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士端，这位山东单县的豪杰，自幼追随白莲教徒赵金环研习武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好为他人打抱不平，久而久之，被众人推举为曹州大刀会的首领。他以 “保卫身家” 为响亮号召，引得大刀会众纷纷拜入门下。这些会众手持红缨枪，穿梭于各县之间，口中念念有词，吞服画符，宣称自

甲午战败的阴霾尚未散去，曹州（今山东菏泽）一带的百姓耳边，时常传颂着大侠刘士端的传奇故事。

刘士端，这位山东单县的豪杰，自幼追随白莲教徒赵金环研习武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好为他人打抱不平，久而久之，被众人推举为曹州大刀会的首领。他以 “保卫身家” 为响亮号召，引得大刀会众纷纷拜入门下。这些会众手持红缨枪，穿梭于各县之间，口中念念有词，吞服画符，宣称自己练就的 “金钟罩”“铁布衫” 神功，可不惧刀枪棍棒，甚至连洋枪洋炮也奈何不了。如此神奇的功夫，听起来着实唬人。

时光来到 1896 年 3 月，大刀会发展迅猛，成员已多达十万之众，势力范围覆盖苏鲁豫皖的十余个县。刘士端盛情邀请各地大刀会众，齐聚单县城关火神庙。众人以武会友，还请来戏班连唱四日大戏，现场热血沸腾，热闹非凡。

然而，像刘士端这般豪侠之士，往往难容于朝廷。山东官员很快察觉到，大刀会的集会绝非简单的 “秀肌肉” 与娱乐活动，他们与教会、教民冲突不断，俨然成为一个大麻烦。于是，官府设下圈套，将刘士端诱骗至曹县县城，残忍杀害。

尽管刘士端身死，但以他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已在悄然崛起。19 世纪末，底层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与仇洋排外的民粹主义情绪相互交织，如澎湃怒涛般在华北地区汹涌掀起。

义和团的起源：隐秘而复杂的脉络

义和团的起源极为复杂，学界对此尚无定论，但普遍认为它与多种民间组织和社会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组织传承角度看，义和团与白莲教系统有着深厚渊源。白莲教作为历史悠久的民间秘密宗教，自南宋诞生后，在元、明、清时期广泛传播于底层社会。它以 “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等教义吸引信众，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但具有很强的韧性。在清朝，白莲教多次发动反清起义，虽遭镇压，但残余力量仍在民间活动。其分支众多，一些支派逐渐演变为类似义和团这样的民间武装组织。比如，部分白莲教支派强调习武强身，在面对社会动荡和外部压力时，将宗教信仰与武术团体相结合，为义和团的形成提供了组织雏形和人员基础。

民间武术团体也是义和团的重要源头。明清时期，民间武术蓬勃发展，各地涌现出众多拳社、武馆。这些武术团体最初以强身健体、自卫防身和传承武艺为目的，在乡村和城镇广泛存在。山东、直隶等地，武术之风尤盛，如梅花拳、红拳等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特别是外国势力入侵带来的动荡，这些武术团体开始参与到一些反抗活动中。他们组织民众练习武艺，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战斗力的群体，成为义和团的直接前身。例如，梅花拳在赵三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反洋教斗争，并最终演变为 “义和拳”，成为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晚清时期的团练组织也对义和团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团练本是清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组织地方士绅和民众建立的武装力量。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部分团练因地方官员管理不善或受社会思潮影响，逐渐脱离官方控制，走向民间自主发展的道路。当外国侵略和教会势力引发民众不满时，一些团练组织顺势参与到反对外来势力的行动中，与其他民间组织相互融合，成为义和团的一部分。他们带来了相对规范的组织形式和军事训练方法，提升了义和团的组织性和战斗力。

此外，义和团的兴起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百姓生活困苦；外部列强侵略不断，割地赔款，特别是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引发了一系列教案。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各地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欺压百姓，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慨。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社会环境，为义和团的兴起提供了土壤。民众渴望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来表达反抗情绪，保卫家园，义和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将民间的不满情绪汇聚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秘密结社：乱世中滋生的力量

