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原与蔡元培交往考述——以民俗学的追求为视点

摘要：江绍原（1898-1983）祖籍安徽旌德，长于北京。少年时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 191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中断学业回国。1917 年改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与其他旁听生青年相比，江绍原复杂的求学经历使他形成较为开阔的人生视域，日后能以更理

江绍原（1898-1983）祖籍安徽旌德，长于北京。少年时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 191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中断学业回国。1917 年改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与其他旁听生青年相比，江绍原复杂的求学经历使他形成较为开阔的人生视域，日后能以更理性的态度检视北京大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自青年至中年，从旁听生成长为学者过程中，在北大担任教职几经起落，江绍原对自己与北大关系能持有具有主体性的反思与审视。

在五四运动中，江绍原是北京大学游行学生三个总代表之一，据罗家伦回忆，“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1]。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时，罗家伦还目睹“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1]。江绍原是运动中遭拘捕的北京高校 32 名学生之一，校长蔡元培曾联合其他学校与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学生。江绍原因此颇受瞩目。1919 年 5 月 7 日，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给胡适信中特别提起“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2]。

1918 年 10 月，江绍原与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同年 11 月，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蔡元培于 28 日至 30 日在中央公园组织了一场讲演会，参加演讲的除了李大钊、徐宝璜、陶孟和、陈启修等老师外，还有学生代表江绍原。江绍原的演讲题目是《协约国之胜利为中国文化之胜利》，连载于《北京大学月刊》。江绍原在文中提出：“无论谁都应该爱，无论谁都不应该伤害，对无论谁都必须讲仁义，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神。”[3] 并认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人道主义：“德国现在既是一败涂地，它所代表的国家主义自然也是一败涂地，协约国既完全得胜，我们所代表的人道主义自然也是得胜。”[3]

1920 年 5 月，爱国商人穆藕初（穆湘玥，1876-1943）致信蔡元培，钦佩其执掌北京大学后的教育改革和办学理念，感喟于“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4]，故提出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奖掖优秀学子留学欧美，蔡元培欣表同意。7 月1 日，穆藕初将该信以及拟就的奖学金简章发表于北京《晨报》，简章第三条提出，“由穆君委托蔡孑民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派选之，并请胡适之、陶孟和、蒋梦麟三君为助理”；第四条提出：“选派学生不拘年岁、籍贯，除学术、体格之外，能力与道德兼全者，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4] 蔡元培等人受此委托后，当即从在校生中选出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五人作为首批资助学生。

不久，蔡元培读到江绍原的佛学研究长文《大方广圆觉经的佛法》，因出自如此年轻的学子之手，深感其难得，将之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1920 年第 1 卷第 7 号。该期共刊发九篇文章，此文排在首篇，第二、三篇是马寅初《格来森法则（Gresham’s Law）之研究》、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续）》。蔡元培向穆藕初力荐江绍原，为其争取“穆氏奖学贮金”资格。上海《申报》特予以报道：“兹复有北大学生江绍原君，前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大学，后又转入北京大学肄业，今年再将渡美。江君好学深思，研究印度哲学，月前曾著《大方广圆觉经》论文一篇。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读之，大为佳许，登诸大学月刊第九期。穆君闻江君好学，特于五万贮金以外，助美金二千五百元，为江君学费，以便与五君同时放洋。”[5]（此处的“第九期”有误，应是第七号）

1920 年秋天，江绍原再度赴美，去往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专业，正是他当时的学术志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时，他先后发表了《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北京大学月刊》1919 年 2 月第 1 卷第 2 号）与《宗教与人生——再论研究宗教学之紧要》（《北京大学月刊》1919 年 4 月第 1 卷第 4 号）。1920 年 7 月，还在上海中华书局自费出版了他的首部宗教学专著《乔答摩底死》，胡适为之作序。

1921 年 2 月 15 日，入读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家伦致信蔡元培，讲述他们这批全部赴美学子的近况：“同来诸人段锡朋、周炳琳两君在纽约（东美）哥伦比亚大学，汪敬熙君( 东美）在约翰哈蒲金大学，江绍原君 ( 中美）在芝加哥大学，康白情君在加利福尼大学，都很好。”[6]同年 2 月 19 日，江绍原在给蒋梦麟和胡适的信中首先写到“前几天我已将《大方广圆觉经的佛法》的二续稿寄给适之先生”[7]，可见该稿很受几位师长的重视。《大方广圆觉经的佛法（续）》在《北京大学月刊》1922 年 2 月第 1 卷第 9 号登出。

