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两天在《六安文史资料》上翻到一篇有土匪李老末劫掠六安的文章，便试图查一下李老末的相关资料，可惜在其老家禹州（另一说为鲁山）文史资料上也没刨到(《禹(县)州文史资料》手头缺第6、7辑)。仅在安徽各地文史上见到零星文章，未见到完整的记录与介绍(相对白朗、老洋人）

引子

＃本文摘自《中国近代土匪史》(2012年4月)，作者吴庆，原标题《从〈申报〉舆论看1922年河南匪患》

这两天在《六安文史资料》上翻到一篇有土匪李老末劫掠六安的文章，便试图查一下李老末的相关资料，可惜在其老家禹州（另一说为鲁山）文史资料上也没刨到(《禹(县)州文史资料》手头缺第6、7辑)。仅在安徽各地文史上见到零星文章，未见到完整的记录与介绍(相对白朗、老洋人）。

土匪劫掠烧杀手段之残暴，堪比外来侵略者。当时鲁豫之所以土匪遍地走，实乃天灾人祸，人祸更甚——群龙无首、军阀混战、官逼民反、民生凋敝。中原腹地，强人逐鹿，怀璧其罪。

正文

土匪是民国时期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河南是重匪区之一，1922年河南匪患尤其严重。1911-1914年河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之后河南匪乱不断，在1922年老洋人起事后，河南匪乱达到一个高峰，“河南匪患之猖獗，可谓以达极点，小股数十人，大股数千人，攻城略地，所过一空，鲁山、鹿邑、扶沟等地相继失守，各县受蹂躏者，几乎无一村得免。”（原注：《河南匪势猖獗》，《申报》1922年8月26日。）学界对河南土匪的研究颇丰，赵福如的《民国时期豫西土匪的发生与演变》较全面地分析了豫西的土匪。在相关的专著中，吴惠芳著《民初直鲁豫盗匪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12月版）、贝思飞（PhilBillingsl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版)、邵雍著《民国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主编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苏辽著《民国匪祸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提及了民国时期河南的土匪问题。

本文主要是从《申报》舆论出发，以1922年河南匪患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这年河南匪患的个案分析，以实现对军阀时期之匪患问题的一点认识。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政治制度由传统转向现代，伴随政治巨变而来的是政治腐败、内乱不断。土匪作为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乘机兴风作浪。1922年河南匪患极其严重，不仅席卷河南省，连周边的安徽、湖北、陕西等也深受豫匪之害。土匪洗劫城市、焚烧村寨、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破坏铁路、绑架外侨、引起国际纠纷，从而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申报》在1922年对河南匪乱的报道就达112条，相关文章中频频可见“匪世界”、“匪势猖獗”、“匪祸扩大”、“豫匪糜烂”、“匪氛复炽”等词句，以至当时人惊呼：“豫匪乃近日中国最大之患也。”（原注：《豫匪》，《申报》1922年10月31日。）

河南土匪以股为单位，小股数人，大股成百上千，如匪首老洋人（原注：老洋人原名张庆（1886-1924），河南临汝人，参加过白朗起义，1922年成为河南最大的土匪头目）“部下有三十余股，每股近千”（原注：《开封通信》，《申报》1922年12月2日。）。河南土匪虽多，但最大数目土匪却只有三股，“一日老洋人，一曰魏老飘，一曰李老人，此三股各有数万人”。除此以外，还有“舒得和、韦凤岐、冯黑脸、陈青云、张得胜、吴大脚、张大麻等，则各有二三千人不等。”（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

与传统社会的匪乱相比，1922年的匪患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土匪数量众多，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全省土匪数量惊人，“杆首与其从并计，决不下十六七万”（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土匪出动进行劫掠时，动辄成千上万，如6月17日，“有土匪三千人，侵犯鹿邑，大肆抢掠”（原注：《河南鹿邑之匪劫》，《申报》1922年6月20日。）。又如“于10月27日夜，集众万余人，袭攻京汉路。”（原注：《豫匪袭攻京汉路情形》，《申报》1922年11月2日。）

传统的土匪大都使用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而此次豫匪武器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土匪大都武器精良，富有战斗力，豫匪“均是溃匪为中坚，颇谙战术，其所携枪械，亦甚犀利”（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经常击败官军。如汴匪人数“约数万人，均枪械完备，故官军往剿，每每不利”（原注：《不可收拾之汴匪》《申报》1922年9月9日。）。土匪与官军在西平一带激战时，“匪众均携有大炮、快枪”（原注：《豫匪袭攻京汉路情形》，《申报》1922年11月2日。）。土匪进攻鹿邑，冯玉样的二十一旅“就近赴援，不意一战即败，鹿邑一役，竟伤亡冯军七百余人，冯玉祥无奈，主张收抚”（原注：《豫局未可乐观，冯玉祥其如匪何》，《申报》1922年7月28日。）。

