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跨学科视野下的城市设计——向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学习》，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4年10月刊，总第231期P79-87。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作者：

程世丹，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昕蓓，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跨学科视野下的城市设计——向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学习》，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4年10月刊，总第231期P79-87。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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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程世丹，杨昕蓓.跨学科视野下的城市设计——向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学习[J].建筑师，2024（05）：79-87.

丹尼斯·斯科特·布朗作为现代城市设计领域的杰出学者和实践者，以其独特的跨学科视角和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而闻名。本文通过回顾她的研究项目、学术著述和职业实践，分析其跨学科城市设计思想与方法，厘清布朗的学术贡献，并试图从中汲取启发，丰富我们对城市设计的理解和实践，创造出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目录概览

一、引言

当代城市设计已成为一门协作、交叉型的学科，许多学者在发展和完善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1956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城市设计会议被认为是城市设计学科的开端。

其后，何塞·路易斯·塞特（Josep Luís Sert）、柯林·罗（Colin Rowe）、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分别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城市设计项目，从不同方向构建城市设计理论体系。塞特重视城市公共空间和文化传统，提出城市心脏、步行城市、市镇综合体等城市设计理念；罗从现代城市和传统城市的巨大差异切入，提出“拼贴城市”的理念，揭示现代城市中的“实体性空间”和“边角料空间”，代表了一种“纯形式”的建筑自主性研究；布朗与前两位不同，她的城市设计思想超越了传统的物质要素，将社会、经济和政治需求与城市建筑的功能和美学品质联系起来，强调城市作为社会符号和文化表达的空间，以促进社会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性。布朗综合、多元的城市建筑观更为接近当代城市设计的理念，被认为是改变了当代建筑进程的人。

然而，布朗的成就常常被归于其丈夫兼合作者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91年文丘里获得普利兹克奖，作为合作者的布朗未获提名，这一事件引发很大的争议。不少学者著文对布朗的学术贡献被埋没表达不满和惋惜。

文丘里本人也亲自承认，他与布朗的合作，使他增长了社会和城市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涉及本土性、大众文化等方面，正是布朗使文丘里发现了拉斯维加斯的价值，促成两人合作开展“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研究项目，其成果出版成书，成为建筑理论的开创性文本之一，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实践者和思想家。实际上，布朗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文丘里的理论建树和建筑创作，她还是文丘里事务所城市设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2016年美国建筑师学会金奖同时授予了文丘里和布朗，这也是该奖有史以来首次有共同获奖者，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利兹克奖的缺憾，表明学界对布朗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布朗1931年生于非洲赞比亚，成长于南非，在这个复杂的殖民文化环境中开始了建筑学求学之旅。1950年代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继续建筑学学习，1958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先后获得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后一直在美国教学、研究和设计实践。社会动荡与变革困扰着她的少年与青年时代，使她很早就开始关注文化与社会问题，加之三大洲的建筑学教育和多元文化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布朗独特的跨学科视野，她总是以一种学习者的姿态观察、思考现实世界，并提出批判性的见解，颠覆着同时代下的建筑与城市设计趋势。

她的许多研究项目（包括与文丘里合作的）都以“向……学习”为题，例如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向莱维敦学习、向波普艺术学习、向地方商业建筑学习、向费城学习等。她还是美国第一位主持城市设计项目的女性，只不过一直承受着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所经历的歧视和阴影。本文意在通过相关文献和案例的梳理，向布朗学习，分析其城市设计的思想和实践取向，更好地理解布朗在城市设计领域的学术贡献。

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二、关注城市形式的象征意义：向拉斯维加斯学习

1972年，布朗与文丘里及他们的助手斯蒂文·艾泽努尔（Steven Izenour）合作出版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城市形态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四本书之一，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疯狂的纽约》（1978年）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石英之城》并列。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拉斯维加斯和其他类似的城市是一种负面城市的代表。建筑师和评论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在其广受欢迎的作品——《上帝自己的垃圾场》（God’s Own Junkyard）一书中，将美国战后商业街看作是“美国城市文明的衰落”。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一篇名为《大众文化的图式》（The Schema of Mass Culture）的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悬挂在我们城市上空的霓虹灯比夜晚的自然光更耀眼，它们是彗星，预示着社会的自然灾害和死亡。

然而，布朗和文丘里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日常的美国城市景观，描述大众建筑具有的适宜和美观。1965年，布朗受聘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随后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设计项目的联合主任。在美国西南部的几年里，布朗对拉斯维加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充斥着流行品味和富有动态的视觉文化，是当时最典型的美国商业区，也是“新兴汽车城市”的代表。她认为街道上形形色色的符号和形式的使用，都是在与移动的行人高速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充斥着符号和标志的场景都被赋予了“建筑”意义。