1921 年年初，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以及学术机关情况。6 月23 日到达芝加哥城， 26 日日记记载与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聚餐：“大学教育科留学诸君约早餐，程君（其保）主席，座有江君绍原。”[8] 除了主持者程其保，仅列举江绍原一人，可见对其印象深刻。

“穆氏奖学贮金”资助只有两年，到了1922 年春夏之际，江绍原将要结束学业回国，但他仍想继续在美学习，故托请乡贤，时任安徽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的江辛致信胡适和蔡元培，觅求他途维持学业。5 月 4 日，江辛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前年舍弟绍原承介绍，取得穆湘瑶（玥）氏遣送留美学生半费。现在芝加哥大学哲学院及比较宗教学院正式研究，但穆氏学费只供给二年，不另设法，必将枵腹，不能以资深造。家贫，无产可卖。只得具呈皖教育厅，求补公费。官厅非得大力者介绍书决难批准，拟求先生偕胡适之先生同赐一函，俾持呈杨莘耜厅长，或者可以拟补一名公费，舍弟可以学成回国，教育界添一有力量分子，社会上亦加增一分改造能力。皆先生等培植后进之功，不独身受者感谢无既而已。适之与舍间有瓜葛之亲，已另函奉邀。”[7]

所谓“瓜葛之亲”即胡适夫人江冬秀与他们同宗。江辛同一天给胡适的信与此信内容基本相同，但透露了请求联名致信的原因， “不过官费向例，不得名流介绍书，是不能批准的。望垂念绍原的是人才，邀同蔡孑民先生（另有信给蔡先生），联名发一切实信与杨莘耜厅长”。[7]

江辛致蔡元培信见于胡适藏信中，系蔡元培所转。两人应是出手帮助，江绍原此后获得安徽省教育厅官费资助继续学业。但这项公费只维持了一个学期。1923 年初，江绍原的生母江佩萱写信给江亢虎，托其再向蔡元培和胡适求助。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系江绍原同父异母兄长，社会党创始人。1922 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1 月 15 日，江亢虎在给江佩萱的信中说：“奉谕当即往访蔡、胡两君，晤适之谈及二弟事，据云弟已毕业，应早回国。北大现拟聘为教授，月薪二百余元，已发专电，悉未得达。”江亢虎让江佩萱“电促归来就职，此需以资，北大亦可汇寄也”[7]。2 月 6 日江亢虎给江佩萱的信中谈到再访蔡、胡两君，但因北京大学学潮，两位先生南下，未得以见。

江绍原与夫人朱玉珂在八道湾

3 月 19 日，江佩萱给胡适信中说：“小儿绍原于今病在美国，专候回国川资。教厅公费无着之后，亢虎四处奔走，说蒙先生慨允，为回北京大学预支六百元。”[7] 可见，此时安徽省教育厅公费停发已有一段时日，胡适为江绍原从北大预支了回国经费，江佩萱写信正是为了询问经费落实情况。

1922 年下半年，江绍原自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去往意林诺（今译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1923 年 3月 15 日，《北京大学月刊》刊发了《江绍原君致校长函》，信末标注写于 1 月 26 日，是一封拒绝信，是对蔡元培邀请回北大执教比较宗教功课的婉拒：“先生垂青于学生及学生所习的科目，是学生应该称谢的。但是学生反躬自问，实在没有回国的勇气，更没有到大学里来的勇气。”[9] 表示自己还需深造：“若此刻回国，差不多前功尽弃：所要用的这些书籍，在中国实不易得。”[9] 该信开头还写道：“去年十月中旬，由芝加哥转到尊电。”[9] 可见，蔡元培是在江绍原毕业前后发电报到芝加哥大学的，但江绍原收到转电时人已在新学校。江绍原在信中还谈到宗教学在中国发展滞后，他有志于投身此项冷门学问——而这或许正是蔡元培公开发表此信的目的。

如此看来，北京大学在江绍原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时便电促其回国，但他在获得安徽省教育厅官费资助后，自己去往意林诺大学学习。在短暂的官费资助结束后，他极有可能是依靠胡适所预支的北大回国经费才勉强完成学业。1928 年 11 月，江绍原在《关于觉非君的佛典译名》中嘲讽留学公费的不公：“那次出国前，承穆藕初先生允供给两年的学费。两年以后如何，真是一点把握没有。请求补公费，我知道是无望的，因为我并不是什么阔人的子弟，女婿，或小舅子。”[10]

