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九月，金章宗完颜璟诏令宰相执政大臣举荐朝内外可任刺史之人，完颜璟亲自审阅缺额并批注，选取被两名官员共同举荐者提拔任用，高汝砺遂由同知绛阳军节度事（绛州副军政长官），升任为石州刺史。

高汝砺（1154年~1224年），字岩夫，应州金城（今山西应县）人，南宋、金、蒙元时期金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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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高汝砺考中进士，为官素有能干之名。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九月，金章宗完颜璟诏令宰相执政大臣举荐朝内外可任刺史之人，完颜璟亲自审阅缺额并批注，选取被两名官员共同举荐者提拔任用，高汝砺遂由同知绛阳军节度事（绛州副军政长官），升任为石州刺史。

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七月，高汝砺入朝任左司郎中。某日，高汝砺在紫宸殿奏事时，侍从之臣均已回避，完颜璟所用的凉扇突然掉落在御案下，高汝砺因非职责所属不敢拾取呈上。奏事完毕后，完颜璟便对宰相说道：“高汝砺不献扇，可称得上识大体了。”

不久，高汝砺升任左谏议大夫。因当时征收赋税调拨军需时，州县官吏或有任用不当者，催税差役利用事务紧急之机，谋取贿赂，深为百姓之害。高汝砺上奏建议：“今后若因军事征调，有犯法者请求暂依‘推排受财法’惩治，或可使小民有所畏惧。”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六月，朝廷制定法规：因军事差遣收受贿赂者，收一贯以下判徒刑二年，收一贯以上判三年，收十贯则处死，此乃采纳高汝砺之言。

当时，遇朝臣奏事时，御史台官员也被令回避，高汝砺为此上书道：“国家设置谏官作为侍从之臣，本为全面了解时政以参议得失，非仅使其列班站位而已。按唐制，凡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以上官员入内阁议事，必派谏官随行，使其参与听闻政事，以期有所建言。

现尚书省、御史台以下官员，遇朝堂奏事时一概回避，与侍卫之臣随众进退。殿廷议事之初不得听闻，待政策已施行，又不详其原委，事后进谏实属困难。如此谏官之职意义何在？若谓其不才，择人替换即可，岂可赋予谏责却又疏远至此？乞请自今往后，各部门奏事时允许谏官参与听闻，或可稍补时政。且修注官（史官）职责在记录言行，本应一体对待。”完颜璟采纳此议。

不久，高汝砺又上奏道：“去年十月曾推行推排法，不久因过期而止，诚知陛下爱民之深。臣闻周制，按年份核定民户多寡，清查物资数量，将数据上报小司徒，用以施行政教、执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考核，据此制定法规。

自大定四年通检以来，至今三十余年，其间虽经两次推排，但浮财与物力仅凭当时小民口述增减，官吏只求速定，不再核查实情。由此豪强勾结而侥幸免税，贫弱无援者受压制无处申诉。况近年边境屡有征调，贫户日增。若仅循旧例推排，因去年条例已行，人尽皆知，恐新贵之家预先勾结狡猾之人，指望届时众口同声虚报。或伪装贫困，故意将产业低价抵押，又将财物转移他处，暂停经营。

如此奸弊百出，欲求赋税负担均平实难。欲除此弊，不如据实全面核查，预先令有关部门参照大定四年条例，严定赏罚，设定截止期限，防范禁绝舞弊。其间可酌情调整之处，应删繁就简，避免扰民力求稳妥，使富者无法苟免，贫者有喘息之机，则赋税易征，人免不均之患。”完颜璟遂诏令尚书省待边境战事平息后施行。

十月，完颜璟谕令尚书省，派遣官员至各路普查民户财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高汝砺先对中都两警巡院（京师治安机构）进行推排，令各路所派官员以此为范本。不久，高汝砺任同知大兴府事（中都副行政长官）。

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十二月，高汝砺任陕西东路转运使。

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七月，高汝砺改任西京路转运使。次年正月，改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监察长官）。

