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2年6月15日黄昏，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里，罗健夫在弟弟搀扶下挪到窗边。伫立在窗台前，罗健夫陷入了沉思，以前，因为忙于研制图形发生器，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静静待着，这是47岁的他最后一次看晚霞。

1982年6月15日黄昏，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里，罗健夫在弟弟搀扶下挪到窗边。伫立在窗台前，罗健夫陷入了沉思，以前，因为忙于研制图形发生器，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静静待着，这是47岁的他最后一次看晚霞。

第二天上午，这位填补了中国电子工业空白的关键人物，因晚期淋巴癌停止了呼吸。

1983年2月20日，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低调了一辈子的罗健夫成为传遍大街小巷的英雄科学家、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2009年9月14日，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他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1935年9月21日，罗健夫在湖南出生。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斯人已逝，但他的故事，像和煦的春风，不断从他生前工作的771所吹向远方，带去温暖和力量。

“国家需要，我就干”

罗健夫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母经常要外出谋生，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升入中学后，他接触到很多思想积极的进步青年，也为自己设定了更高远的目标。

16岁那年，他怀着“抗美援朝”的热忱参军，但没有如愿到达硝烟弥漫的鸭绿江彼岸，而是被分到武汉后勤学校学会计，后来又被分配到甘肃山丹军马场当“牧马人”。在祁连山下的草原上，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深夜马灯下，初中没毕业的他啃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

1956年，罗健夫考入西北大学物理学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入学时，他的成绩排在班级中下游，为了赶进度，他经常学至深夜，图书馆关门了就去教室，教室锁门了就回宿舍，用报纸挡住灯光继续学。毕业时，他的专业课成绩跃居全班前列。

“我愿用金钱买时间”，是罗健夫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学校，他被公认为“全年级最用功的学生”，工作后，他也是全单位最拼命的人。

罗健夫毕业后，先后在西北计算机所、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现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工作，从事微电子技术相关的研究。直到1969年冬天，骊山脚下156工程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关乎航天发展重要技术的会议。

当时，国内导弹与运载火箭的研发卡在了“嵌入式计算机”上，没有计算机控制的图形发生器，就无法高精度曝光集成电路板的掩膜版，而这一步，是嵌入式计算机制造的核心环节。彼时，国外对这项技术严密封锁，国内还停留在人工手绘制版的阶段，效率低、误差大，根本满足不了发展需求。

想要不被“卡脖子”，必须要实现图形发生器自主研制。无图纸、无资料、更无样机，在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这项研制任务？

最终，任务落在了罗健夫所在的非标准设备研制组，罗健夫任组长。

“国家需要，我就干。”接到这个艰巨任务时，罗健夫只说了一句话，就带着20多名组员开始长达3年的艰苦攻关，甚至把铺盖卷搬到了实验室。

核物理专业与半导体设备领域跨度很大。面对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罗健夫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到不能再压缩，宿舍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最先一个亮起，一连数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同事们便喊他“罗铁人”。

研制图形发生器的日子里，罗健夫更像“着了魔”。

为利用好每一分钟，他上了公交车就看书，常常坐过站又坐回去。有时即使离开了工作岗位，脑子里还一直在想着工作。有一次他在加班时去厕所，误以为到了宿舍，边想工作边脱上衣，直到发现没地方放衣服，才猛然反应过来不对头，被自己逗笑了。工作在临潼，家住西安，因为经常加班，他总是错过单位班车，就买了辆自行车往返，每次要骑行35公里。

1972年，好消息随春天而至，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在实验室里成功运行。这台设备看起来有些粗笨，却意义非凡——导弹与火箭的“大脑”嵌入式计算机，有了国产化的“制图工具”，中国半导体设备的制图、制版，第一次从“人工”迈向了“自动化”。

不图名、不图利

罗健夫的时间很少属于家人。1968年，他在北京电机厂搞协作，妻子来探亲，而罗健夫一直忙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一个多月里，俩人没有出去玩过一次，直到临别前，才去天安门广场照了张相。

后来，罗健夫的妹夫出差路过北京，眼见不好再推辞，为了能陪同妹夫一天，罗健夫便提前熬了一个通宵，进行“补偿”。

罗健夫的生活简单到了苛刻的地步。两个馒头夹一块臭豆腐、一碗面条拌一点酱油就算一餐。身上穿的始终是部队发的旧军装，一家人准备添置衣物的钱，常常被他用来购买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的书籍。

