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没有解放时，有一次国民党还乡团到村子里抓人，我哥哥跑掉了，我嫂子躲她娘家去了，我才十来岁一个人在家，晚上房子黑黑的，不敢在家住，在外面，又是冬天，冻得不得了，吃的穿的都没有，差点没命。

张歧英口述

我从小没有父母，光有哥哥嫂子，也没有弟弟妹妹。

我只知道我是1936年出生的，具体哪天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还没有解放时，有一次国民党还乡团到村子里抓人，我哥哥跑掉了，我嫂子躲她娘家去了，我才十来岁一个人在家，晚上房子黑黑的，不敢在家住，在外面，又是冬天，冻得不得了，吃的穿的都没有，差点没命。

以后就在家里种地给我哥哥看孩子。解放后，村里办起了识字班每天中午学习一、二个小时，我就去了一次我哥的脸就吊这么长，我看他不高兴，以后再也没去。所以那时候，我连哪个张都不知道。

刚解放时，有地方干部到我们村里招人，我想去，但害怕哥哥不愿意，没敢去。

后来动员到新疆，我已经17岁了，就悄悄报了名，我哥知道了，他也不敢拦阻，因为那是政府号召的。

在公社中学集合后，那时你不愿意来新疆还可以回去。我哥去看我想让我回去，我不回去。

集合后天天吃白面馍，在家可吃不上。我们那有火车站，好几个地方都在我们这里集合，等这上火车。

我坐火车走时，没有哭，因为没有父母，也没有恋头。我们村里一起出来两个，那一个比我大，她家很穷，是个童养媳，后来去了14团，找了个河南老头子。我记得我们从家里出发的时间是1952年8月。

坐火车到了西安都下来了，住到一个大招待所，刚开始没有人管我们，随便上街玩。

我们这一批有几个有文化的人拿着地图到火车站打听去新疆还要走几天，一听说还要走十几天，有些人就开始想往家跑，到火车站买票。

那时候火车站一看山东妇女要买票回山东，马上打电话给招待所，从此看管我们就紧了，不能随便出门了。

后来汽车接我们进疆，来接我们的人讲新疆怎么好怎么好，给我们上课，唱《我们新疆好地方》。几天之后我们坐上汽车就出发了。

一个汽车可能坐三四十个人吧，我晕车厉害，直吐苦水。进入甘肃后，听说有土匪，绿篷篷就蒙上了，一路上也不让吭声，悄悄的。我们出发的时候没有发军装，到了新疆以后才发的，在路上只发了被子。

在路上走了近两个月，我们从家走的时候高梁还没出，到了莎车没几天就过八月十五了。

我们没有去迪化，到吐鲁番就往南走了。有的中队分到北疆，有的分到南疆。我们连阿克苏都没分到，在喀什也没有留下，后来分到莎车。

我分到了莎车十团。到了莎车就开始拾棉花，拾完就学文化。1953年春，部队开始整编，先前分到和田的几个中队弄回来了，一些到了莎车。

1953年下半年，我就调到温宿，1954年又到阿克苏，在阿克苏修营房。在温宿的时候是天天学文化，到阿克苏又上了干部业余学校，学会了两千多字。要不是学文化，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哪几个字。1953年刚扫盲完我就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呢。

1955年部队整编，想去地方或农一师都可以。那时候把沙井子吹得怎么好怎么好，是第二个上海，谁不想去上海?我服从分配去了沙井子。

我和1951年、1952年进疆的湖南女兵一共十几个人一起坐汽车去了沙井子，到了沙井子，连平房都没有，都是地窖子，这就是上海?我们都懵了。

我被分到沙井子农一师苗圃场，在那待了一年。1956年元月份又到喀拉库勒(现在的三团)，那里要新建一个农场。

我去了后就开荒。我那时身体好，那么大的胡杨，先把叶子点火烧了，再根，刨出来的根往一块集中，点火烧了。

人家女同志都弄些树叶子烧，男同志抬挖出来的根。我劲大，三个男的加我一个女的一起抬根。

晚上一边烧树根，一边开会。我们白天开荒，晚上住地窝子，人累得很。

冬天我开始吐血，那时年轻不知道，睡觉时觉得嗓子咸咸的，吐掉后点上蜡烛一看是血，大家叫我闭上嘴憋着不要再吐，可嗓子又痒痒的，到第二天早上，我吐了一地黑黑的血。

医生来了，是个国民党军医，那时候条件艰苦，医生没有仪器，没有药，看了一下，就叫我休息几天。休息了两天，还真的不吐血了。

结婚后，老头子就陪我去乌鲁木齐看病。在汽车上，我又大口大口吐血。

一到乌鲁木齐就去了军区后勤部医院，做X光，一检查是肺结核，后勤部医院赶快把我送到军区医院，当时我心里害怕，认为肺结核是不治之症。

去军区医院后，我还希望是后勤部医院误疹了，但一检查，还是肺结核，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在医院住了5、6个月，不让我动，要静养，后来又叫我到呼图壁疗养院，疗养了两个月。