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二月，高汝砺升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晋升中都路都转运使（财赋总管）。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六月，高汝砺任户部尚书。当时，纸币（交钞）流通阻滞，高汝砺针对问题进言，多所改革调整，百姓为此深感便利。完颜璟嘉纳其议，敕令尚书省道：“内外百官职责不同，此前应诏言事者不下千人，多不明本司利害，空泛陈说，未能详实。唯户部尚书高汝砺近议本部数事，皆切中要害，且已施行。今谕令内外各机构深究本职利弊明确举奏，若应奏不报致上司自行处置者，酌定其罚。”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六月，金宣宗完颜珣迁都汴京，行至邯郸时，授高汝砺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抵汤阴时，完颜珣闻汴京粮价飞涨，担忧随驾人员抵达后更贵，便询问宰相如何解决。

众臣皆请命汴京留守司管制物价，唯高汝砺说道：“物价涨落早晚可变，然买粮者多卖粮者少则价贵。因各地民众聚集河南，购粮者既多，焉能不贵？若强行禁止，有粮者必将闭户不售，商贩亦不再运粮入城，则购粮更急而价更暴涨。事有难易之分：今短缺难得者是粮食，充裕易得者是纸币（交钞），自应先解决短缺，后处理充裕。应多方引导，务使存粮者售粮换钞，粮价自会平稳。”完颜珣采纳其言。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朝廷议迁河北军户家属至河南，留军人守卫州县。高汝砺进言道：“此事若行，仅便利豪强之家，贫户岂能迁移？且安土重迁乃人之常情。今强令尽赴河南，其一旦离弃田园，扶老携幼奔波道路，流离失所，岂非可悯？何况沿途百姓见军户尽迁，必生惊疑，以为国家区别对待，民心岂能不动摇？

况军人既离家室，却令其护卫他人，以情理推之，必不肯尽心。百姓虽愚而神明，纵告知护卫之意亦不信，徒致双方混乱俱不得安，此事利害关系重大。乞请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议可行性，若无异议再施行。”朝廷却未答复。

军户南迁后，朝廷欲清查土地分授他们，却尚未定论。完颜珣敕令尚书省道：“蒙古军将攻河南，故调集诸路军户共同守卫。今既已抵达，粮食必须供给，却无具体方案。可分派官员召集乡老询问：是增加赋税供养军户，还是授予田地使其自耕，二者孰优？”并将此谕告知了高汝砺。

不久，遣出官员回报道：“农民皆称近年赋税已重，若再增加实难承受，不敢续佃官田，愿将其划给军人。”高汝砺遂上奏道：“迁徙军户乃权宜之计，百姓佃种官田方为长久之策。河南民田与官田各半，且多举家佃官田者，祖坟、宅院皆在其中。此类多为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生存？小民易躁难安，因避税而妄言。

待田产移交后，原主沦为佃农岂无悔恨？悔则生忿。昔年在山东分地时，肥沃良田尽归权贵，贫瘠劣地才给贫户，于军无益却害民至深，至今双方怨恨未消，前车之鉴足为警醒。应当加倍征收官田租赋（原租额翻倍），以此供给半数军粮；再将官府荒地、牧场草地定量分授军户自耕。如此则百姓免于失业之苦，官府亦不必行虐民之事。况且河南土地最宜种麦，今雨水充足正值播种，恐民众疑虑耽误农时，宜早作决断。”完颜珣采纳了其建议。

不久，高汝砺升任尚书右丞（副宰相）。当时，完颜珣欲速拨土地使军户及时耕种，高汝砺上奏道：“官府荒地及牧场现多被民众私耕。当下正值种麦时节，若其知地将授人必弃耕而去。军户纵使得地亦过农时，徒然荒废。不如待秋收后再拨地，按收成征收部分补充军储，则公私两便。乞请延至九月再遣官分地。”