后来他生病时，因床位紧张一时不能住院，单位每天派救护车接送他看病。他开始执意不肯，一定要骑自行车跑七八里路，直到手扶不住把、腿跨不上车，才不得不坐车。上了汽车他还自言自语地嘟囔：“国家汽油这么紧，我一个人怎能坐一部车？”陪他的同志劝他：“救护车就是干这个的，你干嘛对自己那么苛求？”他稍停片刻，又说：“那好，汽油钱我付。”

1978年，罗健夫被派往国外学习。他和同事竭尽所能“省时间”“省金钱”，不多花一分钱，硬是为国家省出来了42%的外汇开支，回国后全部上缴国家。其间，罗健夫除了周末上街购买生活必需的食品外，几乎足不出户，所有时间都花在阅读资料和研究问题上。

在工作中，罗健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不表现自己，甘为“普通一兵”。

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后，罗健夫没歇多久，又扎进第二代设备的研发里。

1975年，性能更优的第二代图形发生器问世，1978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哈，老罗，这下你可立了大功啦！”

而罗健夫总说这一部分是某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同志搞成的，从不提自己。

“电路、计算机总算你的功劳吧？”

“那是人家指导我干的，我那点作用，不值一提喽！”

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写自己的名字。

上级给项目组发了3000元奖金，按贡献，罗健夫能拿大头，可他一分没要，全部交给了组织。对于单位给予的晋升机会和行政职务，他多次谢绝。“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罗健夫坦率地和领导说。

罗健夫总是“往后退”，一时让单位领导犯了难，面对“不近人情”的丈夫，妻子和他商量“要不挂个名”，但他严肃回应，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凑数挂名。

面对工作，罗健夫是最积极踊跃的那个人。有一次，一位同事到外单位搞协作，忘记了一个设计公式，写信向罗健夫请教。罗健夫不只告诉了几句公式，还把自己呕尽心血、积累多年的全部技术资料统统寄给同事。捧着厚厚的资料，那位同事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老罗呀老罗……你……你真是老罗！”

参军时，罗健夫抱定“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决心；入党时，他誓言“忘我无私地工作”。从入伍到入党，罗健夫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自己坚守的信念。

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1982年6月10日，罗健夫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6月15日，弟弟帮他擦洗了身体，还刮了个胡子。因为太瘦，皮肤贴在骨头上，简单的刮胡子刮了将近一个小时。

6月16日10点35分，罗健夫停止了呼吸。此前，他嘱咐亲属：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而且丧事一切从简。

大家坚持为罗健夫购买新衣帽用于葬礼，但理解罗健夫的妻子没有同意。最后，她从罗健夫生前衣物中挑出了一件穿了很多年的衬衣，一条洗得发白的棉毛裤。遗体火化后，又为他购买了一个价格最便宜的骨灰盒。

临终前，罗健夫最放心不下的，就是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

“我对不起你们，不能参加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了。你们要自珍自重，团结协作，争取早一天把这个项目拿下来。”1982年5月下旬，意识到自己也许不可能再继续为党和国家的科技事业工作后，罗健夫以惊人的记忆力，将Ⅲ型图形发生器图纸上自己已经改动过但还未来得及标明的几个部分，以及他自己估计到在今后研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几个疑难问题，都告诉了前来看望他的同事，忍着巨大的疼痛，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去世前一周，罗健夫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告诉同事，工作室里有个笔记本可以解决同事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同事回应后，他露出久违的微笑。

1981年10月，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进入关键阶段。

在一天天的攻关中，罗健夫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开始略显暗淡。他经常一只手捂住胸口，一只手整理手上的资料，但就是不肯花时间去看病。最后，在家人和同事多次催促下，他才抽空去附近的医院做了检查。

从医院回去后，罗健夫完全不顾身体不适，只是在家简单吃了一碗面条，就急忙赶回了工作室，进行Ⅲ型图形发生器图纸的整理工作。

后来得知自己患癌症后，罗健夫没有被吓倒，而是镇静地询问医生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然后立刻返回单位，继续抓紧时间工作，好像没有生病一样。