1923年夏天，江绍原结束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此时他年仅 25岁。胡适日记 9 月 20 日记载：“江绍原来谈。前天我想起黄树因不幸夭死，钢和泰先生的《古印度宗教史》无人翻译，故写信给绍原，请他做钢先生的助手。今天他来，竟答应了。我非常高兴。绍原为亢虎之弟（不同母），而绝不似其兄。他专治宗教史，拟在北大设两科，一为宗教史，一为宗教与哲学。他说，哲学皆与宗教有关，世界哲学系统，或为辩护某宗教而产出，或为反对某宗教而产出，其为有关正同。此意甚是，西洋印度自不必说，中国亦复如此。”[11] 钢和泰（1877—1937）系爱沙尼亚梵文学者，自 1920 年在北京大学教授梵文与印度宗教史。江绍原在哲学系就读时，应该上过钢和泰的课，从与钢和泰的渊源关系这一侧面即可看出他早年宗教学研究的发生背景。江绍原在胡适引荐下，或曾担任过钢和泰的助手。

1923 年底，江绍原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发表《宗教史的研究》，以《宗教通史》课程老师身份亮相。文章说明此课程的意义以及内容等，开头写道：“北京大学今年第一次添设宗教史的功课。在时间上说，大学比教会迟走一步，在精神上说，大学比教会学校或者更有成功的希望。”[12]

在《江绍原君致校长函》中，江绍原曾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未抱过高期待，甚至做好了毕业后当中等学校教员的打算：“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中等学校教教英文、名学等初级功课，于心足矣。”[9] 短短几年间，就获得了从旁听生到教授的身份转变，根本在于其孜孜向学的勤勉坚定，但也少不得蔡元培的慧眼识英才。从《宗教通史》开始，江绍原在北京大学还开设了《英文哲学选读》《基督教史》等课程，都是开创性的教学。此外，他还参与了研究所下属的国学门工作。1917 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1922 年，国学门成立，沈兼士担任国学门主任。国学门下设歌谣研究会、方言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江绍原后来接替张竞生担任了风俗调查会主席。

在登上教坛同时，江绍原也活跃于文界，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频频发文，并在 1924 年底，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创办《语丝》，在教学之外，通过写作手段开展知识与文化生产。尤其是自1925 年，他与周作人在《语丝》等地开展关于“礼”的探讨，发表被他们戏称为“礼部文件”的迷信礼俗文章，构建富有现代意义的新型学问，彰显出他作为五四后新一代学人的崛起，以及积极在文化界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

1927 年春，江绍原决定离开北京，应鲁迅邀约到中山大学任教，原因是时局动荡，他长期遭遇欠薪。在《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以下简称《发须爪》）自序开头，江绍原在介绍成书背景时有所披露：“从前年年底起，我教书的一个国立大学毫不含糊的大欠薪，欠薪本是常事，但那时是开始大欠。我是全靠那一种收入维持生活的，而况前年因某故脱了半年的薪金；饱暖既成了问题，我只得毫不含糊的大旷课。”[13] 序文自注写于“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将赴广州”，所谓“一个国立大学”便是对北大的影射，可见自 1925 年他便遭受欠薪困扰。所谓的“因某故脱了半年的薪金”指的是 1925 年他往武昌大学讲学半年时曾遭停薪。

《发须爪》初版封面

4 月初，江绍原到达中山大学，被委任为英文系主任，他对校方安排的教授英文类课程并不满意，因鲁迅劝阻方留下。随即因顾颉刚来中山大学，鲁迅愤而辞职，江绍原决定等到暑假也作此打算。7 月初，江绍原赴妻子朱玉珂杭州故家，暑期尝试在杭州和南京等地谋职不成，对中山大学的续聘颇为犹豫。迷惘中，他自杭州给蔡元培写信求援，并预留了中山大学地址。蔡元培 8 月 25 日日记记载：“江绍原，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大学号房。”29 日，蔡元培回信中写道：“前得本月六日函，即在杭沪宁三处留意，而目前竟无可以推荐之处，必不得已姑且仍往广东广州中大。”[8] 因此，蔡元培建议江绍原“践约”返回中大，但也表示“如有适当之位置，再当奉告”。该年 8 月，国民政府在多地成立研究院，并统一以“中山大学” 命名，因此蔡元培在信中特以“广东广州中大” 区别称呼。

9月底，江绍原回到广州，27 日在给周作人信中抱怨校方不能让他“专心作自己的研究”以及教“愿教的书”[14]，让他尤为不平，可见还是与上半年同样的问题。但他并不气馁，仍在中山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课程《迷信研究》。

同一时间，蔡元培在为江绍原留意“合适之位置”。1927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新政府成立大学院，代替原教育部及教育行政委员会。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回忆道，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15]。1928 年 10 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恢复原教育部旧称，“特约著作员”改为“特约编辑”，但他在回忆中仍以前者称呼鲁迅等首批人员。除他回忆中所谈的三人外，同期还有马夷初和江绍原，五人成为首批特约对象。江绍原在其中资历最浅，虽在留学前后出版过《乔答摩底死》《实生论大旨》《宗教的出生与长成》等宗教学著译，但这一研究在当时影响极为有限。

