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是当下肿瘤治疗领域的热点话题，在2025年CSCO年会现场，《肿瘤瞭望》记者有幸采访到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闫小龙教授。闫教授凭借其深厚的专业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围绕可切除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展开深入探讨。

编者按：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是当下肿瘤治疗领域的热点话题，在2025年CSCO年会现场，《肿瘤瞭望》记者有幸采访到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闫小龙教授。闫教授凭借其深厚的专业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围绕可切除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展开深入探讨。

从免疫治疗在围手术期的发展历程、当前主流治疗模式及显著疗效，到化免治疗面临的模式选择难题与未来探索方向；从TD-NeoFOUR研究“四联”方案带来的突破性成果与启示，到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实践中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以及信迪利单抗在真实世界应用中的出色表现，闫教授的分享全面且深入，为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与指引，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精彩的访谈，探寻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现在与未来。

专家简介

闫小龙 教授

博士，研究员，博士后导师，唐都医院胸外科主任

陕西省胸外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主任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 侯任主任委员

陕西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副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胸部肿瘤整合康复专委会 常委

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 编委

陕西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陕西省保健专家

成果：首创“双微孔” 的三孔肺叶、肺段切除术，推广应用于20余家单位；中国医师协会胸腔镜精英赛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第一/通讯作者在STTT、JAMA ONCO、MMR、IJS等发表SCI论文60余篇；获批发明专利6项；主编著作4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3项。

肿瘤瞭望：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热点话题，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您是如何看待可切除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

闫小龙教授：自2018年中国开启免疫治疗元年以来，围手术期治疗，尤其是免疫新辅助治疗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回顾历史，我国早在20多年前就已启动围手术期TKI治疗研究，但直至目前，仅辅助治疗方面获得了确凿证据。相比之下，免疫治疗在新辅助及辅助治疗领域均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热点与数据优势并存的局面。具体而言，仅新辅助治疗领域就已有8项随机对照研究证实其显著疗效。辅助治疗研究同样成果丰硕，多项研究均表明免疫辅助治疗具有必要性。当前，无论是从证据支持还是临床实践来看，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成为主流模式，并在真实世界中广泛应用，使更多患者从中获益。

当前，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术后病理学缓解效果显著，病理完全缓解率（pCR）高达20%以上。而这在传统化疗新辅助治疗时代，是极为罕见的，即便是主要病理学缓解（MPR，肿瘤细胞占比小于10%）的患者比例也仅维持在百分之十几，而如今在免疫治疗的加持下，这一比例已提升至40%~50%。短期病理学疗效的提升也带来了长期生存获益，各研究均显示无事件生存期（EFS）显著延长，生存数据更为优异。近一年来，以总生存期（OS）和5年生存率为终点的研究报道不断涌现，均呈现出阳性结果，且风险比（HR）表现良好。特别是对于实现pCR的患者，其生存状况极佳，HR已低至0.11，为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也增强了我们对该治疗模式的信心。

然而，化免治疗仍面临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治疗模式的选择：是单纯新辅助治疗，还是新辅助联合辅助治疗，亦或是单纯辅助治疗？目前，由于单纯新辅助治疗的研究仅有CheckMate 816一项，而围手术期治疗研究较多，部分为单纯辅助治疗，因此我们只能进行初步分析。回顾现有证据，若患者术后达到pCR，我们可能倾向患者无需接受术后辅助治疗；若未达到pCR，则更多专家倾向于实施术后辅助治疗，这是当前的治疗选择现状。未来，我们将探索多种模式，如引入新药、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放疗、双特异性抗体等，以进一步提高pCR率，进而提升疗效。同时，我们还将深入研究不同分期患者的手术方式、术后辅助治疗时长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标志物和预后判断这一难题，包括放射组学、PD-L1表达、免疫微环境、肿瘤突变负荷（TMB）、循环肿瘤DNA（ctDNA）等标志物的研究，这些均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总之，化免治疗已主导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其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疗效显著，二是安全性高，三是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未来，我们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模式创新，针对特定人群开展研究，并深入挖掘预后因素和生物标志物，以推动化免治疗不断向前发展。

肿瘤瞭望：为进一步提升NSCLC围手术期疗效，您领衔开展了首个采用“免疫+抗血管生成+双药化疗”的“四联”方案用于可切除NSCLC的TD-NeoFOUR研究，并重磅发表于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杂志（影响因子：40.8），这个研究能为外科医生临床工作带来哪些启示？