因此，随处可见的标识和广告牌取代具象的复杂建筑物成为充满商业化和信息化的空间语汇，是更具象征性并更适应于当地环境尺度的大众媒体（图1）。1966年布朗邀请文丘里参与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课程，并一同前往拉斯维加斯考察。1968年两人合作撰写了论文《A & P停车场的意义，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第二年秋天，布朗与文丘里为耶鲁大学艺术与建筑学院的研究生创建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研究工作室，将形式分析作为设计研究的对象，并带领学生一起到拉斯维加斯研究城市形态，调查的内容涉及这座城市的多个方面，包括商业语言、照明、图案、风格和建筑中的象征意义。

图 1 ：拉斯维加斯商业带：酒店、赌场的广告牌

布朗将摄影、摄像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来调查、表现和理解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形态和建筑环境，分析和绘制“城市蔓延”的郊区、以汽车为导向的景观。研究小组在汽车引擎盖上安装摄像头，沿着拉斯维加斯大道行驶，记录这座城市的动态图像。这种方法取自洛杉矶艺术家Ed Ruscha的摄影项目《日落大道上的每座建筑》（Every Building on the Sunset Strip），同时还考虑了经验社会学、视觉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也成为随后在建筑教育中进行城市形态研究的蓝图，特别是将摄影作为分析和记录城市环境的手段，不仅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形态，也观察到了城市的社会动态和居民的需求。

研究成果以《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为名出版，书中充满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是“鸭子”和“装饰棚”之间的比较（图2）：“鸭子”代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很大一部分，在形式和体积上都很有表现力；相比之下，“装饰棚”依赖于图像和标志，代表通过简单的标志转换就能改变其功能或意义的普通建筑。布朗与文丘里认为，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几乎所有的建筑都使用装饰来传达意义，通常意义深远。

但是，现代主义建筑避开了这种装饰，追求“纯粹建筑”和“高尚艺术”，实际上却深深陷入了对先进技术的迷恋，使建筑在城市层面变成了巨型结构，仅仅依靠物质或结构元素来传达意义，实质上是将建筑的空间、结构和功能扭曲成一个更巨大的装饰物，潜含着一种隐晦的象征意义（图3）。既然如此，不如像“装饰棚”那样，大大方方地将象征手法体现在城市建筑丑陋而平凡的特质上——运用象征主义和修辞学的装饰，紧密地融合时代背景和大众文化。而且，与“鸭子”不同，装饰棚的空间和结构系统直接为设计提供服务，使装饰得到独立的应用，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冲突。

如果认为“鸭子”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符号，那么“装饰棚”就是带有符号的遮蔽所（表1）。在布朗和文丘里看来，平凡的象征性建筑更适合像拉斯维加斯这样以远距离和高速汽车景观为主的城市扩张区。在这些地方，空间的象征意义超越了空间的实际形态，朴素的象征性比“鸭子”这种宏伟性更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图 2 ：“鸭子”和“装饰棚”

图 3 ：巨型结构形态通常是鸭子

“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城市郊区化现象的一种解释，拉斯维加斯大道是城市扩张最纯粹也是最激烈的表达。布朗与文丘里主张一种开放的反乌托邦主义，理解城市的本来面貌，而不是规划者希望城市变成的样子。另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所传递的不仅是美式商业走廊的独特城市景观，或是“鸭子”与“装饰棚”、“丑陋平凡”与“宏伟新颖”之间的对比，更深刻的目的在于拯救城市建筑中被忽视的象征主义。重新探索建筑形式的象征主义意味着首先要承认建筑作为城市交流系统和社会传播系统的一部分，其次要从建筑单体的外在特征中领悟抽象化的内在意义。在抵制过度装饰的同时，建筑设计不应该抗拒图案和形状所带来的象征性和表现力，同时，让形式回归到功能本身，去寻找与时代契合的建筑形式语言。

三、拥抱多元的社区文化：莱维敦研究

1970年布朗与文丘里在耶鲁大学创建了另一个研究工作室，开展名为“建筑师的补救住宅或向莱维敦学习”的研究。与拉斯维加斯研究聚焦美国城市商业街的视觉文化和符号象征不同，莱维敦研究关注美国郊区住区的社会生活，重视建筑与城市形态的社会人类学维度。作为一位成长于动荡社会的建筑师，布朗对社会领域的关注由来已久。