第二，匪祸波及区域广，匪势猖獗。从3月份老洋人部队哗变后，与土匪勾结，仅数月时间，席卷全豫，“豫匪猖獗极矣，破上蔡项城，围沈邱、固始、商城，屠岳县、正阳，陷新蔡，攻罗山，围确山、西平、遂平，据驻马店，扑汝南，窥南阳，出堰城，人许宛，绕河北，风声所播，全国震骇，声势浩大，直驾白狼而上之。此外，安阳、叶县、林县、鲁山、临内黄河南北岸，郑州西南隅，离城七八里，即有股匪，甚至巡抚署驻扎地之洛阳无不有土匪出没其间”，甚至“吴佩孚住宅，前日（11月30日）亦被匪抢”（原注：《开封通信》，《申报》1922年12月2日。）。即使在开封、郑州、洛阳等驻有重兵的所谓形势森严之地，“乃离城数十里或十数里，即有许多匪徒，敢于聚众抢劫”（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这年的河南“实不敢谓何地有匪，何时有匪，实言之遍地皆匪”（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

除了为祸河南之外，豫匪还对临近省份进行了劫掠。7月，老洋人率部直扑潼关，转战豫陕边界，豫匪流窜到陕边时，土匪“愈战愈多，闻有七八千，皆快枪、钢弹，势甚凶猛”（原注：《豫匪窜扰陕边》，《申报》1922年9月10日。）。11月1日，攻陷皖北重镇阜阳及周边地区，安徽督军马连甲来援，方始撤出安徽。

第三，匪祸破坏性巨大。这一年，匪事猖獗，焚烧杀掠，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土匪每到一地，便将当地洗劫一空。《申报》认为：“此次匪祸之惨，为从来所未有，该匪所过之地，房屋尽付之一炬，妇女奸淫必遍，如有抵抗情形，即杀戮无遗……为祸之烈，殆十倍于白狼也。”（原注：《河南匪祸扩大》，《申报》1922年11月18日。）土匪占领鲁山后，“人城即分队执炬肆行抢掠，大街各商店，变成屠宰场，人民苟略作抗拒，即被杀戮，其间将金银即贵重物品藏匿者，备受种种酷刑，率将藏匿之处供出始已，且事后复多被杀，匪众凡遇不能携者，悉付一炬。”土匪洗劫后，“城内一片瓦砾，街中多有未殓之尸，家家哭声相闻。”（原注：《河南鲁山之匪劫》，《申报》1922年6月22日。）土匪洗劫上蔡县时，“凡男子在五岁以上尽行杀戮，女子在十二岁以上尽行掳去。”（原注：《河南匪祸扩大》，《申报》1922年11月18日。）阜阳遭匪劫之前，“地方素称繁盛，人烟稠密”，遭到土匪劫掠后，“城内瓦房仅剩四五家”（原注：《豫匪退出皖境续闻》，《申报》1922年11月15日。），损失达千万。土匪的破坏性极大，以至当时《申报》认为：“所谓嘉定屠城，扬州十日之惨，殆几类之。”（原注：《河南匪祸扩大》，《申报》1922年11月18日。）

河南土匪的并不和传统的土匪一样仅局限于掳掠财物，还通过破坏京汉铁路来向政府要挟。10月27日夜，土匪占领“遂平、西平、临颖等五个车站，并将遂平、长葛之八百四十七号铁轨，拆毁十数段，京汉交通，遂以中断。”（原注：《豫匪袭攻京汉路情形》，《申报》1922年11月2日。）京汉铁路作为民国时期南北的大动脉，中断以后损失巨大。