我住院的时候，老头子在军区建筑队当技术员，在奇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照顾不了我。

我出院后，住在乌鲁木齐山西巷，房子挺大，啥家具没有，光是一个床，一个箱子。那时候乌鲁木齐比现在冷，装了个大土炉子，房子都烧不热。

老头子不想待在这里，1958年3、4月份我们又回到阿克苏。老头子在阿克苏建筑队工作，我到百货批发部工作，后来又从批发部调到缝纫厂，在那里收钱。

怀丫头时，恐怕算错帐，就不干了。生了丫头后，自己带。丫头快一岁时，才找了一个维族保姆看孩子，我到建筑公司打工，当临时工，没有多久就转正了。

我在建筑公司的工作是安装玻璃，辛苦也很辛苦，干到1980年退休，算上军龄连续工龄有25、6年。

1957年2月5日我结婚了。我是1954年在阿克苏修营房的时候认识老头子的，是同志介绍的。那时候男的年轻的不多，都三四十岁了，有的男女相差20多岁结婚，可不般配了。找对象我自己有主意，一是不找老家伙，我没有爹也不能找个爹;二是自己没有文化，要找个有文化的。

我的老头子叫詹应文，是陕西蓝田人，1933年8月出生。1949年跟着王震部队进疆，是从陕西招来的文化兵，他在家里小学毕业。

他一进疆就到了温宿十一团，在那里当文书、收发，1954年十一团搬到阿克苏，改称国防团，我的老头在部队上是比较年轻的，他比我大三岁，有点文化，当时是技术员。我在苗圃场和喀拉库勒开荒时，他还到工地上看过我。

结婚后，他也转业了，搞建筑施工，后来在建筑学院进修，取得中专文凭，还当上了工程师。老头子最后在建筑公司离休，1959年入党。

丫头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时候，我去过他的老家一次，在山窝窝里，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前几年去世了。

现在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的儿子现在也在阿克苏工作。前年我们把他弟弟、妹妹接到商丘去和我们一起过年，在我们那里住了20多天。

我来新疆一点都不后悔。我没退休的时候，每年给哥哥嫂子寄钱、寄衣服，退休了才不寄了。

七八年前，我从河南去了山东一次，我哥哥嫂子七十多岁了，家里还是那样。

我给家里买了三轮车，买了一马车的蜂窝煤，还买吃买穿的。和我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那些人过得也不咋样。

他们都说我出去好了，比待在家里强。我现在退休工资也可以，老头子从阿克苏建筑公司离休后，在商丘税务局当甲方代表，除了有退休工资，还有一份工资。

前几年我让老头子不干了，七十多岁的人，盖房子要爬高上低的，攒那么多钱干啥呢!

我们两个在河南买了三轮摩托车，经常逛街，到处转转，前年他开摩托车太快，出了一次车祸，就不开摩托车了。去年我们来乌鲁木齐儿子家住着生活挺好的。我这一辈子就现在的生活最好了，我也很满意。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阿克苏出生的。老大是女儿，1962年2月26日出生的，老二是儿子，1967年1月31日出生，我自己的生日不知道，孩子的生日记得可清楚。

女儿高中毕业后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当老师，1982年调到河南去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到公安厅工作，早就人党了，工作很不错。

这是是一位进疆山东女兵坎坷而又精彩的人生历程，她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也是无数奋斗者的真实写照，让人深受触动。

她的命运起点布满荆棘，自幼缺失父母庇佑，少年时历经战乱磨难，在困苦中艰难求生。然而，她从未向命运低头，在时代浪潮中勇敢抓住机遇，毅然踏上远赴新疆的征程。

从初到新疆时的艰苦开荒，到面对肺结核病痛的顽强抗争；从工作岗位上的辛勤耕耘，到组建家庭后的责任担当，她始终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直面生活挑战，用勤劳的双手和不屈的精神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篇章。

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风貌。

她参与新疆建设的经历，见证了边疆从荒芜走向繁荣的伟大变迁；她与丈夫的携手相伴，展现了平凡夫妻在岁月磨砺中的深情厚谊；她对子女的培养与付出，诠释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她虽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这份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如同一束光，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也温暖着身边的人。

如今，她安享幸福晚年，过往的苦难都化作了珍贵的人生财富。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命运给予怎样的开局，只要心怀希望、勇敢前行，就能在岁月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创造出精彩的人生。

文/姚勇

来源：修为之士