旅居伦敦时，她对“新粗野主义者”的城市理念兴趣甚浓，并把它描述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建筑与社会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的运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布朗选修了许多社会科学课程，其中城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课程对她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同一时期，她还与许多社会规划师合作，并参加了费城的社会规划。不过，布朗始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她认为建筑师不应照搬社会学家的观点，而应“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学的信息”，设计应从“需求多元化”的角度来定义“人”，通过考察现有的环境可以验证此观点。

莱维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甘斯的著作《莱维敦人：新郊区社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的启发。莱维敦小镇是二战后美国居领先地位的、最具典型意义的郊区开发社区，其建造采用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方法，强调家庭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深受美国社会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的青睐，推动了美国郊区化进程。但莱维敦居民成分同质性很强，以持保守观念的白人居多。

在莱维敦的研究中，布朗将她对城市社会学的兴趣与对波普艺术美学的热情结合起来，工作室的课程框架强调分析与莱维敦公民的个人倾向有关的诸多方面：他们的家庭结构、教育状况、理想和价值观、态度、休闲习惯、居住方式、职业习惯、社会交往、媒体、财产、出行轨迹和主要投资等，从中可以看出来自甘斯的影响。同时，拉斯维加斯的经验也被应用于描绘郊区住区的图像和象征价值。

她解释这两种方法相结合的作用，“波普景观的形式不仅要从美学的角度，而且要从多种必要性的层面反映我们的状况，从重新安置穷人而不破坏其社会性的必要性，到创造人们需要和喜欢的建筑和环境的必要性”。通过问卷调查、摄影、录音、绘画等方法，研究小组收集了关于莱维顿社区的数据、统计信息和案例，从不同角度了解其中隐含的公众对住房的态度（图4）。同时，围绕“房子”“街道”“关系”“地区”和“城市”等概念组织起来的“城市再识别网络”，展示开发商设计的住宅风格的来源，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对房屋风格的倾向性，包括居民自己的创造能力，例如不同收入群体对同一类型房子的改造策略有何不同。

图 4 ：“向莱维敦学习”工作室研究记录：对住宅中表达的生活方式的叙述性描述

在工作室后续制作的不少海报中可以看到跨学科方法带来的新的设计交流方式，建筑风格按公民群体的收入分类，其中的照片和标记揭示了感知建筑和城市的新的社会和美学方式（图5），这些新媒体也是莱维敦视觉分析的核心，其中的一些后来被收录在1971年发表的《向波普学习》中。

图 5 ：“向莱维敦学习”工作室研究记录：按人群收入分类的住宅风格及居住方式

莱维敦工作室的研究无疑展示了对郊区社区种族矛盾的认识，尽管这个问题通常没有在作品中得到解决，但部分学生仍然挑战了这一课题，其中一位的设计是一个扩大的牧场式住宅，适合容纳不同种族和经济地位的多个家庭，并以“黑豹力量”命名。研究成果以一场名为“生活的符号：美国城市的象征”的展览呈现，郊区住宅的意象分类布展，如前草坪装饰、立面处理、室内家具和后院景观美化等，以作为对居民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展览中提到，“郊区的物理元素——道路、房屋、屋顶、草坪和前门——有实际用途，比如提供通道和住所，但它们也是郊区居民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关于社会地位、社会抱负、个人身份、个人自由以及对另一个时空的怀念”。

郊区城镇莱维顿的研究描绘了美国郊区化的居住图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郊区生活的多元性；同时，揭示了社会居住分异、种族或族群矛盾等深层次问题，帮助建筑师更好地理解郊区社区与住房如何定义和运作，以及相关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居民需求、住房选择、人口规模、家庭特征等方面的深入调查，研究团队探讨了居住形态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展示了莱维敦居民关于住房的不同“价值观”，这正是现代建筑所忽视的部分。

四、倡导积极的社会塑型：拯救费城南街

布朗一生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虽然她热爱教学，但真正沉迷的是实践。在她作为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践行“活跃的社会塑料”（active socioplastics）理念。这一概念最初来自Team 10的史密森夫妇，意指“建筑形式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其背景是二战后伦敦的城市重建计划将大量低收入人群转移至大都市以外的新城，忽视其社会依存关系而引起很大争议。