第四，大肆绑架勒索，甚至绑架外侨，引起外交纠纷，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河南土匪充斥，遍于全境，绑票华人已是司空见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还毁坏教堂，绑架外人。土匪在劫掠鲁山后，“教会所有房屋，悉付一炬，册籍全毁，教民惨遭屠戮，亦有被掳勒赎者。”（原注：《河南鲁山之匪劫》，《申报》1922年6月22日。）老洋人的土匪部队在转战中，绑架了英、美、法、意、瑞典五国人，“先后有十四人之众”，在外国侨民中引起了恐慌，“豫中西人莫不人人自危，鸡公山美人及瑞典人所设立学校校员、学生遁避一空，有悉至汉口者。”（原注：《豫匪掳掠外人》，《申报》1922年11月15日。）豫南外人多杂难民中逃回汉口”（原注：《豫南匪祸与侨汉外人》，《申报》1922年11月19日。）。土匪向吴佩孚提出要求，“笱不立行停追媾和，即将蹂躏全豫，并杀戮所掳外人，引起国际交涉。”（原注：《豫匪西人被掳之近闻》，《申报》1922年11月5日。）土匪绑架外人给帝国主义提供了侵略的口实，11月18日，英、美、法、意、瑞典五国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要求将豫皖境内被掳之西人，限一星期内全数救出，”该书“措辞异常严厉，大足以损害中国国家之尊严。”（原注：《五国公使提出严重警告》，《申报》1922年11月5日。）当各国公使开会时，甚至有公使主张“由各国自行调动军队，前往豫省剿匪，而于各大商埠极其他凡有外人旅居之都会市镇，概行增添外国驻军以为外人生命财产保护”（原注：《河南匪乱引起外交》，《申报》1922年11月20日。）。五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抗议中国政府之不能保护外国侨民，且指明此等情形对于中国政府之名誉，有非常之损害。”（原注：《外团将派员赴豫查匪案》，《申报》1922年12月6日。）五国并派遣委员会赴豫调查河南匪案。当时有人哀叹：豫匪“使河南受辱，中国蒙羞，治外法权之废止，将延缓至不知几何年之后”（原注：《英报痛论中国匪乱》，《申报》1922年12月16日。）。

第五，土匪在政治上提出了口号，编制上出现了正规化倾向。张庆起事以后，打出了“建国军”的旗号，并提出了要“杀尽人间贱丈夫，拥兵卖国尽伏辜；从新建设真民国，共富均田护版图”（原注：转引自邵雍：《民国绿林史》，第12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反映了张庆反对北洋统治，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土匪由于大部分是溃兵组成，队伍的组织上也模仿正规军的编制，如土匪任某、张德胜“自称巡阅大使、检阅大使”（原注：《北京电》，《申报》1922年11月16日。），河南西部的土匪“动辄三万五万人一股，其中尚有师旅团长之编制”（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这说明民国土匪比传统土匪军事素质大大提高，这也使政府军的征剿更加困难。

第六，大部分土匪都把接受招抚作为最终目标。作为一般匪众而言，接受招抚可以获得种种好处：有了稳定的军饷、军服和生活环境，安全也有了保障，抢劫的财物也可以挥霍掉。对于匪酋来说，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官衔，并使权势合法化，因此土匪都不遗余力地追求被招抚。豫匪在迫近洛阳时，向政府书信一封，称“中国不幸，祸乱频仍，权利不均，迫兵为匪”，要求招抚，同时提出条件：“编成正式队伍，常驻汴西，官兵饷俸，概须仍旧”，并威胁道：“如不蒙纳，勿谓蜂蛰之无毒也。”（原注：《不可收拾之汴匪》，《申报》1922年9月9日。）土匪绑架外侨，也是为了藉此以求政府招抚，编为正式军队（原注：《豫西教士被掳之情形》，《申报》1922年11月9日。）。

1922年河南成为“土匪王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自然灾害不断，政府救济无力，部分灾民落草为寇。“1921年到1922年的华北灾荒是数年来洪水和干旱交替出现的高潮，数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贫困不堪，这是农村经济脆弱的典型悲剧。”（原注：[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然灾害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中的年轻人多数“不是去当兵就是去当土匪”（原注：[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当时河南民风犷悍，民间并不以为匪感到羞耻，甚至“其不肯为匪者，妻室恨其儒，其肯为匪者，父老夸其能。”（原注：[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军阀混战、溃兵为匪是河南匪患猖獗的重要原因，河南土匪大部分来源于军队。匪首老洋人“曾充灵宝县马兵，”其参谋丁宝成曾经担任“灵宝县副领官，后充任郏县武装警察队长”（原注：《外侨出险与老洋人投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6日。）。豫匪大部分由赵倜、宝德全的溃兵形成，赵倜的旧部被击散后，士兵人都“身无分文，又无可谋生，遂不得不流为土匪”（原注：《五国公使提出严重警告》，《申报》1922年11月5日。）。冯玉祥枪毙河南军阀宝德全后，“宝部与赵部，更散而为匪，豫省之匪患乃日益猖獗。”（原注：《豫西教士被掳之情形》，《申报》1922 年11 月9 日。）这些兵匪获得了军阀的大量武器，如“归德军署所存枪弹，一律为该溃兵掳去”，其匪众“大炮、机关枪俱全”（原注：《豫局未可乐观，冯玉样其如匪何》，《申报》1922年7月28日。）。因此这些兵匪难于剿灭，“河南土匪最多最悍者……多是宝、赵遣散旧部，与军队多通声气，故久久不能平息。”（原注：《河南之兵匪患》，《申报》1922年11月6日。）

