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商学院代理院长金李，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生、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科研助理谌江瑞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十大工作之首。面对传统增长动力减弱和全球价值链安全
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十大工作之首，反映出决策层对经济治理思路的深刻转变。面对传统增长动力减弱和全球价值链安全化趋势的双重压力，消费驱动已不再是短期的调控手段，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本文跳出表面现象，从制度约束的根源入手，揭示抑制消费的制度性问题，为构建消费主权时代的治理框架提供新的视角。
消费驱动转型的新方向：政策逻辑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消费驱动已从传统的政策工具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这一转变不仅是对过去增长路径的突破，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探索。
全球价值链变化下的发展模式转型
一方面是对外，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倒逼发展模式转型。国际贸易体系的技术脱钩趋势与地缘政治裂变，使得依赖外需的“效率优先”模式转向“安全优先”。另一方面是对内，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需要重塑。在外需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发挥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调整。这要求需要通过需求升级推动供给体系改革，形成供需良性互动的格局。此外，消费主权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经济治理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价值共创者，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正在改变市场结构。
政策工具的升级
政策工具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驱动认识的深化。早期的政策侧重于短期需求刺激，如发放消费券和减税，但这些措施受制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预期。新一代政策则强调供需双侧改革，不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能力，而且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新消费潜力，形成供需动态平衡。
更深层次的升级体现在从周期性调节向制度性建设的转变。当前政策更注重构建有利于消费的制度环境，不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储蓄压力，而且也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数据隐私保护，系统性解决抑制消费的制度障碍。此外，政策重点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数字技术和人力资本升级提高消费对创新的拉动作用，使消费驱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投资于人”的理念
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投资于人”的战略部署蕴含着深刻的民生关怀与发展智慧。这一理念指向人力资本的深层培育，通过完善教育体系和职业技能培训，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人才的质量优势，推动社会发展动能从依赖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向依靠知识创新的“人才红利”跃迁。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投资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权的制度性保障。当居民通过能力提升获得更高收入时，不仅直接释放了消费潜力，更让经济增长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使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形成良性互动。
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深刻调整。从过去侧重供给端的规模扩张，转向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的新范式，既通过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又依托消费升级牵引供给质量提升，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消费抑制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消费不足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这些制度相互交织，形成了“低消费—低创新—低福利”的恶性循环。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制度的内在联系，才能找到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
约束一：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中劳动者工资增速长期落后于资本收益，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削弱了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资产持有者通过资产增值实现财富扩张，而依赖工资收入的群体则面临“收入追赶资产价格”的困境。这种分配差距还通过代际传递进一步固化，优质教育资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上升通道收窄。当社会流动性下降，居民消费预期趋于保守，消费能力受到系统性抑制。
约束二：公共风险的个体化承担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本应由社会共担的风险被过度转移至家庭部门，形成抑制消费的多重压力。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不足与保障水平有限，使医疗、养老等基础性公共服务转变为家庭财务负担，迫使居民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形成“收入增长—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的循环机制。
这种风险转嫁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显现。教育、住房等基本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失衡，导致学区房价格高企和课外培训普遍化，家庭不得不通过高额支出来满足这些需求。这种制度性压力不仅直接消耗了家庭的消费能力，还通过代际传递影响未来的消费潜力，形成长期性抑制效应。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消费结构的扭曲。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据了家庭收入的很大部分，挤占了文化、娱乐、健康等发展型消费空间。这种“为生存而消费”的模式，不仅阻碍了消费结构的自然升级，也削弱了消费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最终制约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约束三：供给体系的僵化与失灵
当前供给体系与消费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工业化思维与消费主权时代的深刻脱节。在传统生产方面，规模化生产模式难以适应个性化、体验化的新消费趋势，年轻消费者追求的情感价值与老年群体需要的适老化产品供给不足，而低端产能却持续过剩。这种供需错配导致消费需求外流与供给能力僵化并存的困境。在企业方面，企业创新动力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部分企业过度依赖政策红利与低成本竞争策略，将研发投入异化为获取补贴的工具，而非实质性创新。这种“伪创新”现象削弱了供给体系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大量消费需求通过海外购物等渠道外溢，凸显本土供给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此外，供给体系更深的障碍在于市场信号机制的失灵。行政干预与部分领域的垄断格局扭曲了价格信号，使企业难以准确把握消费升级方向，导致资源持续流向低效领域。供给体系的这种僵化状态不仅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也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最终阻碍了消费驱动转型的进程。
系统性改革路径：释放消费潜力
要解决消费抑制问题，需要构建收入分配、风险分担和供给创新的协同改革框架。这一系统性改革既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惯性，又要重新定义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消费驱动力的全面提升。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应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初次分配改革应更加注重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加强集体谈判权和建立技能溢价机制等措施，扭转资本与劳动收益失衡的局面。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重新界定数据要素的分配规则，让劳动者能够参与价值分配。二次分配改革则应着重提升公平性，通过完善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调节工具，防止财富代际过度集中，同时优化公共服务支出结构，确保老年人、新市民等群体的消费权益得到保障。三次分配改革则需要激发社会功能，通过慈善信托、社会企业认证等制度创新，引导资本从单一逐利转向兼顾社会效益，形成“财富创造—社会责任—消费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库思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4月刊总第137期
编辑丨王茅
审核 | 丁开艳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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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