甲午战争后，山东成为中外矛盾的风暴眼。这背后有着两大关键因素。

其一为人祸。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洋人在山东疯狂开矿山、修铁路，大量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的旧式手工业遭受重创，众多依靠运河经济为生的从业者纷纷失业，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与当地传统宗教民俗频繁发生冲突。据统计，德国侵占胶州湾仅一年半，山东省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引发的外交纠纷案件，就多达 1000 余件。

其二是天灾。那几年，黄河决口，受灾范围不断扩大，山东又遭遇严重旱灾，本地农民颗粒无收，饿殍遍野。

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老百姓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活下去。

在清代，每当底层民众遭遇劫难，总会自发抱团，形成民间古老而隐秘的组织 —— 秘密结社。自明清交替以来，民间秘密结社常以 “反清复明” 为旗号，暗中活动。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起伏，在下层社会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网络。其成员成分复杂，涵盖流民、和尚、道士、拳师、术士等，大多游离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外。

每当社会动荡，民众四处流离，秘密结社便愈发活跃。到 19 世纪末，北方地区分布着白莲教、大刀会、天地会、梅花拳、神拳、武圣教、如意教、八卦教、混元门、红拳等形形色色的秘密结社组织。后来震动华北的义和团，便源自这类 “拳教” 组织。

“拳教” 组织充满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他们在各村设立坛口或拳场，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组织活动，号召信众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宣扬 “劫变” 观念，声称受神佛护佑，可脱离苦难。

刘士端的徒弟们最初追随他，多是为了 “保卫身家”。他们中不少人文化程度低，真的相信 “金钟罩”“铁布衫” 能刀枪不入，当然，也不乏一些人企图乘乱生事。正如史料所记载，当时 “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乎无处不有。其愚者以为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借以逞其凶暴。兼以外来游匪从而煽惑，渐至聚众滋事”。

随着外国资本与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反清复明” 的口号已然过时，流离失所的民众对洋人、洋教的恨意愈发强烈，他们纷纷集结在 “扶清灭洋” 的旗帜之下。

扶清灭洋：风起云涌的抗争

除了大刀会的刘士端，梅花拳的赵三多、神拳的朱红灯等，也是较为知名的 “拳教” 领袖。

赵三多，河北威县沙柳寨梅花拳第十四辈传人，作为拳师开坛授徒，先后招收弟子二千多人。他与梨园屯 “十八魁” 首领阎书琴等一同组织拳会，后将梅花拳改为 “义和拳”，又称 “神助义和拳”。“义和团” 的名称便源于此组织。在反洋教斗争中，赵三多和他的梅花拳始终冲在前列。

1897 年春，赵三多、阎书琴传帖召集直隶和山东多个县的梅花拳成员三千多人，前往山东冠县的梨园屯 “亮拳” 三日。原来，梨园屯玉皇庙的一块地基长期被当地教会霸占，用于建造教堂，民众早已不满。于是，他们求助于梅花拳。拳民来到此地亮拳示威，结果与教会发生武力冲突，不幸打死了教堂工地上的一名教民。

梨园屯教案发生后，山东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急忙赶赴冠县调解。他提出将玉皇庙的地充公，并赔偿教会钱财，另外再为教会寻觅一块教堂用地。这一解决方案，在当时已充分考虑了洋人与民众的分歧，实属难得。

然而，洋人并不领情。次年，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向东昌府索要原地基，导致梅花拳与教会再次冲突，一名拳民不幸被击毙。

冠县周边的拳民听闻消息，迅速集结，并不断散布 “要来洋兵” 的流言。东昌知府洪用舟这才意识到，赵三多绝非善茬，赶忙劝告他不要再利用梅花拳聚众闹事。

赵三多倒也 “听话”，不再以梅花拳为名，而是联合其他 “拳教”，打出 “义和拳” 的旗号，号召各地拳会前往梨园屯反抗洋教，“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