兵匪一家也是河南土匪猖獗的一个原因，土匪进攻项城时，“为时仅一小时，城内卫队即响应……匪去后，县衙卫队八十名全数携枪械随匪而去，无一留者。”（原注：《河南匪祸扩大》，《申报》1922年11月18日。）有时兵匪难分，亦兵亦匪，当时外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之腐败，实不堪言状，非但不能制止匪患，且有时亦肆抢掠。”（原注：《外人述豫西匪患》，《申报》1922年11月26日。）

第三，军费浩大，官逼民反。冯玉样在1922年5月任河南督军后，滥支军费，“赵督时代，军饷年度不过三百余万……今则比赵督时饷额每年又增加三百多万”（原注：转引自邵雍：《民国绿林史》，第1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河南人民不堪负担。张庆于是打起“建国军”的旗号，以打富济贫为号召，吸引了不少农民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

第四，军阀们多保存实力，坐等匪大。老洋人举事之初，破扶沟等县后，盘踞在鲁山、汝州一带，河南军阀如胡景翼、靳云鹗、刘振华、曹世英、田维勤等派系“挣谋扩充军旅，派员四出，一面收索枪械，一面与各匪接洽磋商收抚条件”（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各派军阀都无心进剿，为扩充实力，反而极力拉拢土匪，“当时各处股匪中均住有招抚委员数人，甲许各头目以团练，乙许各头目以团长，条件互异，竞争激烈，各匪如入山阴道上，莫知所从。”（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军阀对土匪拉拢不及，何谈剿匪，只能坐等土匪羽翼丰满。另一方面，军阀之间互相排挤，玩匪为患，“当冯玉祥秉政时，各将领因不满冯氏，大家多又手不肯收拾剿灭，藉以困冯，冯既已去，匪羽毛已丰。”（原注：《开封通信》，《申报》1922年12月2日。）可谓养虎遗患。政府军和土匪交战时，又多保存实力，不肯力战，畏吓如虎。靳云鹗的十四师在追剿骚扰京汉路的老洋人部队时，“亦徒形式上追剿，盖官兵皆知匪众勇捍善战，不敢实行攻击，所以此次匪得袭据铁路五十哩，交通为之阻断者两日，迨早期日靳军肃清铁路沿线，犹不敢深人追击。去铁路五六哩外，匪众仍得从容焚烧劫掠，奸掳妇女，搜取骡马车辆，毫无顾忌。”（原注：《外人所述豫省匪势》，《申报》1922年11月19日。）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治是河南土匪的滋生、壮大的温床。

此外，河南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大股土匪活动，豫匪在河南的西部特别猖獗，豫东、豫北都是大片平原，而豫西的“汝州、洛阳府一带，因与陕鄂毗连，万山重叠，林密箐深，最易藏匿。”（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当政府军大举进剿时，“大股土匪均聚于庐氏、嵩县、鲁山、宝丰、郏县、临汝、伊阳、宜阳、洛宁、内乡、方城、南召之间”（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的河南西部山区。在以上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河南省成了1922年以至整个民国时期的“匪省”。

河南省在北洋时期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豫省居南北中心之点，与中央唇齿相依，筹戒备、保治安，其重要有十倍于他省者”（原注：《吕调元条陈》，《白朗起义》，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河南也是吴佩孚军阀统治的大本营，驻有重兵，而“豫匪纵横于北方最强军队之下而无所忌惮”（原注：《豫匪》，《申报》1922年10月31日。），豫匪的猖獗由此可见。河南匪患猖獗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批评，“一般舆论，自此事发生后，均哗然批评”（原注：《不可收拾之汴匪》，《申报》1922年9月9日。），甚至有报纸讽刺直系军阀：“该匪当驾段祺瑞、张作霖而上之，否则安敢傍虎捋鬃也。”（原注：《不可收拾之汴匪》，《申报》1922年9月9日。）另外，土匪绑架外侨，也给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极大的压力，从河南逃至武汉的外侨召开“旅汉侨商大会……最后又决定组织干事会”（原注：《豫南匪祸与侨汉外人》，《申报》1922年11月19日。），通过这个组织影响外国领事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领事团严重质问政府及保洛，大有出而干涉之势”（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吴佩孚极力主张剿匪，甚至出动了装备飞机、大炮在内的精锐部队进行征剿。