医院听说罗健夫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专家，立即决定：有了病床，首先安排罗健夫。

罗健夫知道了，反而生了气：“有那么多病人等床位，把我安排在前头，影响不好。请转告医生，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按病情、按顺序安排住院。”

因为疼痛，罗健夫常常把嘴唇咬破，但从来不要求打止痛针，就连止痛药也很少吃，面对妻子的劝说，他说：“那东西刺激神经，对大脑不利，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吧。现在，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还可以多想一想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中的一些问题，给其他同志当当参谋……”

虽然行动已经非常艰难，走几步就要靠在墙上喘口气，但为了和癌症作斗争，罗健夫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后来，吃饭也成了力气活儿，一两多面条，要半个来小时才能吃完，但罗健夫每餐都强迫自己尽量多吃一点，增强抵抗力。

对罗健夫来说，工作比生命更重要。罗健夫的姐姐和妹妹从外地赶来，一踏进病房，就失声痛哭，罗健夫微笑着握住她们的手，一个劲劝慰，告诉她们自己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罗健夫崇拜保尔·柯察金，他以保尔为榜样，也时常推荐身边人向保尔学习。他曾给女儿写信推荐她读一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她从中了解老一代共青团员是怎样生活、战斗的。

在罗健夫好友回忆中，罗健夫的信念、气质、道德、意志，都从保尔·柯察金身上得到教益。“大家总称罗健夫是‘中国式的保尔’，这个称呼当之无愧。”

罗健夫的遗体被解剖后，医生发现他身患的淋巴瘤潜伏期已在两年以上，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胸骨已经酥脆，一碰即碎，感叹“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罗健夫都很少喊“疼”。

精神不朽永传承

“罗健夫的故事，讲多少次我也不会厌。因为我不仅讲给你们听，也讲给我自己听。”771所老职工胡培德说。他是罗健夫当年的同事，也是党支部书记。从啃馒头搞科研，到把荣誉让给年轻人，再到临终前还想着交党费，胡培德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罗健夫的故事。

胡培德一直保留着罗健夫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复印件、关于学习罗健夫精神的报告材料。“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一面回忆他，一面提醒自己。”他说。

一生俭朴的罗健夫去世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

熟悉罗健夫的人都知道，除了醉心科研，他还喜读历史，酷爱文学，善于从一切精神遗产中寻求做人的真谛。他喜欢搜集古今中外科学家不为名利、英勇献身的名句，用以自勉。

女儿上大学后，罗健夫特意赠给她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让她深读深想，写出读后感。孩子照办了，他仍不满意，指出：联系自己不够，体会也不深刻，重写。

研制第一代图形发生器时，何文星和罗健夫同宿舍，在他印象中，“老罗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除了学校的作业，孩子还要完成罗健夫布置的作业，作业写完才能吃饭。”在罗健夫的引导下，大女儿15岁就以渭南地区高考预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

“国家的需要，就是青年人的前途。”在弟弟上大学期间，罗健夫多次给他写信，要他努力探索人生，追求真理，并用俄文抄下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送给他。他要求弟弟“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得知弟弟想从政府部门回到教师队伍后，罗健夫勉励他“不图名利，忘我无私。”

如今，在771所的科研园区中心，矗立着一座罗健夫的铜像，他一手搭着外套，一手握着图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常有年轻职工在铜像前驻足，像是在和“老罗”交流工作。

“对于771所来说，罗健夫是当之无愧的精神旗帜。对我们个人，他就像照亮前路的灯塔。即便如今所里大多数人未见过他本人，但那份发自内心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却未有过丝毫消减。”771所一位年轻工程师说，“想当年，罗健夫吃在工作室、睡在工作室，累了就洗把脸、攒攒劲，便又立刻投入工作。比起他的坚守与拼搏，我们眼前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771所每年都会举行纪念罗健夫的活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学习罗健夫精神”也成为一节必修课。

2009年，罗健夫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罗健夫用科研成果挺起了中国航天的脊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后来者：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什么是科研工作者的担当。

如今，图形发生器早已被更先进的CAD技术取代，但他留下的精神却成了771所乃至中国航天的“传家宝”，继承了他精神的人，正带着他的“理想”，在航天报国路上，继续前行。

来源：中国航天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