十月，高汝砺进言道：“今河北军户迁河南者近百万口，每人每日供米一升，年需三百六十万石，即便半价收购也需粟米三百万石。河南官田仅二十四万顷，年征粟仅一百五十六万余石。请于常规赋税外加倍征收以供军需，并将官府闲田、可耕牧场分授军户。”其奏获准后，朝廷遣右司谏冯开等赴各郡执行，每人授田三十亩，由高汝砺总领其事。

其后，括地官员回报道：“可分之田数额极少，且贫瘠难耕。若仅分可耕地，每人所得无几，偏远之地更需迁移就田，军人皆称不便。”高汝砺遂据此禀告完颜珣，遂诏令有关部门停止分田，改为供给半数军粮，另一半按市价折钱发放。

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正月，高汝砺升任尚书左丞（首席副相），屡次上表请辞致仕，皆被诏令慰留。适逢朝廷议派兵赴河北护卫百姓收麦，民间却谣传官府将尽夺其麦。

完颜珣遂询问宰相道：“如何应对？”术虎高琪等人上奏道：“可令枢密院派兵驻守要地，镇压盗匪，并允许收割逃亡民户之田，则军民两利。遇有敌情，军士必竭力守护。”高汝砺反驳道：“此言大谬！河朔百姓唯靠此麦活命。今既有谣言，再遣兵前往，反增其疑惧。不如任其自便，命宣抚司管束歹徒勿使侵扰即可。逃亡民户之田由官府收割充作军储。”

朝廷遂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核查麦田，并询民意是否需派兵，回奏道：“臣西起怀州、孟州，东至曹州、单州，见麦苗稀疏，询访农民多已自组义军。臣宣告朝廷拟派兵之意，民众皆感恩却不愿接受。”遂罢止派兵。

高汝砺因多次请辞未准，转而进言道：“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敌兵暂退，正值修缮关隘、整训军队之时，需通晓经国大略者预作筹划以图中兴。臣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具超群，能力全面，乞召其返朝理政。”却未获采纳。

当时，术虎高琪欲采纳官员建议，推行年度核查民田征收租税之策，朝廷意欲施行。高汝砺谏阻道：“臣闻‘治大国若烹小鲜’，此乃为政至理！本朝自大定年间通检推排后，每十年方核查一次民户物力，正为崇尚简政安民、减轻扰民之故。今若仿效河北路每年丈量实种田亩，据数征税，实为常态化通检，岂非惊扰视听、令民不安？

况河南、河北情形迥异：河北历经战乱，户口逃亡隐匿，田地荒芜，赋役难以按原额征收，故行此权宜之计，且该地军储需求未增，田亩稀少易查。河南自圣驾南迁以来，百姓聚集，闲田及逃户弃地被开垦殆尽，各户仍按原籍承担租税，所征赋役皆依通推基准，纵使军马倍增未尝短缺，岂可轻率扰民？若恐豪强隐匿田产逃税，官吏核查亦难保周全。只需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偷漏，准人告发，违者以盗取军粮论罪，田地赏予告发者，自可震慑人心，确保赋税归公，何必如此兴师动众？

更有三大弊端：其一，年年核查则春量夏田、夏量秋田，杂种作物亦随时丈量，百姓终岁不得喘息，必致厌弃逃避、误农时，或仅耕沃土弃置余田，则产量依旧而纳税反减；其二，核查之际县官难遍访民户，里胥可暗中受贿，上下舞弊，文书虚报，失真失实；其三，民田与军田犬牙交错，豪强或勾结军人冒名顶替、制造混乱，然朝廷仅凭官府簿籍，倘临时核得田亩少于原额，必致军需物资短缺！朝廷施政当谋定后动，若行而复止，岂是良策？”年度检田之议遂止。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高汝砺上疏道：“近有官员倡言暂与宋议和以安边民，臣深以为非良策。宋人多狡诈无信，纵使文书往来，边防亦不可骤撤。防务既存，则和议与否并无实质分别。若其以浮言推诿，于礼仪定例外再行勒索，措辞傲慢，我当何以处之？或谓：‘大定年间亦曾先遣使议和，今有何不可？’臣以为时移世易，不可类比！昔海陵王南侵师出无名，理亏在我，故世宗即位后即遣高忠建等诏谕宋主，撤淮甸驻军以复旧好。