鲁山、鹿邑等地失守以后，吴佩孚和冯玉祥制定了剿匪措施，“分河南六区，每区派剿匪司令一名，以专责成。”（原注：《河南匪势猖獗》，《申报》1922年8月26日。）吴佩孚自夸：“河南匪患，不须旬日，即日肃清。”（原注：《河南匪势猖獗》，《申报》1922年8月26日。）但军阀们多保存实力，不愿力战。两个月的时间内，只有归德一带，经冯玉祥亲自指挥，土匪“人股始行溃散，稍有成效。”但其他五个区，“土匪之猖獗一如往昔。”（原注：《河南匪势猖獗》，《申报》1922年8月26日。）这使得吴佩孚的剿匪计划破产。后经吴佩孚、胡景翼、靳云鹗、张福来等的协商，制定了“一种总攻、分击、外围、内捣之策”（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所谓的“总攻”就是调集一部分军队对土匪盘踞的汝州、洛阳、许州各处实行总攻击，“不使其稍有逃逸”。所谓“分击”就是实行分区防剿。所谓“外围”就是派重兵扼守豫西和外界的交通要道，将土匪包围起来，“如网之罩鱼，阱之待兽”。所谓“内捣”就是由剿匪总司令靳云鹗率一部分精锐部队直捣匪巢。尽管制定了完善的计划，但由于军阀部队的无能始终无法取得成效，当土匪在11月1日攻陷阜阳后，从倪嗣冲的宅内，“搜获机关枪十六架，过山炮三尊，子弹五千发，炮弹万余发”（原注：原注：《豫南匪乱之鄂闻》，《申报》1922年11月17日。），土匪势力反而更大。

政府军实行保守的防堵战术也不利于剿匪，当老洋人游弋于豫东南时，吴佩孚于11月调动鄂、皖两省军队会剿时，“官军投鼠忌器，不敢大举进剿，而分兵防堵，以阻其他窜。”（原注：《信阳地区志》，第34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到11月中旬，匪众以“满载而归”，要退回豫西老巢，“而官军亦不过遥为声援，徐行追蹑，不肯实行剿办。故沿京汉线一带及汝光等县，壁垒相望，而匪踪所至，如入无人之境”（原注：《豫南匪祸扩大》，《申报》1922年11月18日。）。老洋人主力于12月摆脱官军围追堵截，撤离豫东南他去。政府军的无能使得土匪的队伍迅速膨胀，老洋人的部队发展到“一杆计十二营，每营八百人，为数已近一万”（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可以说这次直系军阀的大规模剿匪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靳云鹗名义上是剿匪总司令，“虽虚张声势，大举出发，”但他力主招抚老洋人，“盖靳之部下，前此即有人与老洋人、李明盛、张得盛等接洽数次”（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因为一方面靳一心想保存实力，而“军力不能操必胜之券”，另一方面靳本来有一个师，如招抚老洋人，就会“如虎添翼，将占特殊之势力矣”（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吴佩孚在匪乱之初，主张严剿土匪，并“严令各师旅长一概不准收抚匪人，已收抚者则勒令解散”（原注：《再记豫匪老洋人受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7日。），后由于军事围剿连连受挫，加上列强的压力，急于救出外人，而改使用“诱抚方法，竭力营救被掳外侨出险”（原注：《豫省匪患之吴佩孚复电》，《申报》1922年12月27日。 ），改变了剿匪政策，“至必要时，招抚有械匪一旅，以匪清匪”（原注：《北京电》，《申报》1922年11月2日。）。

老洋人在放出洋票后，派其参谋丁宝成与靳云鹗联系，表示愿意安抚。在第二年1月，双方达成了招抚协议。北洋政府对土匪实行分而制之的策略，另一匪酋李明盛则由于“性格凶残，罪恶尤多”（原注：《外侨出险与老洋人投诚经过》，《申报》1922年12月26日。），继续受到剿击。北洋政府的招抚政策遭到河南人民的反对，因为“从前土匪随抚随乱，叛变无常，苟但以招抚为目标，伊谁不思聚啸而为乱”（原注：《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种担心，老洋人在1923年又一次反叛，再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河南的匪祸在整个民国时期始终不断。

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下，由于军阀的混战和政权的更替，兵和匪的互相转化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于军阀的混战，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溃兵灾民成为土匪，匪患又成为困扰军阀政府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往往又依靠收编土匪，成为新的士兵，随着士兵数量的增加，地方经济难以负担，从而出现更多的兵匪战乱。如此这般形成了一个由兵至匪，再由匪至兵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伴随着军阀政治的一个顽疾。1922年的河南匪患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兵匪循环。

资料来源：

《中国近代土匪史》(2012年4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