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年轻时，据说翻过最远的一座山，是去邻县帮工。他回来说，那边的楼有“三层高”！眼睛里的光，亮了好几天。母亲一辈子没坐过火车，她最丰富的旅行是年轻时跟着村里的姐妹去镇上赶集，买了条红纱巾，珍藏至今。

我总梦见他们站在田埂上，身后是层叠的墨绿色大山，像一堵没有尽头的墙。

我的父母是“被困在大山里的人”。这“困”字，不是钢筋锁链，而是无边无际的山峦、盘绕曲折的土路、一年一季的庄稼，和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

父亲年轻时，据说翻过最远的一座山，是去邻县帮工。他回来说，那边的楼有“三层高”！眼睛里的光，亮了好几天。母亲一辈子没坐过火车，她最丰富的旅行是年轻时跟着村里的姐妹去镇上赶集，买了条红纱巾，珍藏至今。

山，框住了他们的视野，也塑造了他们。

父亲的手像老树的根，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黄土。这双手能精准地判断秧苗的间距，能扛起百斤的谷袋，能在暴雨前用塑料布为整个稻垛披上雨衣，却握不稳一支纤细的钢笔，在需要签名的场合，总会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惶恐。

母亲的皱纹是山地的沟壑，记录着每一场干旱与风雨。她能用最普通的土豆红薯做出十几种不重样的吃食，能根据云彩的形状预测天气，能听懂每一只鸟雀的叫声，但她听不懂普通话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新闻，也弄不明白女儿在城里做的“在电脑上打字”的工作。

我和弟弟，是他们用这黄土和汗水，从大山里“推”出去的人。

他们拼尽全力，让我们读书，送我们走出这一重又一重的山。我们的世界变大了，变得有高铁、有互联网、有咖啡店和跨国企业。他们的世界却愈发小了，小到只剩下一方院子、几亩薄田，和一部需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屏幕的老人手机。

我们成了“山那边”的人。而他们，成了替我们守在山这边故乡的“锚”。

电话里，永远都是“都好”。“吃了没？”“吃了。”“忙不？”“不忙。”“钱够不？”“够。”……信号时断时续，像我们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话题的交流。我们汇报的成绩，他们想象不出；他们诉说的农事，我们无从体会。

这种隔阂，比山更沉。

他们被困住了吗？是的。被大山困住，被土地困住，被一个飞速向前却难以带上他们的时代困住。

但他们真的觉得“困”吗？我曾委婉地问过母亲，想不想去城里住。她愣了一下，然后看着院里的鸡鸭和远处的田地，笑了笑：“去了干啥？地谁管？鸡谁喂？我去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在这儿，敞亮。”

我忽然明白了。“困”这个字，是我用我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的悲情标签。

于他们而言，山不是囚笼，是家园。土地不是束缚，是生命。这里的每一道岭、每一棵树、每一个邻居，都是他们认知体系里不可或缺的坐标。他们的根，早已深扎进这坚硬的土壤，强行拔起，只会枯萎。

我们飞出去了，看到了他们不曾看过的风景。而这，或许正是他们梦想的延续。他们用一生的坚守，换来了我们选择离开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恰恰源于他们的“不自由”。

最深的情绪冲突在于此：我们心怀愧疚，觉得是他们被困住，才成全了我们的海阔天空。而他们，却全然不觉得这是牺牲，只认为这是天道伦常。父母嘛，不就是托举孩子去看更大世界的那块基石？

所以，那座山，永远地隔开了我们。我们在山的两边，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却彼此牵挂，他们或许不知道出山的那边是什么，只知道山的那边有你…他们没机会走出大山，却拼尽全力把我们推出大山，他们不想让我们过的和他们一样，不想让我们一辈子就这样困在山里…

他们或许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但大山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了温度、有了故事、有了传承。

他们不是被困住的符号，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是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代传统的农民，用沉默而坚韧的一生，写就了一首关于土地、关于奉献、关于爱的，深沉的诗。

来源：郎修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