山东方面起初因法国公使的谴责，派兵镇压义和拳，并与方济各会妥协，打算赔款 2 万两了事。但法国人不依不饶，坚持要求捉拿义和拳首领归案。

山东的拳民虽生活困苦，但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1898 年 10 月，赵三多在 2000 余名拳民的拥戴下，于冠县蒋家庄起事，公然与洋人为敌，并打出 “扶清灭洋” 的旗号，随后率众焚毁附近教堂。

赵三多起事后，神拳首领朱红灯也在山东长清等地打击洋教，并树立起 “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 的旗帜。

朱红灯此人颇具传奇色彩，他自称是明朝皇室后裔，取名 “红灯”，似有 “反清复明” 之意。朱红灯本是一名流民，为躲避黄河水患，来到长清县投靠舅父，以卖药为生。闲暇时，他招收门徒，练习神拳，逐渐集结了一大帮反教会的拳民。

1899 年 9 月，平原县杠子李庄神拳与当地教会爆发冲突，遭到该县知县镇压。朱红灯收到平原拳民的求援后，联合高唐、茌平、长清等地的拳民前往支援，不仅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兵，还转战各地，接连攻打多地教堂，队伍迅速壮大到数千人。

从 1897 年到 1899 年，义和拳从崭露头角到席卷山东的三年间，山东历任巡抚的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他们一边采取有限的镇压措施，一边却有意利用反教会的拳民。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任时，同情流民遭遇，曾建议朝廷对流民进行招抚而非镇压。1897 年，德国强行进入胶州湾，李秉衡以 “土地不可自我而失” 为由，派兵与其抗争，最终被罢免。

张汝梅上任后，提出 “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 的主张，即把拳民纳入体制，交予当地政府管理，仿照咸丰、同治年间设立的 “乡团”。后来清廷采纳这一建议，“义和拳” 遂改称 “义和团”。

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继续推行 “改拳会为乡团” 政策，对拳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朱红灯的神拳起事时，毓贤有意为拳民开脱，称：“山东民情强悍，因屡受教民欺侮，积不能报，多习技勇自卫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于聚众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从中挑衅生事。” 他在处理拳乱时，将责任推给外地人，宣称他们是打着义和拳名义的外地游匪，并非真正的义和拳成员。

毓贤在官场上素有 “屠户” 之称，常镇压民变、滥用酷刑。他默许义和拳抗击洋人的活动，不过是认为 “民心可用”，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借助民间力量对付洋人，他说：“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 不久后，毓贤也因外国压力，被清廷撤职。

地方大员皆是精明之人，不会无故偏袒拳民。事实上，历任山东巡抚对义和拳的姑息，与清廷上层对外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己亥建储：宫廷风云与排外浪潮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对洋人愈发忌惮。

1898 年，历时 103 天的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被慈禧叫停，“戊戌六君子” 慷慨就义。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与康、梁得到外国同情。列强并非出于好心，而是看中维新派对外温和的态度，认为维新派上台不会威胁其在华利益。

维新派的变法，对内大刀阔斧改革，试图学习西方以改良挽救中国，但对外却做出诸多让步。在领土主权上，他们认识落后，甚至提出卖地给英、俄以换取变法资金及保护，这无疑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在通商问题上，他们天真地想通过修订条约与列强平等贸易，加征关税，但通商之利是列强靠战争强夺而来，谈判几乎不可能。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维新派未主张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而是设立 “理案衙门”，处理案件时 “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对外态度懦弱。在教案问题上，维新派不反对传教，主张地方官员保护教堂，与民间反教会浪潮背道而驰，失去民心支持。因此，历史学者徐绪典称戊戌变法为 “君子们的幻想”。列强对维新派的同情是有条件的，建立在不影响其侵略的前提下。

维新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访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求助。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日庇护下逃出中国，在海外继续活动。