当时的许多年轻建筑师相信通过客观性和对技术的大胆使用可以拯救世界。史密森夫妇则主张一种“新客观性”，注重研究街道的日常生活，寻求通过设计既能保持邻里关系又能提供好的住房的想法，并将其命名为“活跃的社会塑料”，为此，他们提出了“空中街道”的概念，以期在高层住宅中重建和睦的邻里关系。这种以积极的物质形式适应社会生活的观点深深影响着当时还在AA读书的布朗。同期，她的指导教师亚瑟·科恩（Arthur Korn）帮助她从更广的视角来理解建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科恩的著作《历史建造城镇》（History Builds the Town）一书阐述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社会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城镇与这些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有关。布朗意识到如果建筑师想扮演城市设计师的角色，需要扩大他们对城市世界的看法，以包容更广泛的主题。

到美国之后，布朗受到大卫·克拉尼（David Crane）、赫伯·甘斯（Herbert Gans）、保罗·大卫杜夫（Paul Davidoff ）等人的启发，对社会科学、区域科学等学科给予更多关注。1960年代初，她为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即通过回应周围社会科学家和系统规划者的想法，发展一种成功的社会塑料，她将史密森夫妇的“社会塑料”解释为“在不同的尺度上为社会（活动）创造的物质容器”。就像在拉斯维加斯的研究一样，布朗和文丘里将街道看作是一种活动模式，认为对现有模式的仔细分析有助于通过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来塑造能够反映社区社会和文化的活动模式。

费城南街是布朗第一次有机会去实现“社会塑料”想法的项目，它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研究在同一时期进行，呼应了许多相似的主题。南街原是一个破败的商业区，为黑人传统聚居地，一项跨城高速公路计划使它面临被收购和拆除的危险，导致种族争议和公众讨论（图6）。当地成立了保护和发展克鲁斯镇（Crosstown）社区公民委员会（CCPDCC）。1968年文丘里事务所受邀与CCPDCC合作，寻求一个高速公路的替代方案。

布朗担任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她坚持将规划的控制权交给社区，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更好地理解当地社区的特点和挑战，并将这些因素纳入设计过程中。在对沿街商业的深入调查和数百张现状照片分析的基础上（图7），布朗提出了一个小规模干预的提案，明显区别于高速公路提案和其他替代方案（如巨型结构提案），没有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纪念碑式的建筑，而是以南街现有的结构和建筑美学为基础，强调经济需求与设计之间的联系。规划的目标是为低收入业主和租户修复住房，同时改善社区环境，尽量减少住户搬迁。其次是通过增加当地就业、当地企业所有权和住房所有权来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并将南街重建为重要的商业、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带状中心。

布朗的方案十分注重彰显南街街景的独特性（尽管当地居民并不关心），将提升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与本土美学联系起来。这个复兴计划对最终停止高速公路计划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本土美学也起到项目营销和吸引外部企业的作用，推动了新店和商业活动的涌入。

图 6 ：费城居民关于克鲁斯镇高速公路提案的抗议活动及标语

图 7 ：费城南街的一处街角

在费城南街项目中，布朗和文丘里强调了现代主义所低估的社会关系和力量，突显了当地的机会、价值以及居民的自治权，认为这些元素比建筑师设计的程序或功能更能塑造城市的实体形态。同时，他们也坚持追求自己的信念，即证明本土建筑的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团队与公民团体（CCPDCC）处于双赢的局面。项目也凸显了建筑师在城市设计中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群体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与当地居民互动，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利益方互动。在这种社会互动和文化结合的综合性过程中，城市设计将从建筑环境的物质发展转向社会力量的塑造。

五、重塑城市观下的建筑实践——从校园规划到公共建筑

在布朗的著作选集Having Words的序言部分，她提到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将城市观应用于建筑实践上。在布朗眼中，建筑是一个由城市、政治和社会三部分组成的概念，其跨学科思维帮助她将每个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语境下进行审视。她常将用于城市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复杂的建筑设计中，令它们共同形成一个不断演变和有生命的整体。

“穿过建筑的街道”是布朗设计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她声称建筑项目受到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力量的影响，并且需要在建筑内部进行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她尝试将建筑与通向建筑的外部通道系统相联系，内部街道则被用作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连接器，对外支持城市循环系统，同时在较小的内部规模上成为建筑公共部分的脊柱。

1997年开始的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校园规划”是布朗主持过的代表性校园规划项目之一。她在该项目中利用交通规划中的“交通需求线”概念，在规划的两条新轴线的交会处为校园构建了新的生命科学综合体——帕尔默大道综合体（图8）。同时，布朗将校园街道视作校园社区脉络以及城市交通网络的一部分（图9）。在科学设施或研究中心大门等重要节点，街道变得更加宽敞开放。一些校园活力点被处理成小广场，激发着校园社区不同学科偶发性的互动和交流。这些空间是联系和交流的象征。