然宋廷虽遣使回访，国书轻慢，不复奉表称臣，索还旧疆，欲与我约为兄弟之国；纵其枢密院与我帅府偶有通信，边境侵扰未尝停止。后征西元帅完颜合喜大破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复败李世辅（李显忠）于宿州，斩首五万，军威大振。世宗方谕宰相：‘此前宋人假意求和，乘我不备突袭宿州；今遭重创，伤亡惨重，故不敢再通音问。朕悯南北生灵久罹兵燹，本欲止戈安民，不计小节，可命帅府致书宋廷议和。’

宋廷终遣使求和，然我朝凭赫赫兵威及稳固边防，终免其奉表称臣之礼（注：达成相对平等的“隆兴和议”）。今宋人弃信背盟，寇我边陲，曲在彼方！彼若主动求和，于理为顺；我方岂可首倡和议而自示怯弱？此举恐徒劳无功，反招讥讽轻侮！”

十一月，高汝砺上奏：“臣闻立国以民为本，安民以财为基，故明君必先护养根基。国家征调赋役，河南路负担最重，其税租数额常三倍于旧制。今尚书省户部核计‘通宝’岁收不敷支用，竟向民间摊派‘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弥补。近因通宝流通稍滞，又加征两倍！河南民户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当前税租尚且多未缴足，又增此税，彼等若非变卖输租余粮，必减口粮以应征。

须知事有难易、势分缓急：当下急缺却难得者乃粮草，其源出民力，供给有限，宜缓谋良策；而易行者为钞法（纸币制度），操之国柄，变通无穷。往昔大钞（大额纸币）滞涩，则改发小钞；小钞崩坏，则改行宝券；宝券失效，又易为通宝——权宜改制皆由朝廷掌控，岂须烦扰百姓？民众竭尽全力供应军储犹恐不足，今复强征通宝附加税，若无力缴纳，必致逃亡。

民户逃亡则农耕荒废，军粮何从得来？主事者不谋长远而贪图近利，不固根基而计较末节，臣深恐军需储备与钞法信誉将两相妨碍！臣非不重钞法，亦非刻意违逆省部，实因‘钞法稍滞、物价微涨’之害为轻，而‘民生动荡、军储不济’之害为重！伏望陛下审时度势，俯纳臣言，特诏有司减免此税，则民心悦服，积欠税租方有完纳之望。”

当时，正值河北义军首领贾仝、苗道润等人互相攻伐，朝廷拟分割州县、另立名号以安置之。高汝砺上书直谏道：“此实下策！河北诸帅多为本土义军首领，或因时局暂任队长之职，甚或曾有叛逃经历，绝非久历朝堂、通晓礼义名分之辈。其贪婪暴虐、目无法纪不足为奇。朝廷因多事之秋，暂且笼络驱使，期使遗民稍得喘息。彼等自相残杀则势力渐衰，势力衰微则朝廷易控。

今若裂土分封，许其自置州县官吏、擅征民户赋税，则占地广者日益坐大，地狭者日渐削弱。久之弱者尽为强者吞并，而强者割据之地不可复夺，朝廷反更受制肘！昔唐朝分割河朔之地授安史降将，史家斥其‘护养孽萌，终成大祸’，此实为今日之鉴！不如暂命行省行羁縻之策，调和矛盾，多方制衡，使其难以坐大。待他日边患稍息，国力渐复，此辈又何足为患？”裂土分封之议遂止。

完颜珣曾对高汝砺言：“朕每见卿侍立早朝，恐卿不胜劳苦，特准坐于殿阶之下，然卿终不应允，何故？君臣相待贵在赤诚，区区小节，朕本不计较。”高汝砺以君臣名分至严为由，始终不敢奉诏就座。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河南大熟，民间储粮丰盈。高汝砺上奏请求：“国事莫重于粮储！今屯戍兵马日增，修筑新城耗资亦巨，若不趁此丰年多方筹措，恐秋季防御时期军需匮乏。