慈禧再度临朝训政后，对外态度转变。她一心巩固权力，痛恨维新派变法，埋怨袒护维新派的洋人。1899 年 11 月，慈禧对各省训令，摆出对外强硬姿态：“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 以中国地大物博…… 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这与她一年后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讨好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清廷上层的排外情绪动摇了光绪皇帝的地位。光绪帝被夺权后失去自由，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如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获慈禧重用。流亡海外的康、梁将光绪帝视为精神图腾，打着他的旗号在国外抨击慈禧，要求太后归政。

于是，慈禧动了废立的念头。戊戌政变数月后，1899 年 1 月，慈禧接连召见皇族中溥字辈幼童十余人，挑选继任者。这场废立阴谋持续酝酿一年。

慈禧亲信荣禄得知风声，罢朝后询问慈禧：“传闻说有废立之事，这是真的吗？” 慈禧佯装无辜：“没有呀。话说废立真的能行吗？” 荣禄作为慈禧铁杆拥护者，说：“太后要实行，谁敢违抗？不过，今上的罪过至今尚未对外讲明，个别王公大臣想不通倒没啥，倘若外国公使出来干涉，那就麻烦大了。” 慈禧又问：“那废立的事情万一暴露了，为之奈何？” 荣禄打包票：“无妨。今上已经到了壮年，尚无皇子，从宗室中选个孩子立为大阿哥，将其养在宫中就好了，俟有机会再把他立为皇帝，这样自然名正言顺，洋人也不便从中作梗了。” 慈禧沉吟良久：“汝言是也。”

1900 年 1 月 24 日，慈禧经重臣讨论，发布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过继给已去世的同治帝为子。此事件史称 “己亥建储”。同一天另一道上谕宣布，自明年正月初一起，大阿哥将代替光绪帝出席一些礼仪活动，“恭代行礼”。溥儁当时 16 岁，被立为大阿哥后，实际上拥有皇储地位，随时可能取代光绪帝。

己亥建储消息传出，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大为震惊。在维新派煽动下，上海发起数千地方名流签名运动，抗议清廷 “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列强担心慈禧使清廷政策重回鸦片战争时期的顽固保守，极力阻止废光绪立新帝。

至此，太后一党更加 “仇洋”，尤其是大阿哥生父端王载漪，一心想做摄政王，生怕美梦破灭，于是与刚毅、徐桐、崇绮等极力鼓吹排外情绪。恰好，民间兴起的义和团，成为他们可利用的一股强大力量。

义和团进京：狂潮中的荒诞与残酷

1899 年冬天，义和团的热潮如熊熊烈火，从山东、直隶迅速席卷华北平原，甚至蔓延到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

许多在华洋人已懂得避开拳民以保性命，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却偏不信邪。他是个狂热宗教分子，不顾当地官员劝告，执意 “在骚乱的情况下到乡间去旅行”。在从泰安前往平阴途中，他遭遇了几个流民。

这帮流民本想绑架卜克斯勒索钱财，可卜克斯年轻气盛，坚决不从。流民也明白，放走老外，轻则吃官司，重则遭洋人报复，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将卜克斯斩首，尸体丢入沟中。

自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来，山东已发生多起流血冲突，卜克斯被杀并非个例。但此案件发生时，清廷正因己亥建储闹得不可开交。英、法、德、美、意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抗议，清廷只是敷衍应对。

1900 年初，清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镇压起事的义和团时，不可将聚众习武民众视为会匪，避免扩大打击面，误伤安分良民。在列强眼中，清廷这是对义和团采取温和态度。

4 月 6 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再次照会清政府，要求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进入山东、直隶代为剿平。

与此同时，义和团在端王载漪等清廷贵胄支持下进入京师。

4 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坛口在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出现。团民四处张贴揭帖，上面写着 “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研究表明，70% 的义和团民是农民。北京一名官吏回忆初来北京的义和团时说，他们 “多似乡愚务农之人”，“只仇东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在进军北京途中，义和团不断吸纳城市下层市民，包括小贩、车夫、轿夫、衙役、工匠等，甚至有妇女加入。其中知名领袖是女性组织 “红灯照” 的黄莲圣母，相传她叫林黑儿，有人说她是船家出身的江湖艺人，也有人说她是妓女。义和团民相信林黑儿有非凡法力，将她塑造成 “圣母” 形象。