图 8 ：帕尔默大道综合体

图 9 ：密歇根大学校园平面图，交通路线——校园路径，大学与安娜堡的交通衔接

街道穿越的概念在法国图卢兹省议会大厦设计中更为凸显，对街道活动模式的分析被作为一种设计工具，并最终将活动网络表现在对角线结构中。布朗确信提供对角线捷径是对行人的一种善意，她用一条高度市民化的步行街贯穿整个场地，将南运河桥附近具有丰富历史背景的城门遗址与图卢兹市中心的商业区连接在一起（图10），沿着步行街道，根据实际需求和使用频率来灵活规划空间，分为公私两类不同用途。经常使用的部分布置在主要的“街道”交会处，而将更多私人用途的区域安排在交通相对较少的地方。

在场地的中心创造了一个新月形的公共空间，作为部门办公和公共入口区域，凸显议会大厦的城市角色。因此，这条对角线捷径不仅联系了邻近的商业街道，完善了区域购物中心，也形成通往议会大厦的一种仪式性空间，显示设计的灵活性与定制性的结合，与不断演变的城市空间相得益彰。

图 10 ：图卢兹省议会大厦，北入口和穿过大楼的街道

另一个经常表现的城市主题来自拉斯维加斯研究中的“装饰棚”概念，将装饰作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使用中将它与建筑功能分离，视为信息交流系统，以适应城市环境的变化。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塞恩斯伯里翼项目中，新的扩建部分被打造成一座“装饰棚”，大量象征性的古典装饰被应用于现代结构的表面。立面采⽤与主美术馆相同的建筑材料——波特兰⽯灰⽯，并遵循原来的檐口高度。

旧建筑的立面元素被复制到新建筑上，但通过意想不到的组合方式与对比元素一起使用（例如大型方形开口和小型金属柱）。同时，在远离旧建筑的立面部分逐渐减少和消除了古典元素，直到完全消解在角落处，以创造新的节奏（图11）。通过这种巧妙的方式实现了新旧平衡，使得塞恩斯伯里翼既能在大广场上保持存在，又能与邻近的街景完美融合，被认为是最精致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之一。2018年，英格兰政府遗产机构将它列入最高一级保护名录。2019年，美国建筑师学会（AIA）授予它25周年纪念奖。

图 11 ：伦敦国家美术馆塞恩斯伯里翼

同样的“装饰棚”策略也运用于华盛顿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建筑立面被以广告牌的方式处理，通过建筑语汇进行装饰暗示：石灰岩外墙、生动的赤土、粉色花岗石、红色砂岩和彩绘装饰，旨在与周围建筑的材料（旧砖和陶土）相呼应。一层的拱廊借鉴波斯和威尼斯哥特式传统，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沿街展开。博物馆的西端大尺度后退，创建了一个入口广场，并容纳了一座巨大的公民雕塑（图12）。在这里，色彩、不对称构图和有趣的图案并不暗示室内空间，而是与城市环境对话，为市中心注入活力。

图 12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立面景观及入口雕塑

从小型景观建筑到各种政府和大学综合体，布朗和文丘里一起设计了超过160个建筑项目。她总是首先考虑社区、人和城市环境，最大限度地向其他相关专业开放，以跨学科的方式思考和操作项目，其共性包括连接建筑周围的开放空间、穿过建筑内部又不影响建筑的功能和隐私的街道、来自历史和日常的建筑符号。所有这些建筑元素连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与城市环境形成复杂的互动。

六、结语

丹尼斯·斯科特·布朗的跨学科城市设计思想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建筑与城市，强调了多学科合作和综合性思考的重要性，她始终以学习者的姿态不断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将城市设计的视角一端投向社会科学，另一端指向艺术和图像学。“向拉斯维加斯学习”项目通过使用多种艺术和科学研究方法，揭示了汽车城市的形式特征和构成模式，体现了建筑与城市象征主义的价值。

莱维敦项目将社会规划的方法带入城市形态的研究，通过不同类型的住房形式分析，揭示了郊区住区深层次的社会差异、种族冲突等问题，倡导交融多元的郊区生活。费城南街项目将社会、经济理念和美学表达综合考虑，使建筑与街道形式成为“积极的社会塑料”，推动社区复兴。在布朗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中，她总是能从更广泛的城市环境把握项目的本质，从交通规划、土地利用和符号象征意义等方面构建建筑与城市的复杂关系，创造具有人文关怀、文化深度的建筑与城市形态。这些跨学科的城市设计思想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今城市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未来的城市设计中，建筑师可以向斯科特·布朗学习，创造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来源：中国建筑出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