再说孩子们个儿太低，登上板凳也够不着高高的烟囱接口。接到淑芬妹的求救，我连忙拿着信，去找学校的工宣队长请假。乘长途汽车到浑源，回家后，我和弟妹们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安好了炉子，才又发现煤也只剩一点儿了。好在沙河桥就有推着小车卖煤的，我求人家帮忙送到我们外院门口的台阶下。家里只有一个筐，看到外院原本熟悉的邻居，怕沾了走资派的“光”而变得陌生或胆怯的面孔，我就让弟妹们用簸箕、破脸盆和我一点一点往里运。看着他们汗一把，黑一把涂抹成的一张张小花脸儿，我又心疼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带着弟妹们克服的一个“大困难”。

有了炉火，弟弟妹妹们再用不着挤炕头围被子，也不用总喝稠稀饭和疙瘩汤了，还可以在炉子下面烧山药吃。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只会做些打炭、生火、扫院、扫地、喂鸡之类的杂活，谁也没做过饭。看着红红的炉火，闻着炉膛里散发出来烤山药的阵阵香味，冻了多日的他们暂时忘了忧愁，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在匆匆返回单位之前，我把工资结余的十几元留给了大妹妹。那年寒假，我们学校的老师被要求支援矿上高产，直到大年三十，和矿工们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所以过年也没再回去。可弟妹们也能理解。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孩子们又告诉我，他们吃不饱时，怎么抬着一小袋白面，去附近村庄换山药，小弟弟说他的鞋都走破了，也没人来换。倾诉中，我依然是他们信赖的二姐。

1971年，爸爸齐学曾和妈妈郑芝兰终于被“解放”了。他们就要离开浑源，回到地区待分配，也许不久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得到这个消息，我别提有多么高兴了。还算幸运地被分配到大同矿务局红七矿工作的这三年，我终于可以和其他职工一样，正大光明的回家探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