从五人聘任前的学术贡献来说，前三位在当时已蜚声学界。吴稚晖是政界和学界名流，不仅有《国音字典》这样的奠基性编著，还主编教材《新中华教科书国语读本》《新时代社会教科书》，另有《朏盦客座谈话》《吴稚晖学术论著》等；马夷初从事国学研究，著有《古书疑义举例札迻》《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庄子札记》《庄子义证》《古书疑义举例三补校录》《老子覈诂》等；李石曾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述虽然不多，但具有开拓性，早在 1907 年留法时，便以法语撰写《大豆的研究》（Le Soja），另有《法兰西教育》《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狱中与逃狱》等。周豫才（鲁迅）虽以文学创作闻名，但学术上也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出版，且在北大等学校开设的此类课程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口碑。江绍原的获聘与蔡元培的帮助不无关系，是师生之谊在危机时刻的显现，抵御了社会负荷下的个人命运挫败。

获聘特约著作员让江绍原拥有一份稳定收入，能蛰居杭州专心著述。特约著作员职务赋予江绍原弃教从学的合法性位置，为他提供了以学人身份开展知识生产的基础保障。他选择投身治学，并非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试图从学问世界中寻求人生价值，在动荡时代重塑自我。1928 年 3 月，开明书店出版《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这是他履新职后的首部学术著作，也是其学术成名作，由周作人作序，钱玄同题写书名，出版后在文化界引起较大反响。

笼罩在动荡时局和战争阴影下的北京大学校情涣散，几度更改校名。1927 年 8 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将之与八所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此前在 1926 年 6 月，蔡元培已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28 年 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国民党政府仍沿用九校合一，改“京师大学”为“北平大学”。1929 年 1 月，北大学生开展复校运动，国民党教育部被迫改校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6 月，复校运动成功，北京大学校名恢复。1929 年秋，江绍原为重回北京，决定再回北大哲学系任教，但此次北大方面只给他讲师身份，这让他不免有待价而沽的尴尬，9 月 27 日在给周作人信中说：“我是为北平而来，不一定为北大也。”[14]

蔡元培在回忆中说明特约著述员所聘对象是“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江绍原因同时担任特约编辑和任教北大，遭教育部取消特约编辑费通知。1929 年 12 月16 日，江绍原在给周作人信中说：“日前得教育部秘书处来书，以原在北大任职为理由，通知停发特约编辑月薪。此事糟极，已去函呼吁，声明愿辞北大教职，或只授课而不支薪，不知有无效果也。”[14] 此时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陈百年也帮助致信教育部代为解释，事情才得以平息。

1930 年夏，江绍原在结束北大的春季学期授课后，于待聘时给蔡元培等人写信，该信以《给蒋蔡陈张四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抬头以孟麟部长、孑民校长、百年代校长、真如主任称呼，即蒋梦麟、蔡元培、陈百年、张真如（哲学系主任）。1929 年 9 月，蔡元培应北大师生呼声，兼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一直未到校，以校长遥领制度受任，后来国民政府取消这项制度，他于一年后辞职。江绍原写这封信时，蔡元培仍在名义的任职期内，故信中称其为校长。

江绍原向四位师长汇报了在北大担任的《宗教史》和《礼俗迷信研究》两门课程情况，以及后续计划，“想在一学年内，为第一种功课译完（选定 Goouge Poot Woore 的 History of Religions，两册），第二种功课则想把我年来从各种新旧文献看到的中国古代各种迷信言行之纪载，辑成一个分类而略加按语的长编”[16]。此时两门功课讲义没有完成，实际上课程内容也没有结束，江绍原在信中表示，“如北大方面续聘，即当以上拟之稿作讲义，并设法于下学年内将该两种功课结束”[16]。1930 年秋季，江绍原获得续聘。

鲁迅日记记载最后一次收到特约编辑薪金是在 1931 年 12 月，学界对鲁迅担任这一职务结束时间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该年底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裁去。鲁迅1932年3 月2 日致许寿裳信中内容可作为佐证：“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17] 此时鲁迅被裁已成定局，或许蔡元培在同一时间也为江绍原“设法”过，江绍原的被裁至多与鲁迅同时。