请于河南诸州府视粮价高低，权定制式：凡内外四品以下各类散官、荫补子弟，准其以免除劳役监当官（注：负责催税、押运等苦差的基层官）职任功酬（注：指官职升迁所需的绩效凭证），或僧道官阶、师号度牒、寺观名额等，折价购粮。州县官吏能劝诱民户输粮达三千石者，日后铨选（注授）列升迁名册榜首；五千石以上者升官一阶；万石以上者晋升职等（如县令升知州），并即授实缺。如此可激励官吏，广辟粮源。”完颜珣准其奏。

不久，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食用油专卖，术虎高琪因国家开支正急迫，遂劝说完颜珣实行。高汝砺上书道：“古代没有专卖法，自汉以来才开始设置盐官、铁官、酒类专卖官和均输官，用以补助国家经费。发展到后来甚至征收车船税、房屋税，这些征利的方法本来就已经用尽了，但也未曾听说有食用油专卖。食用油是世间共同使用的物品，利益归于公家则危害波及百姓，所以古今都搁置不议，亦是因厌恶其苛细繁琐而重视其滋扰百姓。

国家自从战事兴起，河南一路每年的赋税收入已不止翻倍，又有定额征收的各种钱、临时摊派的杂役，无不是出自老百姓，现在再商议实行食用油专卖，每年征收银子数十万两。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在这种时候，百姓能够再加重负担吗！若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天下通行的货物当作专卖品，将百姓家中日常使用的物品当作禁物，把自古未曾实行的方法当作好方法，臣深切认为圣朝不应采纳。

若真实行了，有五种害处：河南州县应当设立专卖机构九百多处，设置官员一千八百多人，而那些小吏、差役、工匠等人还不包括在内。费用已不可计量，又要新建房屋，强行购买制作工具，公家和私人都会受到烦扰，几乎无法形容。至于提点官署有升降、责罚的法规，一旦税收亏损，必然产生强行摊派的弊端，百姓受害，更加不能承受，这是第一种害处。

食用油价格高低各地不同，正因为商人转运贩卖，互通有无，所以它的价格常能保持平稳，人们容易买到。现在既然设官各有管辖地域，擅自越境贩卖就要治罪，这就会使得价格贵的地方常贵而便宜的地方常便宜，这是第二种害处。

百姓家庭日常食用不能都亲自去专卖店购买，转卖者从中加取利润，那么价格就不得不贵，使用也就不得不困难，这是第三种害处。盐、铁、酒、醋，公家制造和私家制造不同，容易区分辨认，只有食用油不是这样，无法辨别标记。现在对私自制造者有刑罚，对抓捕告发者有奖赏，那么无赖之徒借此能够诬陷构害良民，使他们冤枉获罪，这是第四种害处。

榨油户所置办的房屋、工具，花费的钱已经很多，官府按他们的产业推定其资产能力，据此摊派差役赋税。现在夺走他们的工具、使他们废弃本业，而差役赋税照旧，他们靠什么活命？这是第五种害处。只有取消专卖才妥当。”完颜珣认为他说得对，却又不愿违背高琪的意思，遂下诏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

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意见与术虎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则都认为不可行。最终，完颜珣道：“古代不实行的事情现在要实行，这是又生出一件事端，还是取消它吧。”十月，完颜珣赐给高汝砺金鼎一座，厚重的丝织品三匹。

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三月，任命高汝砺为平章政事，不久又晋升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二月，高汝砺再次上表请求致仕，仍未被批准。九月，完颜珣对高汝砺说道：“昨天上朝，到中午才结束。爱卿年老了，不能长久站立，奏事完毕，在用印的时候，可以先退下坐到一旁，恐怕疲劳导致生病，反而妨碍商议政事。”

不久，高汝砺再次请求致仕，完颜珣又对他说道：“作为丞相的礼节已经很周到了，但如今朝廷大臣谁还能比得上丞相您呢，一定要请求离去吗？姑且留下辅佐朕吧。”十月，完颜珣将他越级升为荣禄大夫，并告诉他道：“丞相多次请求离去，朕因为国家事关重大，所以坚决挽留。丞相年老了，而官阶还未到二品，所以特此提升两级。”