义和团民依靠民间朴素信仰维系组织团结。他们的揭帖谴责洋教为邪教，宣称洋人、洋教惹神仙发怒，导致持续干旱。他们以红黄服装为制服，扎头巾，在城里特定场所当众表演降神附体、画符念咒等仪式。

据目击者称，表演降神附体的团民在坛口烧香起誓，接过师傅纸符，听师傅念诵咒语，随后 “其人先倒地如卧状，少时便起，向东南叩头，次目瞪口吹，气力提于上身，执兵刀乱舞，气力最大，一日练三次，法尽力完，则曰卸法，便委顿不堪，怯弱甚于常时”。这种癫狂表演让义和团民深信不疑，他们坚信请神上身后便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义和团进京后，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写了一封信，交各国公使传阅。信中竭力渲染北京的恐怖气氛，悲观预言：“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将来临，义和团在北京的同谋者正在等候他们到来，他们将从进攻教堂开始，而最后将攻击各国使馆。”

此后两个月，义和团在北京周边开展排外运动，仇视洋人带来的一切事物，大规模破坏京津铁路，拆毁车站、铁道、电线杆、桥梁及洋房，并焚烧教堂，屠杀传教士。

6 月 1 日，正在保定修建铁路的 36 名欧洲工程师（多为比利时人），眼见局势动荡，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想要逃往天津，半路上被义和团追上。这些欧洲人携带枪械，立马朝团民开火，意图突出重围，结果，团民更加愤怒，操起武器就打。

等到欧洲人抵达天津时，已有 9 人失踪。消息传到北京，比利时公使向俄国公使求助，希望沙俄派遣驻防在天津的哥萨克骑兵前去营救。俄国人派出 25 名哥萨克骑兵，从天津出发，搜救失踪者，行至途中，也遇上了义和团。

俄军见拳民中有额束铜箍、腰系红带者，以为是义和团的首领，于是拔刀杀之，并屠杀村民二三十人，随后准备撤离。其中一个哥萨克骑兵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义和团一拥而上，朝他刺了五六枪，另一个哥萨克骑兵想要来救队友，被团民包围，割了鼻子。

到 6 月初，义和团已经破坏了高碑店以北的铁道、车站，控制了自保定至长辛店的铁路。与此同时，列强不断向大沽口外集结军队，剑指北京。

请神容易送神难。民粹主义犹如一把双刃剑，端王载漪等利用团民的民族情绪，鼓吹骚乱、煽惑愚民，事态逐渐走向失控。

6 月 4 日，慈禧太后得知列强已打算向中国调动军队，密召军机大臣议事，最终决定，不再镇压义和团，而是利用他们来对抗洋人，因 “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19 世纪落幕之际，一场荒诞而残酷的战争即将洞穿帝国的心脏。义和团运动裹挟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情绪与政治博弈，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然而，这看似汹涌的反抗浪潮，却因自身的盲目性、迷信色彩以及被统治阶层利用，注定走向悲剧结局。

列强的坚船利炮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加上义和团运动的复杂局面，共同构成了晚清这幅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义和团在 “扶清灭洋” 的旗帜下，虽怀揣着朴素的爱国情感与对洋人的愤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与正确的组织，其行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序的排外狂热。这种狂热不仅给中国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也为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借口。

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清军与义和团虽进行了抵抗，但在列强先进的武器装备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北京很快沦陷，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巨额赔款、主权丧失，让本就千疮百孔的国家雪上加霜。而义和团运动，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令人深思的过往，它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困境，也让后人看到了民众力量在缺乏正确引导时可能产生的盲目性与破坏力。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晚清的腐朽与衰败，也为中国后来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它时刻提醒着后人，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需要理性、科学的指引，以及正确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复兴。

来源：日新社之夜行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