1931 年夏，江绍原再次面临北京大学续聘问题，因听闻北大方面只愿给他“本科钟点” 身份，他选择离开，秋季转到孔德学院等校任教。在教界的挫败感强化了他对职业身份的认知，1928 年12 月6 日，在特约编辑任满一年时，江绍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总结说：“自问对于‘教书’素无兴趣。特约编辑之职，据说也还稳固，虽则薪金不多，名义不崇，intensity 和 develop 自己的新旧兴趣的自由，倒并未剥夺。”[14] 他渴望从事少人事干扰的研究工作，以在乱世中以著书立说为个人抉择。

同一时间，蔡元培离开北京，定居上海。1934 年 1 月 1 日，蔡元培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讲述自己自民国五年接教育部令赴任，至十六年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的校长生涯，回顾了他的治校历程与办校理念。在学生培养上，蔡元培提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18]，这个观念便是注重学术。他在到北大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18]。在五四运动时，虽然他一面营救与保护学生，但一面又表示“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18]。此后，他还撰文通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劝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

以此透视蔡元培与江绍原的关系，可以理解他对江绍原的赏识与关照根本在于江绍原在人生每个阶段对于学术的孜孜以求，从旁听生成长为新一代学人，践行了蔡元培的学生培养理念。在学术实践上，师生二人也有相同的治学方向，蔡元培作为中国最早的迷信风俗研究者，曾翻译《妖怪学讲义录》，对江绍原的治学方向发展也有所启发。1927 年4 月至6 月，江绍原在中山大学讲授《迷信研究》课程时，形成《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课程讲义。他在第三章中写道：“迷信学科，世之所无。我们写这一章前一天，才看到日本学者井上圆了著、蔡元培校长译的一册《妖怪学讲义录总录》（未载原著刊行年月，译本有杜亚泉序，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妖怪者何耶，其义未定，或曰幽灵，或曰精凭，或曰鬼魅，或曰狐惑，或若阴火，若神光，若奇草，若异木，是皆妖怪之现象。’从序言头一段中这几句话以及其后所举的妖怪种类（见下）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谓妖怪大致与我们所谓迷信同义。”[19]

1932 年 4 月，江绍原加入由沈尹默主持的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1935 年 3 月，《现代》杂志刊发《两个文化机关》一文，预告该会的最新出版计划，第一个就是“江绍原君所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此书为著者对于中国古代宗教与文明研究的一大贡献。研究之中心点乃在旅行者如何运用宗教和法术的方式应付其所遭遇的一切自然和超自然的艰难。全书都四十余万言，第一分册约有十万言，已付排印；此书另有法文本，由范任君担任翻译，并由法国铎尔孟君细心校阅译稿。此种工作，是开国际学术合作之风。”[20] 所谓“第一分册”，江绍原在该书序言开头解释该书“只是一部尚未十分完成的书先行发表之第一部分。”

该书初版全称《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由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印行。次年 3 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由范任（FAN JEN）翻译的法文版 LE VOYAG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作为学者的江绍原的治学是从宗教学开始的，但却以民俗学闻名于世。《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是江绍原继《发须爪》之后的又一民俗学术力作，其通过中法两种语言获得传播可从蔡元培那里看到。1936 年 1 月 15 日，蔡元培在日记中记载：“阅江绍原君所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8] 未提来源，不知是否江绍原所寄。1939 年 11 月 24 日，身居香港的蔡元培在日记中记载当日所拆阅的邮件，其中有：“江绍原所编《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册由范任译法文，受法国方面欢迎，寄我一册。”[21] 似是法国方面所寄来的。此时离蔡元培离世只有三个多月，重病中的他看到江绍原的学术成长应有安慰。

从北京大学旁听生成长为杰出的民俗学者，江绍原在求学、教学与治学等活动中，跻身于新一代学人序列。时代阵痛造成其人生浮沉，引发他对个体命运与自我位置的认识与抉择，他在人生忧患中始终秉承蔡元培的治学理念，潜心向学。江绍原与蔡元培交游往来映射了 20 世纪上半期知识界世相，也成为北京大学学人成长镜像之一管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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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记者 . 二实业家加派留学 [N], 申报 ,1920- 09-20.

[6] 罗久芳编著 . 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 [M],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5。罗家伦落款为“学生家伦谨上二月二十五日”, 编者作注“此信为 1920 年”, 笔者依据罗家伦等人出国时间考证 , 判定该信写作年份应为 1921 年。

[7] 耿云志主编 .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25[M], 合肥 : 黄山书社 ,1994.

[8]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 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 [M],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9] 江绍原 . 江绍原君致校长函 [J], 北京大学日刊 ,1923(1188): 第 1-2版.

[10]江绍原 . 关于觉非君的佛典译名 [J], 贡献 ,1928(9):31-32.

[1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 . 胡适日记全编 4[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