十二月，完颜珣又对他说：“之前朕因为爱卿年老，上朝时侍立辛苦，命令在用印时退到廊下坐着，但爱卿违背了朕的意思，仍然侍立整个早上，难道是有关部门没有给你设座位吗？希望爱卿努力遵从朕的心意。”

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年）四月，高汝砺跪着奏事，完颜珣命令他起来，说道：“爱卿是国家重臣，所说的话都是关系国家的大计。朕要求爱卿的，只在于竭尽忠诚，何必拘泥于这些小礼节，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七月，完颜珣对宰相们说道：“过去有人说世宗皇帝太节俭，有人说若不这样哪能积蓄那么多财物。章宗皇帝时期开支很大，却没有匮乏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先朝有积蓄留给他啊。”高汝砺遂进言道：“节俭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说到这点，是天下人的福气。”

九月，完颜珣又对宰相们说：“有功劳的人即使有小过失也应当宽恕，没有功劳的人难道可以宽恕吗？然而有功劳的人人们喜欢诽谤非议。凡是将功劳过失告诉朕的人，朕必定要深究事实，即使是亲近的侍从所说也不敢轻信，也未曾顺从个人的爱憎。”高汝砺遂答道：“公正产生明察，偏私导致昏聩。一般人大多顺从个人的爱憎，不符合公论。陛下圣明，所以能够做到这样。”

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年）正月，高汝砺再次请求致仕，完颜珣当面对他说：“现在若答应你，善始善终的道义就都具备了，对你很安稳，对朕也是一件美事。但正值多事之秋，而朕又德行不足，正依赖老臣辅佐，所以还不能满足爱卿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推辞，最终仍未被批准。

完颜珣又对他说：“朕每当听说有人诋毁或赞誉他人，必定要弄明实情。”高汝砺答道：“从前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烹杀了阿大夫以及曾经诋毁即墨大夫、赞誉阿大夫的近臣，从此群臣恐惧，没有人敢掩饰过错，齐国大治。陛下说到这点，国家的安定太平便有希望了。”

二月，完颜珣因高汝砺年事已高，免除他行朝拜之礼，侍立久了便在殿前的平台上休息，并命令有关部门设置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致仕，完颜珣再次以措辞优厚的诏书不准。

完颜珣对群臣说道：“有的人有才能胜任职事，但居心不正，终究不足为贵。”高汝砺答道：“居心不正而又具备才能，便是所谓的如虎添翼，即使是古代圣人也未必容易识别。”完颜珣认为他说得对。

后来，有一天完颜珣又对宰相们说：“大凡一个人心地善良而做事忠实，这才是难得的。如果言语巧诈内心虚伪，又有什么用。然而善良的人，人们又往往视为平常。”高汝砺答道：“人材少有完美的，也是根据他们的长处来取用罢了。”完颜珣认为他说得对。

五月，完颜珣向宰相执政询问修缮京城城楼和瞭望台的事情，高汝砺上奏道：“所用的都是大木，但眼下难以得到，正在命令想办法置办。”完颜珣道：“朕宫中的别殿若有可用的木材就用它。”高汝砺答不应该毁坏宫殿，完颜珣道：“除了居住的宫殿以外，拆毁又有什么害处，难道不强过劳累百姓从远方运来吗！”

金哀宗完颜守绪刚即位时，谏官说高汝砺欺骗君主、巩固权位，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应该罢黜他以激励百官。完颜守绪道：“从前汉惠帝说，我不如高祖皇帝，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度罢了。高汝砺是先帝树立为宰相的人，又可以罢黜吗！”又有人投递匿名信道：“高汝砺不致仕便杀了他。”高汝砺因此告老请求致仕，完颜守绪下诏优抚不许。

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三月，高汝砺去世，时年七十一岁，配享金宣宗庙廷。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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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城史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