闫小龙教授：在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积累了强有力的证据。当前，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提升现有治疗模式的效果。探索方向主要聚焦在新药应用、治疗策略的“加法”优化，以及精准定位目标人群。

其中，“加法”策略（escalate模式）是较为直观且比较容易想到的，但其实施起由于叠加治疗可能引发更多不良事件（AE）可能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我们做了诸多尝试。以TD-NeoFOUR研究为例（“TD”代表唐都医院，“Neo”指新辅助，“FOUR”即四联疗法），该研究采用了化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四联新辅助治疗方案。数据显示，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其他化疗、免疫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并没有显著交叉，即不良反应影响范围虽广但不易叠加，这为我们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探索“加法”策略的新辅助治疗提供了可能。TD-NeoFOUR研究结果也显示，整体AE事件发生率并不高，与传统三联疗法相当。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短期疗效方面，尤其是病理学缓解方面，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完全按照方案执行手术的PP人群中，63.4%的患者达到了pCR，这一比例前所未有；在意向治疗分析（ITT）人群中，pCR率也达到了57.8%，MPR为66.7%，客观缓解率更是高达71.1%，这些数据均刷新了历史记录，极大增强了我们继续探索的信心。事后分析，这一显著疗效或许得益于免疫正常化、血管正常化与化疗的协同作用，三者共同促进了患者pCR的提升。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该治疗方案下的两年及三年EFS均保持在80%以上，远超国际上众多三联疗法的随机对照研究（两年EFS约60%多），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生存获益方面的信心。

基于这些积极成果，我们目前正推进TD-NeoFOUR-2研究，这是一项四联疗法与三联疗法对比的研究，目前已完成整体研究的40%左右。预计明年此时，我们将获得pCR等相关数据，届时，我们也将并进一步分析四联与三联疗法在病理学缓解、短期生存及免疫微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认为，“加法”治疗在肿瘤早期，尤其是手术患者中不可或缺。我们主张对早期肺癌患者采取“重拳猛击”的策略，力求在初始治疗阶段就彻底杀灭肿瘤或将其局限在手术可切除范围内，从而实现患者无复发生存期的延长。这是我们外科医生对早期肺癌治疗的期许与努力方向。

肿瘤瞭望：在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实践中，如何平衡疗效与安全性？信迪利单抗在真实世界应用中的表现如何？

闫小龙教授：如今，免疫治疗药物日益丰富，特别是在中国，PD-1、PD-L1 类药物的研发管线极为庞大。这些药物不仅为全球肺癌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研究者开展临床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实践中，面对如此众多的药物选择，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药物的疗效是否确切，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要关注是否存在批次效应差异，即不同批次药物间疗效是否稳定一致。其二，药物的安全性，尤其是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发生情况。若发生3~4级及以上的irAEs，处理起来会相当棘手，对于外科医生而言，由于相关经验有限，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对药物的安全性格外关注。

就疗效而言，我们中心进行了大量的倾向评分匹配（PSM）分析。以信迪利单抗和K药（帕博利珠单抗）为例，我们在围手术期治疗中，对上百例患者进行了匹配分析，结果显示在pCR这一关键指标上，两者并无显著差异。同样，对于其他药物间的比较，如替雷利珠单抗、卡瑞利珠单抗与K药、信迪利单抗，我们也未发现疗效上的明显区别。因此，从疗效角度难以明确判定某一药物更优，难以作为药物选择的唯一依据。因此，在真实世界的药物选择中，AE事件的发生几率成为我们主要的考量因素。目前来看，信迪利单抗保障疗效的同时，AE事件发生率相对较低。据我们观察，其3级及以上irAEs的发生率在4%~11.9%之间，这一数据极为可观，显示出极高的安全性。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在我们之前开展的四联疗法临床研究中，为最大程度降低AE事件风险，我们选择了信迪利单抗作为配伍药物，从而有了TD-NeoFOUR研究。该研究最终结果显示，超过90%的患者顺利完成了手术，且整体3级AE事件发生率并不高。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发表在STTT杂志上，除了疗效显著外，安全性出色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我期望信迪利单抗能够在更多升阶治疗中展现其价值。同时，我也希望在临床研究中，我们能够更加密切地关注AE事件的发生情况，也期待外科同行不断提升自身在AE事件的把控与治疗方面的能力与水平。

来源：肿瘤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